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文科的建设理念不能仅仅重提跨学科交叉或文理科交叉的旧话,而应该放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来进行理解。新文科建设首先要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知识生产上寻求知识的增量建设,而不是知识的存量重组;新文科要在世界的视野中,重新观察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提炼出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的知识话语。其次,新文科应该重新思考与探索人的培养,在立德树人上彰显新文科建设的中国文化内涵与路径。

　　关键词：新文科；中国经验；知识增长；立德树人

　　作者简介：陈凡,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何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

　　基金：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2019年度重点课题“文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内涵及培养路径研究”(2019-007)的研究成果。

　　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旨在切实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同时,将2019年定为新文科建设启动年,“新文科”因此而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中需要认真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文科包括了人文与社会科学,我国通常概之为哲学社会科学,无论怎样称呼,具体所指的学科系统大家应该是清楚的。因此新文科建设,关键是在于这个“新”是指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个,才谈得上如何建设。

　　一

　　一个最熟悉的提法就是,新文科要努力进行学科交叉,在学科边界上形成与拓展新的知识领域,尤其是要与科技相结合,实现文理交叉,对文科来说,就是提升文科的科学性,从而推进新文科的建设。毫无疑问,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以此来理解新文科,似乎又只是老话新说,因为强调文科的科学化几乎是现代中国学术自始即高悬的目标与前进的方向。如果说具体一点,上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在文科中的运用,就是刚过去了的潮流。文理科交叉是如此,跨学科交叉也是如此。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跨学科交叉、文理科交叉是新文科的建设内容,这样的交叉当然是推进包括文科在内的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问题是跨学科交叉或文理科交叉,一直以来是强调的,这里只有做得到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有与无的问题,因此很难以此来理解新文科的“新”。甚至可以说,如果将新文科的建设聚焦在跨学科、文理科交叉上,实乃了无新意。

　　也许有人持论,当代的科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有些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活,因此,今天强调文理科交叉具有以往不同的深度与广度。这当然也是对的,而且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也会带来性质的改变。只是,这样的推进足以表证文理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而不足以彰显新文科的“新”,因为这些仍然是以往倡导的延续。

　　真正厘清新文科的建设理念,不是仅仅重提学科交叉这样的旧话,而应该放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来进行理解。高等教育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知识经济的到来,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已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扩大知识生产与培养人。在这个过程中,同步实现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可以说,知识生产与培养人既是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内容,又是推进与提升高校发展的真正动力。与此相应,包括文科在内的所有学科则是知识生产与培养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知识分类形态。这种知识的分类形态,即学科,一经形成,便毫无疑义地影响甚至左右着知识的生产与人的培养。只是,这种影响甚至左右原本是正常的,而且也并不可怕,因为知识生产与人的培养的内在要求会以问题为导向,不断突破既有的学科边界,并迫使学科作出相应的调整,跨学科交叉与文理交叉就是这种调整的具体实现。换言之,学科交叉是知识生产与培养人的结果,虽然一旦型塑成新的跨学科,新的学科会强有力地影响后续的知识生产与人的培养,但知识生产与培养人是根本的内在动力。

　　二

　　由此出发,新文科的建设首先应该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知识生产上寻求知识的增量建设,而不是知识的存量重组。

　　无论什么知识,首先是对现象世界的认识,文科则是有关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知识系统。我国现代的高等教育与知识体系是20世纪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而从西方植入的,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知识话语,都源自西学。由于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一致的,因此这样的西学植入具有它的普遍性与有效性;但对于文科而言,由于观察与研究的对象是在历史中演化而成的各具特殊性的人类社群,因此形成的知识话语与系统便自然具有相对性。这样讲,并非全然否定文科的知识具有普遍性。相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文科依循西学而设置,已足以表证文科知识所具有的普遍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历史现象及其复杂性,诚乃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出现过的,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日趋推进,中国所呈现出的特色越来越明显,无论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中国与西方之所异远胜于所同。针对这种现象,源自西方的文科知识话语在认识与分析上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是显见的事实,也是学术界为什么要提出发展中国自身的知识话语的原因。新文科建设的首义应该在此,这是基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要求所呈现出来的。换言之,这是基于知识生产而提出新文科建设的根本性质。

　　如果这样的理解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么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与建设思路也能依此而大致获得认识。新文科建设的内涵主要应该围绕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来展开。强调中国,并不完全是因为新文科的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所提出的任务,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客观的巨大存在,无论是人口、地域、经济总量,还是制度、文化、历史。在关于人类知识的增量生产上,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其所提供的远非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认识价值,而几乎是一个文明形态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一旦确立,也不只是具有中国性质的地方性知识,而是与源自西方的知识相映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

　　除了中国这个地理空间外,改革开放的40多年则构成了这一认识的时间维度,而且这个时间维度是向前回溯的,要解释清楚40年,需要回溯新中国成立70年、废除帝制建立共和以来的百余年,甚至到近代开始以及传统中国。简言之,既有的文科知识话语主要是源自西方的经验观察与分析,新文科的建设应该开辟源自中国的经验观察与分析。改革开放的40多年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对象与切入,实乃这40多年所呈现的中国现象既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巨大转型,又是西方提供的知识所难以解释的。至于还要由这40多年向上回溯,则是因为这40多年所发生的巨变,决非无来由的,而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回溯越是深入,现实的认识越是真切。

　　毫无疑问,新文科的建设要以中国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以此探索建构中国自身的文科学术话语,并不意味着不看世界,更不意味着摈弃既有的源自西学的学术话语。今天的中国早已如梁任公当年所讲,由中国的中国进入世界的中国,观察与分析中国现象,必须置于世界的视野中进行,实无须赘言。至于既有的源自西学的学术话语,虽然在解释当代中国时发生困难,但并非全无价值;事实上任何新的学术话语的形成,必然基于已有的知识话语,而难于完全摈弃。只是,新文科的建设要高度自觉地意识到既有的知识话语所存在的有限性,而且这种有限性是由于它的观察与分析对象的限定所造成的,因此当观察与分析中国时,不能拘泥于既有的知识话语,而要探索能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与知识中提炼出新的知识话语。

　　总之,在世界的视野中重新观察与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进而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充分吸收既有的与不断新出现的西方文科知识话语,提炼出有效解释中国现代化的知识话语,不仅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新文科,而且能够贡献于整个学术世界。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且举一例。冷战结束,中国和平崛起,世界秩序面临重构。以西方的知识话语,在表面上动摇甚至放弃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西方提供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显然这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理念与事实,更不符合中国的当代价值与利益,和平发展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过程,也是根本诉求,因此西方提供的知识话语显然无法适用于中国,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而这一方案所依托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以及价值理念正是中华文明所推崇的“和而不同”与“协和万邦”。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植根于中华文明而直面当代中国与世界所提出的新知识话语。

　　三

　　其次,新文科的建设应该重新思考与探索人的培养。人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这个培养在现代社会主要是知识导向的,但也是含有价值取向的。为了更有针对性,这里着重就价值取向来讨论,也就是聚焦于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职能来讨论,因为以价值取向为主要特征的立德树人可以认为是文科相较于理科更重要的职责。

　　立德树人的着眼点既在“德”,又在“人”。之所以要标示“人”,是为了要与“人才”培养的概念相区别。人才着眼于人的有用性,具有工具性的导向;人则是着眼于人本身。强调这个区别,并不意味着人与人才完全是不相关的,甚至是冲突、对立的;人才可以理解为人的上位或下位概念,或者别的关系。但是,人与人才的区别仍然是显见的,最核心的区别是在于人才的关注点是在工具性,而着眼于人的关注点在人本身。人就是自足的观念,人是人自身存在的依据。而人作为人自身存在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人赋予自身以内涵,这就是德。立德是人的培养的目标。但是,要明确这个内涵或目标,自然先要有关于人应该具有的德的确认,德的确认也就是人的确认。然而,恰恰这个关于人的确认是很困难的问题,因为“人是什么?”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构成了有关人的一切知识的永恒主题。不过,虽然在理论的层面给予一个界定显得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诉诸我们的日常经验,当我们听到“你这个人真不是个人!”这样的谴责时,又足以表证在这个吊诡的命题中,人们似乎都有关于人的清晰界定。如果追问下去,一定不难发现,当这个命题出现时,决不是那个人缺乏某种工具性的能力,相反可能是那个人的工具性能力很强,只是那个人缺乏自身所处社群所认同的人所应该拥有的德性。人们可以直观地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德性,但对于德性的界定却往往歧义众生。这自然给人的培养带来挑战。

　　现代高等教育是建立在知识细分的基础上的,而知识的标准是可以测定的有效性,不是难以界定的德性。工具性导向的人才培养是对有效性原则的贯彻,本身无可厚非。人才本身也是人的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也是居于核心位置的。问题是当工具性导向的人才培养几乎成为高等教育的全部,德性的思考与修习没有相应的位置,其结果便是工具性的追求致使人的功利欲望膨胀。功利欲望自始就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动机,本身也无可厚非,只是于今为烈的是,这台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云霄,以至于培养人的大学受其驱动,致力于生产各类有用的人才,以应对社会的需求;而且,作为教育生产链的成品终端,大学的人才生产目标,成功地引导着下游的生产线,使得工具性人才生产的精神获得基础教育,乃至学前教育的高度认同,清晰明白地彰显在“不能输在起跑线”的广告语上。当各类有用的人才奔竞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时,复使发动机更为强劲。然而,发动机不是方向盘,虽足以提供动能,却不能引导方向,引导人类前进方向的还是应该关于德性的思考与培养。

　　德性的思考与培养,很难属于具体的工具性的专业知识,尽管这些专业知识的学习也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帮助。德性的养成需要人们超越工具性的专业知识,在统合贯通各种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来思考与修习人自身。这里所说的统合贯通各种专业知识,并不是在学了各种专业知识之后,而应该是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能够保持另一个统合贯通的维度,它不是指向工具性的,而是统合贯通于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的。

　　然而,现代知识的细化已使得古代哲人才能洞见的“知识无涯性”尽显无余地成为现代人的常识,工具性的专业知识学习似乎已完全耗尽了人的精力。如何在工具性的专业训练的同时获得“人”的培养,已溢出专业知识的教育能力,因此在现在的高等教育中常常寄希望于通识教育。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一方面,即便在相当成熟并已形成某种通识教育传统的欧美大学,通识教育如何应对现代文明仍然是严峻的课题,因为它的基本理念仍然是人的工具性导向的,而不是人的德性导向的。德性的培养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是由基督教承担的,尽管现代化在西方呈现为去基督教的世俗化,但作为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一功能即便不再是牢固的存在,至少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着有效的转化。另一方面,在中国,由于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建立于西方知识系统上的,或者说,是与自身传统相脱离了的,这意味着德性的培养传统被抛弃,引入的西方现代化又是与基督教传统相分离的,因此,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实践中,通识教育在性质上虽然是西方式的,但由于失去了德性的维度,其知识的统合贯通便成为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流为专业知识的肤浅拼凑,或者干脆流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宣贯。意识形态的教育是必要的,但意识形态教育同样应该是深植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厚土壤中的,否则便是悬空了。换言之,我们的高等教育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职能上多少是陷于一种悬空的状态。

　　由于文科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知识,因此,改变上述这样的悬空状态,就应该是新文科建设重要的内涵;而由上述关于通识教育的举例,则可以进一步表明加强新文科立德树人内涵建设的重要路径,就是要重新接续被近代以降的现代化进程所强行打断了的中国文化传统。换言之,新文科建设落实到立德树人,其重要的路径应该是致力于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解释与创造性发展。事实上,在这里,立德树人的同时,也就是知识生产,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推陈出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立德树人上彰显新文科建设的中国文化内涵与路径,决不能理解为新文科建设的自我逼仄。在全球化的当代,应该而且必须基于国际化来培养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新文科建设中彰显甚至强化中国文化,完全是一个有所针对的具有历史意味的概念。近代中国开启的现代化转型是以全盘西化为基本导向的,现代化被简单等同于西化,中国文化被视为现代化的负赘,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务须加以革除的。对百多年来的这一现代化探索,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地予以否定,认为完全就是错了,因为历史中的探索总是有着自身的必然性,或者至少是某种不得已;即便这样的探索已证明是完全错了,它也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成为文化的有机部分,而且对于当下的我们,这部分更呈现得清晰而有力,不能作简单否定而陷于某种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在经过了中国文化的自我革命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我们至少不会,也不必继续像前人那样,强烈地要脱胎换骨成为西方人,我们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终究可以是,也应该是中国人的现代化,而不完全是西方的现代化在中国。因此,基于中国文化的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中国意义上的人,但这个中国的人并不是与西方人、或者其它的人不相容的,大家其实都只是住在同一个村庄的不同社群而已。

　　综上所言,新文科的建设是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背景下提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愿景,有着明确的时代要求,同时又负有深重的历史责任。我们从知识生产与立德树人两个维度简单地作了以上的思考与阐述,通过把重心聚焦在知识生产的现实内容与立德树人的德性培养,彰显新文科建设的性质、内涵与建设思路。显然,这只是一个大的框架与个案式的说明,远不是新文科建设内涵的全面阐述。但是,从这个大的框架与个案式的说明,我们仍然强调它彰显了新文科建设的性质、内涵与建设思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框架与说明对于新文科建设的理解与推进是关键的。要而言之,新文科建设要在知识生产与立德树人两个维度上展开:在知识生产的维度上,要直面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现象,在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脉络中,吸收外来知识,给出自己的解释,从而提炼出中国的学术话语;在立德树人的维度上,要能够深刻反思近代以降的以反传统作为前提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基于中国文化来立德树人,通过文化认同,培植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