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崇德，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他于1941年生于浙江省象山县，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专业，1978年回母校读研，师从朱智贤教授，1980年留校任教，1984年获博士学位。

　　林教授长期从事发展心理与教育心理学教学与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160余篇（其中1/10发表在SSCI或SCI收录的期刊上），出版学术专著16部以及《林崇德文集》（全12卷），主编《心理学大辞典》《应用心理学书系》等多部大型工具书和心理学系列教材，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20多项，荣获多项国家级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奖，以及“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师德标兵”“全国杰出科技人才”等称号。

　　新时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横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位教育学（心理学）博士，林崇德教授长期致力于心理学与教育学研究，硕果累累，是公认的心理学界泰斗，对我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通过心理学为我国基础教育实践奠定了科学基础，大大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被誉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播火者”。

　　9月12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林崇德文集》（全12卷）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集中展现了该校资深教授林崇德60年核心学术思想与理论成果的结晶。近日，记者对这位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进行了专访。

　　教书育人架起师生之间的心灵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报》：林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我国心理学界和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您能否讲一讲为什么投身于此领域？

　　林崇德：1960年，我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受上海市劳动模范、我的班主任孙钟道老师的影响，我也想当一名像孙老师那样的好老师，成为一名教育家。于是，我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把23个志愿全部填写了师范，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教育系首届心理专业的学生。为什么要选学心理学，其实我当时对心理学一窍不通，只是朴素地想到，当老师必须从学生心灵入手。在我朦胧的认识中，心理学似乎就是一门研究心灵的学问。

　　1965年是我大学毕业之年，也是中国心理学从初步繁荣走向全面停顿的转折之年。我学习了5年的心理学已无用武之地，被分配到北京从事基础教育，先后在两所基础薄弱之校任教，一干就是13年。可能受当年“志愿”的影响，我对担任中小学教师无怨无悔，全身心投入：当好班主任；教好课；做好校办工厂厂长；主持好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在这13年的基础教育工作中，我最大的感受是：教书育人是有规律的，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架起师生之间的心灵桥梁。应该说，我这13年干得不错，1977年，在教育走上正轨时，我被评为北京市朝阳区优秀教师。

　　1978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专业恢复招生，但专业教师极端缺乏。母校想起了当年的“好学生”，要调我回校重操旧业。为振兴中国心理科学，时代呼唤着归队，我只能含泪离开自己深爱的基础教育界。在回母校的过程中，我带回了5篇在中小学工作之余收集数据并撰写完成的研究报告，涉及聚焦先天与后天关系的心理发展规律、双生子智能与性格的研究、儿童青少年数学能力发展及其思维结构的研究、品德不良中学生心理追踪研究等。经恩师朱智贤教授（下称“朱老”）的推荐，我竟然成为1979年中国心理学会恢复活动后首次学术大会上的报告人之一，报告的主题是智能发展及其结构问题。我对品德研究的论文，则由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徐联仓先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彭真同志（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推荐。彭真同志责成教育部等单位为我召开一次研讨会，该文成了我的成名作，这是我对教育与心理学研究的开始。

　　在这初入杏坛心灵的交响乐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三点：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它是基础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中小学是心理学研究一块难能可贵的实验宝地；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将成为我终身研究的重点。

　　围绕教育与心理发展主题推动学科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了解到，您在学生时期就有创建中国自己的心理学学派的志向。请问您的这一理想目前的实现状况如何？

　　林崇德：对一个高校教师说来，他的成长离不开师长的培养；而他自己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又是衡量其素质的根本标准。我的心理学功底是北师大心理专业的老师们给的。当年的北师大心理专业名家多，按照专业课程的开设次序，彭飞、张厚粲、朱老和章志光等教授先后给我们上课，可以说我今天的讲课风格是他们讲课特点的综合体现。

　　当然，对我系统培养、扶植的是我的恩师朱老。朱老是一位学术大家，是中国发展心理学的奠基者。他对我人品上的最大影响有两点：一是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党的热爱；二是创新精神。如原杭州大学老校长陈立教授给朱老的一封信中所言，“新中国成立后，心理学界能就一方面问题成一家之言者，实为少见。老兄苦心深思，用力之勤，卓有硕果，可谓独树一帜”。

　　从思维认知到品德社会性，从非智力因素到心理健康，从教师心理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等，我的研究内容来自自己的课题，我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和科技部等20多个大大小小的项目。谁来操作完成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的弟子们。在科研中，他们展示了品格、智慧和才干，使我萌生了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之信念。

　　我的学生俞国良教授鼓励我创建一个学派，我说已经形成了。从朱老到我，从我到董奇教授，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较庞大的团队。我们围绕着教育与心理发展的主题，做了许多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学科建设工作，是否已成为与众不同的学派，我不想妄加评判。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和中国心理学界，秉持怎样的精神开创中国学派？

　　林崇德：这里，我想谈谈自己所追求的数个坚持。

　　一是坚持走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道路。心理学是科学，科学无囯界。但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往往又打着文化的烙印。中国人的心理既具有全人类性，又体现中华文化的特点。因此中国心理学必须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着力走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路子。我们要努力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努力在借鉴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积极地挖掘本土的智慧与方法论；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我深深地体会到，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能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

　　二是坚持科学精神。从我1960年考入北师大学习心理科学那天算起，至今正好是一个甲子，我和心理学打了60年的交道，我热爱几乎用毕生来研究的心理学。我懂得在心理学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的重要性。我在心理学研究中重视这样几个原则：实事求是、注重客观标准、相信事实、强调实践原则，主张在中国实践中研究心理学；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作为研究心理学的方法原则，不仅要运用心理统计学，还要涉及模糊数学和数理逻辑，因为心理现象具有模糊性，讲究范畴，惯用推理；国际化原则，强调开放体系；科学的自由探索原则，我提倡中国心理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有一定权威的心理学家更要谦虚谨慎，聆听各家的意见，切忌盛气凌人、以势压人、一人说了算。

　　三是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我出身贫寒，从高中到大学，都是靠人民助学金维持生活、完成学业的。我的座右铭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我的最大信仰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对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我赞同唯物辩证的心理发展观：与任何事物一样，心理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引起这种心理发展变化的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心理的发展变化，既有量变又有质变，量的积累是质的发展变化之基础。与此同时，我也赞同唯物辩证的心理反映论，即我协助恩师朱老提出的实践反映论，强调实践反映人的认识，具有决定性、社会性、主体性、发展性、能动性和系统性等特点。

　　四是坚持系统的原则。受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以及现代系统论的影响，我比较喜欢整体性或系统性的原则及原理。人及其心理发展是一个系统或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项心理学具体研究都是一个整体或由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这个原则促使我追求系统整合的心理学观。系统观使我懂得教育与心理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多历程、多形态、多成效、多争议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系统观促进我构建了诸如思维结构、品德结构和学科能力结构等心理学知识体系；系统观成全我完成20多项重要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项目。

　　五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我自己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使我懂得：没有心理学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深入研究一系列相关的现实问题，即使研究了也水平有限；如果没有扎实的实践基础，研究了半天也是空泛无味，没有应用价值，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创新价值，更重要的是广大老师及百姓不买账，所以我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不偷懒、不懈怠。如果今天我在心理学界与教育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因为我在大大小小项目的研究中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作风。我们的很多研究，靠的是众弟子的力量、团队的力量、各相关课题组的力量！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董奇和申继亮等教授的辛勤投入，没有他们，哪能有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坚持20多年（1978—2002年）的学习与发展、教育与发展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中获益中小学教师超万人，获益学生超过30万人。

　　推动心理学研究中国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心理学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您能否讲一讲应如何做中国化的心理学研究？

　　林崇德：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是中国老一辈心理学家的共同愿望，尤其是潘菽院士和朱老在他们的著作里作了精辟的论述。到了我们这一代，车文博、沈德立、黄希庭和我等心理学家，更是极力倡导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

　　早在1985年，我就在《心理发展与教育》创刊号上发表了《试论我国儿童心理学前进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了“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1989年，我又专门在《心理发展与教育》上发表了《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论述它的内涵、需求、层次、途径和体会。2010年，我与弟子辛自强教授再一次在该刊上以《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为题，进一步探讨了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并指出如果不能在世界背景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心理学不可能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地位。要建立我们的知识传统，必须强调研究的中国化。也就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必须警惕以“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的名义，把中国完全变成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试验场，更不能把自己变成西方同行的中国数据收集员。

　　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其含义有三。一是要研究中国现实的问题。二是要在借鉴来自国外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同时，充分挖掘本土的智慧、方法论与研究方法。三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心理学知识体系，特别是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已取得一定成绩，那么，未来的中国心理学应如何更好地发展？

　　林崇德：在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心理学家已经作出了努力，大家都有不少感受。我这里就几个宏观问题提出四点想法。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中国心理学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动摇。

　　第二，要用系统的观点来安排心理学的研究课题。能否以带有开拓性的战略眼光深入有关领域的实践中，去发现“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心理科学发展的生长点，或看准有希望的方向抓住不放，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在中国文化和现实中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坚持在中国文化和现实实践中研究心理学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它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心理学各项工作都密切结合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需要的实际，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诸工作实际的需求，并为之有效服务。

　　第四，组织各方面的人才，融合多学科的知识，共同研究心理学。这里的关键是以提出问题为研究导向，开展心理学的科研协作，进行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研究。

　　上面四点想法的目标是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力求体现心理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发出心理学的中国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执委委员，您能否谈谈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化现状？

　　林崇德：我国有一批心理学国际化的先驱者。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荆其诚、张厚粲和张侃等先后当选为国际心理学联合会的副主席。由于他们的努力，2004年在北京召开了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国际上著名心理学家都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云集了6000多名国内外心理学家，为中国心理学国际化展示了辉煌的一页。

　　1978年后的40多年，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下，中国心理学空前活跃：一是队伍逐步扩大；二是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三是冲破禁区，深入研究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四是广泛开展心理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1999年，科技部在制定2010年科技发展规划时把心理学纳入国家优先发展的18个领域之一；2004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这两件大事都说明中国的心理学开始进入昌盛时期。

　　中国的心理学国际化，是提高我国心理学学术水平的基本决策。这里的国际化，既包含着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又必须坚持国际心理学研究标准并与国际接轨。在具体措施上，要认真地找出我们与国际心理学的差距，进而努力缩小这种差距；要踊跃地在国际心理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以此作为检验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和展示学术成果的一个窗口；要积极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参加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与论坛，以密切我们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关系；要畅通人员交流渠道，创造条件，能派得出，又能回得来，使更多心理学家逐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水平；要购置新资料，购买先进仪器，以提高知识水平，改善研究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化进程中，有着怎样的启示？

　　林崇德：我们在坚持国际化的同时，必须坚持民族化，这是加快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根本出路。其理由有四：一是在科学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已有心理学思想。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我们强调心理现象共性的同时，有必要关心一下中国人心理民族化特点的研究。三是跨文化研究永远是科学心理学发展的一条途径，只有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探索人类心理的共性。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建立了大量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乃至话语体系，燕国材先生的《中国心理学史》就是一个典范。这正是国际心理学界所需要的东西，显示一种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能走国际化的趋势。

　　比如，我和李庆安教授在《理论心理学》（Theory & Psychology）2003年第6期发表了关于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具有原创性智力结构的文章，并用“六艺”思想批评了加登纳（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力理论。2006年底，英国学术出版集团SAGE Publication的网站发布数据表明，我们发表的那篇文章跻身该杂志创刊17年来所有600多篇文章“被阅读次数最多的50篇文章”排行榜，最好时的排名是第六位。这说明只有民族化的个性或特殊性，才能构成国际心理学界的共识或共性。

　　应对现实与未来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体现出了不少心理学思想。当前的心理学研究应如何继承与发展这些内容？

　　林崇德：我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些思想虽然是朴素的，有些带有较大的争议性，但直到现在仍然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辉。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体现的是中国的文化，值得我们传承弘扬。这体现了中国心理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古为今用！对中国的心理学发展，应该获得如下五点启迪：1.心理学的研究离不开哲学观与方法论；2.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密切关注中国现实是出发点；3.继承、弘扬中华文化中心理学思想，并做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4.两种心理学史实相结合，不可偏废一方；5.关心人类、面向未来，在两种史实的基础上创新，以促进中国的心理学蓬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心理学发端于国外，我国的科学心理学源于向他者的学习。那么，此过程对我国当前的心理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启发？

　　林崇德：心理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为时较短。科学心理学史，一般以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为起点。自此，科学心理学走过了140多年，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弘扬的地方。

　　对中国有影响的是西方心理学和苏联心理学，它们各有特色，影响的内容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心理学，1949年之前学西方，1949年至1966年学苏联，1978年之后又学西方。不管怎样学，不能盲从，不能跟班，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科学心理学史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洋为中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门以人为对象、面向人的发展的学科，心理学兼具“爱智”与“爱人”的性质。那么，心理学应如何在“求真”与“至善”间实现某种平衡？做心理学研究应具有怎样的品格？秉持怎样的信念？肩负怎样的责任？

　　林崇德：2005年，我发表了《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十大关系》一文，其中谈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我当年提到，基础研究也好，应用研究也好，对心理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二者有着各自独特的目标，有着不同的价值，不能相互取代。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也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它们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正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要实现的目标。面向现实的应用研究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研究范式突出学科交叉性。当前应用研究必须突破传统的心理学范式，在更广泛的学科交叉背景下体现跨学科的性质。广泛的学科交叉，本身就便于研究成果在这些不同学科和社会领域的应用。

　　第二，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两支队伍“跨界”合作。我们建议实际工作者应有更多的理论考量，理论工作者要多考虑为实际应用服务。如果两支队伍能够紧密合作或结合，肯定有利于中国知识体系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综合考虑心理规律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在探究一些方面的发展规律时，我们必须既考虑到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又要考虑其文化特殊性。

　　第四，“求真”与“至善”的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学研究类型，有着各自独特的目标。前者回答“是什么”，追求学科的学术价值，以“求真”为导向；后者回答“应该”问题，追求学科在实际中的存在价值或生命力，以“至善”为导向。在“求真”与“至善”结合中的心理学应用研究是为了维持内心与社会的和谐，为了促进个体素养与民族素质的提高，为了使老百姓能感受到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研究不仅要找到科学规律的“求真”，还要探索如何使心理学臻于“至善”。为此，中国的心理学不仅要研究科学规律本身，还要研究它的应用规律。

　　第五，开展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研究始于问题，这种问题要么是真正的学术问题，要么是实际问题，只有能提出并解决问题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应用研究通常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进一步讲，这种“问题”更多应该是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国家急需与有重要行业影响的应用性课题。比如，我们完成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研究，就是这一类课题。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2月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文件中指出“明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日益与心理和心理学有关，心理学专业人员必须勇于面对各种现实的、实际的问题，而不能只满足于对国外理论的修修补补，满足于实验室精巧的控制。

　　以上所述，应该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学者之理想、抱负和使命。

　　记者 莫斌 崔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