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作、讲道和书信中，奥古斯丁对“爱邻如己”的基督教伦理做出详尽阐发，启发了当代关于爱在政治中之重要性的讨论。在《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中，努斯鲍姆声称，“一个合宜社会的所有核心情感都根源于爱，或是爱的诸形式”。但回到奥古斯丁时，我们不免要质疑，爱的原则如何引导一个由强力和利益所主宰的政治世界？按照他的两城说，被拣选者和被诅咒者已经被预定属于两个不同阵营，如何要求在社会中被普遍地恩慈相待呢？

　　相比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或释经式解读，花威的新著《帝国屋檐下：奥古斯丁政治哲学研究》（以下简称《帝国屋檐下》）的鲜明特点是，将奥古斯丁政治哲学放回到他作为希波主教深度参与的罗马政教斗争的历史中，并以《上帝之城》中发展出的两城说作为他对罗马政教关系的回应和重整。

　　爱邻人和爱仇敌的双重之爱

　　奥古斯丁被阿伦特视为“第一位意志哲学家”。2022年出版的《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探索了意志概念的思想发源，即在早期驳斥摩尼教中，奥古斯丁提出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并在解读《罗马书》中转向意志与恩典交织互动的复杂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世西方的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相较于这本书里与意志概念关联的“罪”和“受折磨的良心”的关注，《帝国屋檐下》进一步探索了与意志概念相关的“爱”及其在政教关系中的实践。

　　303—305年，戴克里先皇帝对基督教的迫害导致北非教会分裂出多纳图派，其内部更为激进的派别不时攻击大公教会，一起构成了4世纪北非地区广泛存在的宗教暴力，以至于严重威胁大公教会的合一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对此，奥古斯丁一方面试图以教义论辩说服多纳图派回归大公教会，一方面多方沟通以避免帝国对其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综观这一长期的教派分裂斗争，我们看到奥古斯丁作为大公教会主教的繁重责任和坚定立场。对于罗马父权制家庭和人身依附关系中的信仰自由问题，他支持子女和奴隶脱离多纳图派的家父长权威，逃到大公教会来寻求庇护；而面对北非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权力关系，他主张对暴力犯法的多纳图派处以罚款和限制立遗嘱，不要处以鞭刑，尤其反对死刑。从他主动或被动参与的政治实践来看，奥古斯丁并不认为基督徒应该放弃现实政治。“只要将《上帝之城》与其政治书信结合起来，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奥古斯丁肯定基督徒在尘世之城或尘世国家中应当承担公民义务，对内制止恶行导致的国家无序，对外制止侵略导致的国家存亡，前者表现为针对多纳图派所论证的宗教强制，而后者表现为针对蛮族入侵所论证的正义战争”（《帝国屋檐下》）。

　　在讨论奥古斯丁与多纳图派的论战时，《帝国屋檐下》专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奥古斯丁如何论证宗教强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康斯坦斯皇帝在347年发布《合一敕令》起，大公教会就不断诉诸帝国的世俗统治来打击多纳图派。其中宣布的惩罚措施包括不动产充公、鼓励逃奴寻求教会庇护、剥夺部分公民权利和罚款等。问题是，一个宣称“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的宗教是否可以诉诸世俗权力来压制教派分裂，并对其采取与所推崇的仁慈和忍耐相悖的强制措施？正如理查德·沃林所指出的，“一个建立在信仰亦即其成员的内心定罪基础上的社会，何以证明其使用强制力为正当？”在早期讨论意志和信仰的关系时，奥古斯丁曾经主张，信仰的开端出于意志的自由决断，“因为人类不能被迫地意愿善或信仰”（《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但多纳图派的分裂和暴力让他改变了这一观点，转而论证宗教强制的必要性，“他首先必须突破之前对意志与信仰关系的论证，不是说信仰的转向不再是意志自由决断的结果或不可以被强迫，而是说外在的适度强制有助于内在的心灵以意志的自由决断来实现信仰的转向”（《帝国屋檐下》）。花威认为，奥古斯丁在意志概念上的思想转变无疑得益于对爱的主题的深化，即对多纳图派的强制应当出于爱并止于爱，因为人在堕落状态下不能靠自己的意志远离恶，而为了保证人能够正确地使用其自由，严厉就是必要的。具体来说，以帝国法律来制止宗教暴力，以爱来设定惩罚的限度，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和平，也有利于被强制者改过迁善。以“爱邻人和爱仇敌的双重之爱作为伦理学基础”，使得奥古斯丁在教派斗争中发展出敌人也属于邻人的意涵。

　　从家国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变

　　与早期同摩尼教、晚期同佩拉纠派的论战主要发生在教义层面不同，奥古斯丁与多纳图派的论战集中于北非地区现实的政治冲突层面。按照政治思想史剑桥学派的观点，政治思想是在历史中施行的政治言说行为，而《帝国屋檐下》正是在此意义上构建了作为主教的奥古斯丁与各路政教人士书信往来的政治话语空间，展现了他在政治论辩中对多元话语的回应。

　　古希腊政治哲学以“城邦”为政治共同体的原型，使得人可以在城邦中追求本性之善和理性的实现。与之相比，古罗马政治哲学以“帝国”为原型，使得帝国治下不同文化、语言、民族的人们可以寻求“共同善”以及政治人的荣耀和不朽。古罗马的西塞罗最早提出“共和”（res publica）的政治构想。在他看来，“共和”乃“共同之善”，即对共同善的追求让有各自私人利益的人们联合起来并成为“人民”，而人民是“共和国”的实体，共和是“人民的事业”（res populi）。在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中，教会成为一个与现实社会共融的、在精神联系上更广阔的共同体。在处理与异端、异教徒和非罗马的外来移民的冲突时，奥古斯丁一直诉诸爱的原则，使之成为基督教伦理与公民伦理彼此结合和转化的中心。在《上帝之城》中，他以自爱与上帝之爱的对立重新解释了共和的构想。奥古斯丁认为，如果没有神恩，人类就永远只会追求某种私人的、低等的善，以至带来无休止的分裂冲突；与之相对，上帝之爱可以让人类的意志转向永恒的、共同的善，而这种善不仅不会在与他人的分享中消减，反而在合作中得以增强。在这里，爱是普遍的人际关系纽带，上帝之爱更是扩展和提升人类社会不断联合的力量。《帝国屋檐下》主要考察了奥古斯丁对三个历史事件的回应，即408年的卡拉马暴乱、410年的罗马陷落和428年的汪达尔人入侵，并试图证明“奥古斯丁在回应中以基督教的上帝之爱取代了古代社会的城邦之爱，展示了以政治共同体为核心的家国主义向以信仰共同体为核心的世界主义的转变”（《帝国屋檐下》）。

　　在与多纳图派的斗争中，奥古斯丁支持基于世俗权威的宗教强制，而这在中世纪被解读为推崇基督教国家统治或使国家的世俗权威服从于教会的神圣权威，即所谓“政治的奥古斯丁主义”。在花威看来，这种解读无疑是将奥古斯丁应对现实政教问题的努力夸大为一种神权政治，因为4—5世纪罗马帝国的宗教自由或宗教强制政策都旨在建构国家性宗教身份以维护政治忠诚，无论奥古斯丁是在“帝国屋檐下”力图维护教会合一，还是在与皇帝、官员和将军的交往中寻求“刀剑”对教会的保护，都对实际的事态发展没有多大影响。也许正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的政教关系的反思，奥古斯丁最终在《上帝之城》中转向一种对政治更为超然和冷峻的立场，以全新模式来看待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然而，在当代语境中，“政治的奥古斯丁主义”一词蕴含着对奥古斯丁政治哲学的多种继承和解读，包括政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世界主义等，但无论哪一种，世俗政治的善与恶都要在罪和爱的原则下得到重新审视。

　　（作者系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