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回鹘时期（9—13世纪），作为丝路交通枢纽的吐鲁番盆地，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见证了东叙利亚基督教（景教）与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等多种宗教的长期共生与互动。柏林收藏的粟特文景教祈祷书残片、布拉依克（Bulek）修道院遗址出土的壁画及手稿等关键考古发现，清晰地印证了景教最初跟随粟特商队的足迹，沿着繁忙的丝路贸易网络传入该地区的历史轨迹。其传播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丝路地域特色：一方面，教会广泛使用叙利亚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多语言抄写经卷，以适应不同信众；另一方面，其宗教仪式与艺术表现大胆融合了本地文化元素，如借鉴佛教绘画技法，并积极与高昌回鹘地方政权形成一种基于资源交换的互动关系——教会可能为王室提供文书、医疗或外交服务，换取政治庇护与传播空间。布拉依克修道院的建筑遗存不仅揭示了景教社群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更展现了他们在农业灌溉（如葡萄种植）、建筑技艺等领域与当地社会的技术交融。同时，该教派通过建立跨洲的文献校订制度，以及将基督教符号与中亚艺术风格相融合的独特实践，深刻展现了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广阔的欧亚大陆信仰与知识交流网络之中。

　　9世纪中叶，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作为西域交通的核心枢纽，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繁荣，成为多宗教并存的重要交汇之地。考古发现明确证实，在高昌回鹘汗国统治时期，吐鲁番盆地内儒释道、摩尼教、东叙利亚基督教（东方教会，唐代745年至845年间称景教）以及祆教和谐共存。例如，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编号Ch/U 6815）中的粟特文景教祈祷书残片，不仅记录了礼拜仪式，还为东叙利亚基督教会在高昌的活跃传播提供了直接物证。同时，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布拉依克修道院遗址发掘的壁画残片，生动展示了十字架纹样与佛教莲花纹饰的巧妙融合，这种图像组合直观反映了当时不同信仰间的深度交融与相互尊重。

　　作为天山南麓的绿洲城邦，高昌的宗教生态始终保持着高度开放态势，体现在城市与乡村的广泛遗迹中。从佛教石窟的精细开凿，到摩尼教寺院的规模兴建，再到祆教火坛的持久遗存，这些信仰印记遍布城郭内外，见证了多元文化的渗透。自866年回鹘政权正式建立，其都城“亦都护城”（意“圣城”）的雕花拱门象征性地向各类宗教敞开大门，促进了信仰自由。在此背景下，景教寺院与佛教石窟毗邻而立，摩尼教壁画与祆教符号交织共存，共同构建了高昌独特的信仰图景，展现了绿洲社会在动荡时代中的文化韧性与包容精神。

　　东叙利亚基督教在高昌的传播，深深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商贸网络。布拉依克“水房”修道院遗址出土的叙利亚文账本残片显示，9世纪至10世纪间，景教相关的商贸活动已连接起巴格达与高昌。这些商队不仅运送玻璃器皿、乳香等货物，也携带宗教文献——特制铅匣中保存的《佩希塔》版《圣经》抄本与圣像画，正是信仰传播的载体。账本边缘的粟特文批注还显示，商队在途经绿洲城邦时会停留数日，传教士借此机会以便携式檀木祭坛举行仪式，沿途驿站逐渐发展为固定传教点。

　　语言的融合是景教在高昌立足的显著特征。吐鲁番出土的《诗篇》残卷中，叙利亚字母同时用于拼写粟特语、回鹘语与波斯语，形成了独特的多语言文本；10世纪的婚书文献中，粟特人与回鹘人的宗教仪式上，甚至有操希腊语的拜占庭医者作为证婚人。这些细节印证了丝路文明的交织，也揭示了景教为适应本地环境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策略。

　　高昌回鹘统治者对景教的态度，更多体现了政治与社会需求的平衡。敦煌文书S.6551号记载，934年景教主教伊嗣侯三世觐见可汗时，献上了叙利亚星盘与波斯医书《智慧之园》；而敦煌文书P.3071号回鹘文文献则显示，10世纪高昌回鹘可汗曾赐予景教寺院葡萄园与免税特权，以换取景教医师的服务。这种“资源交换”式的互动，与当时回鹘政权对佛教、摩尼教的政策逻辑相似——宗教团体通过提供文化、医疗等服务获得支持，政权则通过包容多元信仰维系社会稳定。

　　吐鲁番葡萄沟附近的布拉依克修道院遗存，为我们勾勒出景教社群的生活图景。圣彼得堡藏TM 389号厨房账册记载了12世纪该修道院的物资消耗，显示修士们的日常饮食依赖小麦与葡萄酒；德国学者葛玛丽（A. von Gabain）在《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中指出，修道院使用的纸张采用汉地工艺——编号T II D 122的《约翰福音》残片纤维检测显示，其原料为桑皮与麻布混合，与敦煌汉纸工艺一致。

　　宗教活动中同样可见多元文化的印记。叙利亚文《胡德拉》经课集残卷显示，圣周期间修道院会举行通宵礼拜，修士们手持橄榄油灯在十字纹陶砖地面上行进，影子投射在绘有福音故事的墙壁上。一件用回鹘语注音的叙利亚文《荣归主颂》抄本，保留着伴奏的乐谱符号与粟特文旁注，反映出礼拜仪式中语言与音乐的本地化调整。

　　更值得关注的是技术的跨文明流动。吐鲁番出土的T II B46号《马太福音》残片，经检测其纸张纤维混有桑皮和碎麻布，层叠结构异于波斯纸草，墨水中还含有吐鲁番特产的硇砂结晶；残片边注“粟特纸太贵，试用汉法造纸，效果颇佳”，以及边缘附着的构树皮纤维，直接证实了汉地造纸术与西域抄经需求的结合——这正是丝路技术与信仰互动的鲜活例证。

　　高昌的东叙利亚基督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文献与制度，与欧亚大陆的信仰中心保持联系。柏林藏Ch/So 14250号叙利亚文《诗篇》抄本，与巴格达东方教会母本对比显示，两者在第154章存在相同的抄写变异，这印证了当时每12年一次的宗教会议校订制度的有效性。蒙古时期《鲁布鲁克东行记》中“景教商队携带铅封经文箱往返西亚与中原”的记载，也说明文献统一性是维系跨洲信仰网络的重要方式。

　　宗教符号与艺术的交融，则体现了信仰网络的本地化特征。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8窟壁画中，佛陀手掌绘有小型十字架，德国学者勒柯克认为这是9世纪宗教融合的产物；柏林藏MIK III 6275号绢画上，景教天使头戴萨珊式宝冠，手持汉式幡幢——这些图像既保留了外来宗教的核心元素，又融入了本地与周边文明的艺术风格。

　　头衔与制度的延续性同样显著。1280年前后唐朝墩东方教会修道院的回鹘文题跋中，“（也里可温长老）”这一称号源自希腊语“Archon（神甫）”，经叙利亚语转译传入高昌；而泉州出土的同类铭文显示，这一头衔沿着丝路传播至东南沿海——这种跨地域的制度呼应，展现了东叙利亚基督教网络的广度。

　　14世纪，随着西域政治格局的变动，高昌的东叙利亚基督教逐渐衰落。但吐鲁番盆地的考古发现，仍留存着多元文明交融的印记：博物馆展柜中，唐代十字纹陶罐残片与叙利亚文《诗篇》抄本相邻陈列，前者带有犍陀罗风格的莲花底座，曾是交河故城酒肆的容器，后者则记录着回鹘文字符与叙利亚文的共存——这些遗存共同见证了高昌回鹘时期，佛教的莲花、摩尼教的壁画、祆教的圣火与景教的十字架，在丝路驼铃声中交织成的文明交响。

　　高昌回鹘时期的宗教图景，本质上是丝绸之路多宗教“共存”特质的缩影：不同信仰在此既保持自身特征，又通过商贸、技术、艺术的互动形成共生。东叙利亚基督教的遗存，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相互理解与适应的生动注脚。此外，考古遗迹如交河故城酒肆的十字纹陶罐，其犍陀罗风格的莲花底座融合了佛教象征，而叙利亚文《诗篇》抄本中回鹘文字符的并置，则反映了景教与当地文化的互渗。这种交融不仅体现在器物上，更在节日庆典与日常仪式中，佛教徒、摩尼教徒、祆教徒与景教徒共享集市与技艺，共同维系了丝路驼铃下的信仰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叙利亚文回鹘文所记东方教会在高昌回鹘地区的传播”（23VJXG05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喀什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