【作者简介】杨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名言。鸟儿飞过空中不曾留下痕迹，而哲学家的思考，常常凝结着时代精华，哲学家的思考诉诸笔端，时时会在哲学的天空留下一朵云……

　　1956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教师家庭。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我并不认为我“生不逢时”，相反，我非常庆幸我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我的哲学研究和学术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际上，“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当然，我们这一代不同于老一代。老一代在战争年代，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度过，我们这一代在和平年代，在不断的精神苦炼中生存；老一代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这一代“敢问路在何方”。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苦苦追求。感谢邓小平！正是他老人家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并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和地。

　　1977年，在那个“解冻”的年代，我走进了安徽大学哲学系，成为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并从此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1986年，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汪老师的学术引导力引导着我真正走进“哲学门”；1988年，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陈老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我走向哲学的深处；而我的挚友陈志良教授的“宏大叙事”能力又推动着我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了哲学研究。我忘不了我的两位导师和这位挚友。从他们那里，我不仅看到了哲学家的文采，而且看到了哲学家的风采；不仅学到了文品，而且学到了人品。由此，我想起了《天真汉》中的天真汉对博学老人高尔同的礼赞：“要是没有你，我在这里就陷入一片虚无。”

　　一、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

　　现在，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如果说当初是我选择了哲学，那么，后来就是哲学选择了我；我适合哲学，哲学也适合我。但是，我最初选择哲学实属“误入歧途”。中学时期，我主要的兴趣是在数理化方面，并且成绩优异；高考之前，我担任过中学数学教师。所以，我最初志向是报考数学。但是，在高考前夕，一位哲学先行者——陈宗明老师告诉我：哲学是一个诱人的智慧王国，中国需要哲学，而你的天赋更适合学哲学。就是这一次谈话，竟使我“鬼使神差”般地在高考前夕改变了最初的志向，选择了哲学。从此，我踏上一块神奇的土地，至今无怨无悔。今天，我已与哲学连成一体，或者说哲学已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离开哲学我不知如何生活。

　　我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不是因为哲学“博学”，无所不知。实际上，“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赫拉克利特），而无所不知的只能是神学。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无所不知自诩的思想体系，如同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

　　我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并不是因为哲学“爱”智慧。实际上，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它给人的生存和发展以智慧与勇气，这是一种“大智大勇”。如果说宗教是关于人的死的观念，是讲生前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那么，哲学就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的有价值和意义的。

　　我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也不是因为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整个世界“普遍联系”的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实际上，哲学并不同于科学。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成为“多余”的了。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对哲学能力的本质做这样的期望和要求未免过于奢求。”

　　我之所以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我的心路历程的牵引线是：哲学关注着人，与解答“人生之谜”密切相关。无论哲学是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关注的都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都是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哲学之所以使哲学家们不停思索、寝食难安，就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关注着人，关注着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规律。哲学总是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本体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之谜的深层理解与把握，因而构成了人生的“最高支撑点”，或者说，构成了人的“安身立命”之根和“安心立命”之本。

　　哲学关注人，并不是说哲学要研究人的方方面面。对于哲学来说，重要的，是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解答“人生之谜”。在我看来，人生观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医学、生物学、考古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等都不可能解答“人生之谜”。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这个问题，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这个问题，亿万次计算机也算不出这个问题；人生观是个哲学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

　　饮食男女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是一种社会现象。托尔斯泰的《复活》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引起不同读者的共鸣，就是因为《复活》所着力刻划了聂赫留朵夫身上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种冲突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存在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是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的关系：凡是顺历史规律而动、推动社会发展者，英雄，流芳百世；凡是逆历史规律而动、阻碍社会发展者，小丑，遗臭万年。历史已经表明，任何英雄乃至伟大人物一旦违背历史规律并同人民群众相对立，其结果只有一个——“霸王别姬”。

　　这就是说，人生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人生观就是世界观。在哲学中，既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作为理论基础的世界观，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人生观。在哲学中，世界观与人生观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换言之，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人生观，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反之，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我赞同并欣赏费希特的这一见解，即“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冯友兰）。实际上，哲学不可能使人“成为圣人”，但哲学能使人崇高。学习哲学，能够培养人的高举远慕的心态、执着专注的意志和慎思明辨的理性，从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哲学思维的作用就在于，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引导人走向崇高。正因为如此，“认识你自己”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我不断地走向哲学、走近哲学、走进哲学。感谢哲学！它使我“看透人生”“看破红尘”，使我“波澜不惊”“荣辱不惊”，从而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寻求、创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我之所以从“误入”哲学到如此“钟情”哲学，更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学说。正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我体验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透视出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看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远景。在众多的哲学体系中，我选择了马克思的哲学，我的研究方向和人生信仰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重读马克思

　　当然，我注意到，对马克思哲学的争论持久而激烈。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在世界范围引起如此广泛、深入、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地变换中，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于是，我开始重读马克思，并企望走进马克思。1995年，我在《中华读书报》明确提出：重读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或无病呻吟，而是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实际上，“重读”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个观点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促使人们“重读”。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歌德重读拉菲尔……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的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凸现出来了，哲学家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当代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由此发出这样的感叹：“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包括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的哲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在我看来，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得到发展或被误读了；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又进行了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国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看，马克思的哲学是在阐述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高原则；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这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

　　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

　　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面前矗立起一座座巨大的英雄雕像，我深深地体悟到哲学家们追求真理和信念的悲壮之美；我的脑海映现出一个多维视界中的马克思，我深深地理解，在世纪之交、千年更替之际，马克思为什么被人们评为“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三、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领悟哲学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哲学是什么，哲学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

　　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全部知识的基础”和“一切科学的逻辑”，是“最高智慧”。可是，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关注并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意义的失落”和“人生的危机”；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石里克）

　　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研究的是“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霍克海默），“理智地消除以至推翻既定事实，是哲学的历史任务和哲学的向度”（马尔库塞）。

　　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现象印证了黑格尔的见解：“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它的本质，对于它应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的确如此。作为同原始幻想相对立的最早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是同科学一起诞生的。然而，对于什么是哲学，又从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存在超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学的统一的哲学定义，不存在为所有哲学家公认的哲学定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不同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仅哲学观点不同，而且哲学理念也不同。哲学是什么、哲学的位置在哪里因此成为最折磨哲学家耐心的问题，由此导致哲学“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从头做起”（石里克）。

　　在我看来，这是科学史、思想史的正常现象。科学史、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或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要回过头去重新探讨像自己的对象、性质和职能这样一些对学科或学说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哲学不仅如此，而且更为突出，用石里克的话来说，这是“哲学事业的特征”。

　　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哲学的位置是由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从直接性上看，哲学的位置是由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的。不同时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具有不同的位置。古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古代哲学的“知识总汇”这一位置；近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的科学”这一位置；现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分化为科学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其理论主题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必须关注政治，凸显自己的政治性。早在马克思哲学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指出：哲学和政治的“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因此，哲学的批判要“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马克思）如果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那么，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哲学政治化，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

　　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学家想方设法远离甚至脱离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没有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说服力，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难获得人民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拥护。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哲学既离不开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后果。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哲学的政治效应体现和实现出来的。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并透过一定的认识内容而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体现着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如此，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这样，高深莫测的结构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凸显自己的革命性。“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

　　这就是说，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联系到马克思后来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哲学这种批判性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这种批判就是要“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真正现实”，从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并由此“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批判的哲学”。哲学不是黄昏中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仅仅进行事后的“反思”；哲学是黎明时分“高卢雄鸡的高鸣”，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换言之，哲学是反思、批判和预见的统一。

　　哲学的批判不是对事物的现象的批判，而是对事物的本质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哲学的批判不是对事物的“后果”的批判，而是对事物的“前提”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因此，哲学批判应是对事物的本质批判和前提批判，是本体论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必须关注改变世界，凸显自己的实践性。哲学不能仅仅“为了认识而注视外部世界”，相反，“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从而使哲学这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就“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之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马克思）

　　这就是说，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因此，哲学批判必须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和实践批判结合起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

　　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的哲学关注的不是所谓的世界的终极存在，而是人的现实存在，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对象、现实、感性”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本身也是在实践活动中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因此，要实现人类解放，就必须改变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哲学家们”把存在看作是某种超历史的或非历史的存在，以追问“世界何以可能”为宗旨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看作是历史的存在或实践的存在，以求索“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宗旨而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宗旨是“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的哲学因此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学说。

　　这，就是马克思视野中的哲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