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阿财,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荣誉主任。

　　对西方民间文学理念的引进,引发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抬头;大小传统概念的运用,促进中国俗文化研究的兴起。敦煌文献中有丰富的俗文学作品,四川大学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展现出语言学、文献学、文学史和敦煌学、佛学等学科交叉综合的特色,尤其以白话诗为研究核心,贯串了各类敦煌俗文学,为后学提示了突破俗文化研究的入口。在此我想就俗文学研究略谈一二。

　　一、俗文学与俗文化的关系及发展

　　敦煌文献中包含了大量俗文学作品,相较于传统雅文学,其特色即在文学形式的通俗化,文学语言的俚俗口语化、文学内涵的世俗化,总体展现了广大底层群众日常生活文化,与士大夫雅文学“诗言志”的传统文化迥然有别。讨论俗文学就会提及另一个概念,即俗文化,同样,俗文化与传统雅文化也有所区隔。我对于“俗文化” 的理解,以为:文化、文学是全民族各阶层文化、文学的综合体,原无雅、俗之分,但由于过去教育不普及,识字率不高,文字记录的文献与文学创作,始终为上层社会精英分子的士大夫所掌控,因此雅文学、雅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主流,广为流传,而为后人所熟知。实际上,除雅文学、雅文化之外,还有大量的俗文学、俗文化始终存在,流传在广大群众的生活中,且历久弥新。雅、俗是对举的,并无所谓的高低之别。只是俗文学、俗文化在过去未受到重视,加以传世文献鲜有纪录,以致后世甚少探究。

　　“俗文学”“俗文化”的提出与学科研究的建立是近代才出现的。“俗文化”更是随着俗文学的兴起才逐渐受到重视。其历程当是19世纪70年代,西欧学者广泛使用Folk-lore这个术语,并确定其含义为“民俗学”,即“关于民众智慧的科学”。当时的概念是广义的,指的是民间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文化表现。“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引进这个名词,具体地译为“民间文学”,沿用至今。

　　1938年郑振铎曾开宗明义地指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1将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划上等号,如此一来,中国文学的研究,雅文学与俗文学二分法也就逐渐成型。

　　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将社会的文化形态以简洁的二分法进行划分。2这一提法随即引起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重视与运用,台湾大学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文化的图像》3一书中更将此概念运用在中国文化的研究,并对应于中国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此后有关俗文化的论述也就时有所见。

　　我以为“俗文化”的“俗” 与“俗文学”的“俗”,同样含有“通俗”与“世俗”的双重意涵。“俗文化”是最能展现民族化、大众化,且最能呈显民族特色与群众风格的文化,更具有个人与群体,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特性,是最能贴近地域、最接地气的文化表现。就文化发展与演进而言,也是具有继承与创新的传承性与变易性,使其文化得以历久弥新。

　　俗文化的研究与俗文学、俗语言、俗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俗文学与俗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俗文学透过通俗的文学形式,以浅近的通俗语言,叙述群众日常生活的事物及现实社会的切身议题,真实地反映时代、地域、阶层的生活百态,表达大众的共同思想,透过这些世俗的语言、智能、思想、信仰具体地呈现了俗文化的内涵。以项楚先生为例,他的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学术研究,除了展现敦煌俗文学研究发展的脉络外,更提示了俗文学文献的精确校录与深入的理解,是了解各时代、各地域、各族群俗文化的一种途径,也表明“俗文化是俗文学的土壤,俗文学是俗文化的窗口”。

　　文学与文化的雅俗,不是高低之分,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俗可提升为雅,雅也可下降为俗,雅俗可随时空、阶层的转换而接受、改变与转化,展现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这无疑是俗文化研究深意之所在。

　　二、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俗文学研究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数量庞大,种类繁杂,但从中国文学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当然非讲唱变文莫属。敦煌变文的整理研究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崭新园地,除了丰富唐五代讲唱文学的文本外;更有助于了解中国俗文学史,特别是讲唱文学的早期样貌,提供宋、元话本,明清弹词、鼓词、宝卷等俗文学体类溯源的实证;同时也有助于廓清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脉络,订正了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元话本与明清通俗小说传承关系的偏差;更提供考察唐五代俗文学、俗语言、俗信仰的具体材料。除了讲唱变文,敦煌文献中诗歌与曲子词也数量可观,其中既有中原地区的作品,也有敦煌当地创作的作品;有传统文学经典如《诗经》《玉台新咏》等一类作品,也有唐代文人雅士李白、李峤、高适、白居易等作品,更有流行于民间的白话通俗诗歌。

　　对于敦煌俗文学的研究,项楚先生的论著,学界夙多评介,尤其集中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论者大多着眼于校勘精确细致,考据详赡确凿,注释周详精审,对其镕铸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的治学特色,也有高度评价。2019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项楚学术文集》,4收入的论著,除《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外,七种九册,都是以敦煌文学文献为主,其中《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更是敦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之专著。这些论著中并未见有刻意标示俗文学或俗文化,然其研究对象主要以变文、王梵志诗、白话诗歌、佛曲歌赞等敦煌文学文献为主,这些论题都是过去未见,而且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忽视的俗文学作品。

　　除学界既有的评价外,我以为项先生在研究面向的选择,可谓慧眼独具。他掌握了敦煌俗文学的文献特色与实况,从变文入手,然后再扩大到敦煌白话诗、佛曲歌赞等,透过语言学、文献学、敦煌学与佛学的交叉综合研究,呈现了这些俗文学的特色与可贵的俗文化意涵,获得高质量的丰硕成果。特别在校录、注释及解读这些俗文学作品时,能充分地阐发作品表现的俗语言、俗信仰、俗思想等具体面貌,开阔了敦煌俗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更引领着俗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向,贡献良多,影响深远。

　　在俗文学研究中,项先生特别聚焦在具有通俗白话特性的诗歌写本,他在《敦煌诗歌导论》书中,除关注敦煌诗歌写本具有“和中原诗歌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佛教诗歌占有很大的比重”“保存了大批下层人士和民间的作品”等特点;更将敦煌诗歌分为“文人诗歌”“释道诗歌”“民间诗歌”“乡土诗歌”“王梵志诗歌”等五类。 “文人”“释道”“民间”诗歌的分法,盖就诗歌作者的身份来论,这三类大体上已可概括全部的敦煌诗歌,也已兼顾到敦煌诗歌的阶层性。然而“乡土诗歌”的立目,则着眼于相当数量具有浓烈乡土气味敦煌本地人士的作品,强调敦煌诗歌的乡土特色,凸显着对敦煌俗文学特性的确切掌握。

　　对于最为耀眼的“王梵志诗”自立一类,主要跳脱历来诗歌以典雅为正格的窠臼,着眼于其语言的口语、鄙俚,风格的辛辣、谐讠隐。任二北先生曾以 “早、多、俗、辣”来概括王梵志诗的整体印象,5“俗”“辣”二字正是王梵志诗在语言与内涵所表现的俗文学特色。《王梵志诗校注》是项先生敦煌文学论著中研究最深、影响最广的代表作。除了精确的文本校录外,其详赡的注释与透辟的解读,更将王梵志诗所反映庶民大众的情感、语言、思想及信仰一一检视,藉以展现唐五代世俗大众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人生观。

　　继王梵志诗研究后,以项先生为主导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团队,微观、宏观并重,大力倡导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唐代白话诗研究;立足于微观的校注基础,展开通俗白话诗歌发展的历史宏观考察,《唐代白话诗派研究》6的出版是此一理念的落实。俗文学是具体集中表述俗文化的载体,其最贴切、最为自然又最能酣畅淋漓展现俗文化的便是口语白话,从敦煌变文、王梵志诗、寒山诗再到唐代白话诗派研究,贯串了各类俗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后学提示了突破俗文化研究的最佳入口。

　　注释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页。

　　2Robert Redfeild,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3李亦园:《文化的图像》,台北 :允晨文化出版社,1992年。

　　4收入《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柱马屋存稿》《柱马屋存稿二编》,计八种十一册,凡五百万言。

　　5任半塘:《〈王梵志诗校辑〉序》,《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第86页。

　　6项楚、张子开、谭伟、何剑平:《唐代白话诗派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