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广保,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官道是明代道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以往道教研究均未见有人提及。所谓官道是指明代以正一教为主体的新旧符箓派与国家政治高度融合,进入国家政制,承担国家祭祀重任的政治道教集团。官道虽然以正一教为主体,然而又并不等同于正一教,凡是没有进入国家政治体制的正一派也不属于官道。本文对明代官道的称名、缘起及正一真人与官道的关系等予以系统探讨。
关键词:明代官道/龙虎山/嗣教真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20@ZH026)阶段性成果。
一、明代官道的称名与缘起
所谓官道是指明代以正一教为主体的新旧符箓派与国家政治高度融合,进入国家政制,承担国家祭祀重任的政治道教集团。官道虽然以正一教为主体,然而又并不等同于正一教,凡是没有进入国家政治体制的正一派也不属于官道。至于全真派,除极少数出任道录司的高道外,大多数都不能归属于官道系列。这里我们还需辨析一点,全真派在明代虽不属于官道,但并非就是民间道教甚或非法道教,他们中多数仍然持有明王朝颁发的度牒,因而拥有合法的道士身份,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进入国家政治体制,主要致力于清修,同时也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对此,明代文献有时又称之为清修道教,官方往往称为方外全真。
官道一词首见于明中期嘉靖时期颁发的圣旨,乃是朝廷对政治道教的正式称呼。兹引嘉靖十一年(1532)二月十三日,御马监太监麦福所传圣旨:“说与真人李得晟:带去齐云山官道李用濂等二十六员,侍职、铺排十名。钦此。”①这道圣旨提到李得晟率领中央道录司赴齐云山的官道。
又嘉靖二十五年(1546)七月初二日,世祖的圣谕中也使用了官道一词:“遣道录司左演法王弘宾、锦衣卫千户万文明,命尔等赍香帛旙银,前诣三茅山殿坛,遵到意内日数到彼,就于本处精选提点等职并首者,签名登坛供事。三茅山提点等官道八十员名,务要各秉精白,以格玄歆,用副朕诚。”②这里提到茅山官道。
此外,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皇帝、太后给嗣天师大真人张国祥的圣旨、懿旨中也使用了官道一词。③以上都是在官方正式文书中使用官道一词,可见官道是明代中后期官方对政治道教的正式称呼,并非仅是赞誉性的,而是具有分类意义。不过,目前在道教内部文献中尚未出现这一用语。因此,我们不能断定这一用语在明代是否为教内所接受。不过教内发现另一指称全真教的用语,即使用清修道教指称全真。
二、龙虎山嗣教真人与明代官道
明代龙虎山嗣教真人统领下的三山道教毫无疑问是明代官道的主体。朱元璋政治集团由于发迹于江南,因而在创建王朝的过程中选择同在江南的正一派道教作为自己的合作对象。按元朝虽然早在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的至元十六年(1279)就覆灭南宋,统一全中国。然而,由于元朝统治者长期对南方执行岐视政策,因而造成南人对蒙元政权缺乏归属感。实际上尽管元朝在政治上、军事上征服了南方,然而终元之世,南人在心理上都未真正归依新朝,也就是说元朝没有真正实现南北心理统一。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长期存在于元朝的南北心理分隔、对立乃是导致其覆亡的重要原因。元朝末期许多南方知识精英都遁入道门,或徜徉山水,或寄情玄冥。不过他们并非全然消极遁世,而是待时而动。这就无形中为反元势力储备人才。在元代盛极一时的全真教由于与元廷的密切政治合作关系,加之朱元璋认为与正一教相比,全真教欠缺政治人伦教化作用,因而明王朝选择与同处江南的正一教作为政治联盟。朱元璋曾就全真教与正一教的社会作用,评论二派之优劣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④因而早在开国之初,朱元璋就以南京朝天宫为中心,招纳大批南方正一派高道,形成以龙虎山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为核心的“朝天宫高道集团”。据此,朱元璋便确立起有明一代与正一派结盟的基调,并将国家祭祀的重任委托给他们。这就使正一教在明代政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明代正一教乃是承南宋以来道派融合之势,统合新旧符箓派形成的新道派,而并非仅限于龙虎山的龙虎宗。明初文献有时可见到有三山道教的提法,实际上就是明代正一教的另一种提法,反映了正一教在明代统合三山符箓的现实。
三山道教的融合并不是在明代才开始,早在南宋理宗时期,宋理宗就于嘉熙三年(1239),令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符箓,并统领御前宫观。其后历任天师都循例统领三山符箓。这是统治者顺应道教内部各道派互相融通的趋势,动用政治力量推动南宋符箓派道教的整合,使其会归到龙虎山天师正一派门下。元朝统治者也沿袭这一有助于道教符箓各派融合的政策,元成宗于大德八年(1304),也敕令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统领三山符箓。不过,南宋以来的新符箓派道经显示,其时清微、神霄、东华、净明、上清等各道派仍然保持独立传承的传统,其传承也是各有各的传承派字谱。而且从道法方面看,龙虎山各宫观反而深受清微、神霄、东华等派道法的影响。由此看来,所谓的龙虎山天师提举三山符箓只是统一掌控三山符箓授箓权。这可以看作龙虎宗借助政治权力凌驾于其它新旧符箓派之上。那么龙虎山正一天师在南宋是否真正掌握符箓出授权?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的《非嗣教之师虽尊属亦不当攥越出给符箓》记载一例判罚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叔父张希说违规出授符箓的案件,由判案看,既然连天师叔父都不能违规出授符箓,那么其它传统上有资格出给符箓的茅山、阁皂山就更不能再行出授。据此可知,南宋理宗时期朝廷极其重视对天师符箓出授权的维护。⑤
与元代有所不同,明代龙虎山历任嗣教真人的政治宗教权力有所扩大,乃是明代道教的最高领袖,是官道的代表。而元政府对道教各教派则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政策,对各教管领的宗教地域依其势力所在进行分割。大体而言,全真教统辖长江以北地区的道教,正一教管领江南道教,玄教管理两淮、荆襄地区道教。其间又有交差管理。例如太一、真大分别管理各路隶属本门的道观、教徒。如此天师虽然也受到名誉上的尊重,但显然并非道教最高领袖,其地位既不如全真教的掌教大宗师,也不如玄教大宗师,其表现就是全真教、玄教宗师都带领、知集贤院道教事职衔,而正一教天师除个别天师带此职衔外,多数都不带。
明代正一天师与明王朝的政治合作,主要表现在正一天师做为道教领袖既负责统领全部道教,同时又率领擅长道教科仪的正一教为明王朝提供各种国家祭祀仪式服务,经由这一途径明代的道教于是找到与政治的结合点,从而在王朝的政治体制中获得一席之地,官道遂应运而生。正一天师与明王朝的政治合作,始于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早在朱元璋尚为吴王的龙凤元年(1355),明太祖就致书张正常:“吴王书致玄坛教主、龙虎山张天师:予近自正月为国家事,心所久者,欲奏闻上帝。奈何无人捧词,至于天庭。故差人诣天师门下,望天师以彼祖师之灵,捧词达天,以申祈祷之情,即师之虔意也。书至,幸望令能者之师前来。再不多叙。”⑥在信中朱元璋说得很清楚,他要借助天师的通天法力,“捧词达天,以申祈祷之情”,从而获得上天的佑助。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语境下乃是一桩重大的政治诉求。正是居于这一政治意图,明太祖在创建王朝之始,就将正一教纳入政制,而不是单纯做为一个宗教派别看待。洪武元年,朱元璋正式颁发《授四十二代天师大真人诰》: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玄教真风,阐五千余言之典。祖庭积庆,衍四十二代之传。地灵毓龙虎之英,仙骨竦鹤鸾之表,掌兹正一品,佑我大明。天师张正常简素性成,端凝天赋。琳书宝札,探秘妙于珠黍之中;绿舆琼轮,超冥漠于璇霄之上。仗剑则鬼神听令,登坛则雷雨应时。卓尔天人之师,允矣神明之胄。然道德不拘于名爵,性情贵守于中和。夫何近代以来,特授官资之显,揆以至理,未足为荣。用制真人之美称,俾冠道流于当世,声扬寰宇,法主宗坛。予欲通诚于九天,汝则以精神而运用。予欲敷治于四海,汝则以清静而辅毗。茂膺宠元,永绥福履。可授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道教事。宜令张正常。准此。
洪武元年三月初一日⑦
诰文中对天师的政治角色设定为通诚九天,辅毗政治。这个政治地位在“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时代,可谓崇高。尽管稍后,朱元璋又将天师的封号改成大真人,但对天师扮演的政治角色、秩正二品的政治地位却并未变更。⑧
明太祖洪武年间以南京朝天宫为据点组建一个政治道教集团,专门负责制订、实施国家重大祭祀仪典。对此,学界称之为朝天宫高道集团。这一高道集团主要由龙虎山正一高道为主体,是明代最早的官道。关于朝天宫高道集团,我曾撰有专文予以讨论。⑨张正常无疑是洪武年间(1368-1397)朝天宫高道集团领袖,事实上不少正一派高道加入官道集团都是经由他的推荐。他虽然只是短暂居住南京朝天宫,却多次主持明初国家大祭典,为皇室提供通诚天地、沟通神明的仪式服务。关于他的传记,由于其世袭的天师地位,文献所载尚属完备。因此我们在此主要依据《汉天师世家》《皇明恩命世录》《明实录》等相关材料,注重勾勒他与洪武时期国家祀典的关系。张正常(1335-1377),字仲纪,龙虎山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早在朱元璋1368年即位之前,就曾于1361、1365、1366年先后三次朝觐。尤其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吴元年)入觐,张正常住居朝天宫。《皇明恩命世录》曾提到他将巨符投进朝天宫井中,大获灵应,朱元璋遂为之修建亭宇,名太乙泉。⑩正常还应太祖之诏,传授太上延禧诸阶法箓。(11)这次授箓开创了明代诸帝从龙虎山天师授太上延禧诸阶法箓的皇统。明太祖以下,成祖、宣宗、英宗、孝宗、世宗都从历任龙虎山嗣教大真人受太上延禧诸阶法箓。这些有关皇室政治传统的珍贵史料,按理说,《明实录》《明史》应予以记载,但《实录》和正史的编纂者往往出于正统与异端的偏见,将这类行为视为不足为后世法的佞道行为,因而刻意删削。据《皇明恩命世录》《汉天师世家》依据明代各朝下发的皇室公文记载,成祖于永乐六年(1408)从四十三代龙虎山嗣教大真人张宇初受箓,宣宗于宣德四年(1429)从四十五代张懋丞受箓,英宗由于土木堡事变,因而有两次登基的经历,相应也先后两次受箓,正统二年(1437)第一次登基从四十五代大真人张懋丞,第二次即位则于天顺三年(1459)从四十六代大真人张元吉受箓。孝宗则于弘治十二年(1499)从四十七代大真人张玄庆受箓。世宗于嘉靖元年(1522)从四十八代大真人张彦頨受箓。明代帝王的这一持之以恒的受箓政治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北魏皇室可以比肩,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洪武元年(1368)太祖甫即位,张正常入都朝贺,太祖降制书,授正常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道教事,并赐二品银印。(12)张正常曾主持洪武二年(1369)的祭天大典。洪武元年(1368),太祖于南京即位,建号改元。次年旧历三月十三日,举行郊天大礼,其实际主持者即嗣汉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对此,宋濂《汉天师世家叙》载云:“(洪武二年)三月十三日,上将通诚于天帝,致斋三日,御袞冕服,亲署御名于章敕。太常设乐,手授于公,俾祝而焚之。”(13)《皇明恩命世录》对此事也有记载:“(洪武二年)二月十三日,上将通诚于天帝,致斋三日。御衮冕,亲署御名于重,敕太常设乐,手授,俾祝而焚之。礼成,赐金帛,宴于文楼。群弟子飨于别馆,赏赉有差。”(14)
这是他参与的一次重要的明代开国之初大典。此后他又于洪武十年(1377),奉命从重臣李善长一同祭祀嵩山,其座下弟子也随朝中大臣祭祀群望。太祖开国之初任用道士祭五岳山川值得我们加予重视,这表明明代国家祭典中已交由道教负责。考虑到历代五岳群望的祭祀都是国家祭典的重要组成部份。由道教负责五岳群望的祭祀说明道教在明代开国之初即参与其政制活动。(15)不过由于张正常并非长期住持朝天宫,他的宏教基地是在江西龙虎山,因此他只是朝天宫高道的精神领袖。
继张正常之后,其嗣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在洪武、永乐年间亦频繁主持国家祀典,且与朝天宫、神乐观官道集团有密切关联。张宇初,字子璿,号耆山。他在明代传承的几任天师中以学问渊博、文才斐然著称。《汉天师世家》称他:“学问深造,贯综三氏,融为一途,旁及诸子百家之籍,靡不穷搜。发为载道纪事之文,各极精妙。”(16)《道藏》收有其所著数种著述,其文集《岘泉集》确系贯通三教之作。洪武十二年,太祖赐诰敕授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他曾于洪武十六年,奉命于南京紫金山建玉箓大斋。此后又于洪武十八年,在神乐观主持祈雨醮仪。这说明他在太祖朝一直为皇室提供仪典服务。不过在建文帝主政期间,张宇初曾被夺印。成祖即位始重获宠用,多次参加国家祭祀大典。永乐元年(1403),陪祀天坛。永乐五年在朝天宫主持玉箓大斋以荐拔亡灵,六年建延禧大斋五坛,为帝传延禧法箓。(17)他在永乐四年(1406)还奉命编修《道藏》,其后经过两代天师及数位高道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英宗正统十年修成全藏。张宇初仙逝于永乐八年(1410)。
张宇初之后,嗣任天师都沿例为皇室主持国家重大醮仪,如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于永乐八年嗣位,即于国家宫观朝天宫主持醮仪。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命宇清率领羽士千八百人,修建规模盛大之玉箓大斋。其年十月又命在福建灵济宫修建普度大斋。(18)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二年(1424),张宇清还因为修建祈恩大斋、荐扬大斋获得瑞应,两次受到成祖奖敕。(19)而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于宣宗宣德四年,建延禧醮于大内,又命陪祀太庙。宣德五年(1430),命分献东镇坛,建醮于仁智殿。六年,又命分献星辰坛,建醮于内皇坛,复命陪祀太庙。宣德九年,命醮于灵济宫,分献风云雷雨坛,建保安醮于大德观。英宗即位,于正统元年(1436),命修升真大斋于朝天宫。二年正月,命分献风云雷雨坛。正统四年,命分献东镇坛。其年二月,皇太后圣寿,建祈祝醮于朝天宫。正统五年(1440),命建安玄帝金像,醮于大内玄天祠。六年,命分献东镇坛。八年,分献星辰坛。
四十六代大真人张元吉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分献星辰坛,其年七月,皇后命建保安醮于内庭。代宗景泰元年,于国家宫观大德观修保安醮。景泰三年醮于内庭,景泰四年,分献风云雷雨坛,醮于朝天宫。六年醮于灵济宫。英宗复位,天顺元年(1457)又令其建祈谢醮于内廷。天顺五年四月,醮于大内玄天祠。七月,命就朝天宫修祈谢禳荧醮。天顺八年,命建禬谢醮于内庭。宪宗即位,张元吉继续为皇室提供仪式祈祷服务,成化二年(1466)正月,奉命分献风云雷雨坛。二月,命建升真醮于大德观。成化五年建醮于朝天宫。
四十七代大真人张玄庆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于华盖山、铁柱宫降香,四十八代大真人张彦頨于世宗嘉靖五年为皇家道场太和山建醮祈祷,嘉靖十五年(1536)于内廷建祈雪醮,嘉靖十七年正月于内皇场修建金箓大斋,二月,赴皇家道场齐云山修建谢恩祈福醮。
上述明代历任大真人为皇室建醮的种类各种各样,有皇帝大祭天地时,陪祀太庙、分献风云雷雨坛、星辰坛;有禳灾祈雪,有保安祈谢,体现皇室对于祈祷仪典服务的渴求。又其为皇室建醮的时间,一般都在三年一次的例行入京朝觐之时。这说明他们为皇室建醮属于制度性的典礼,并非出于某位帝王的私人兴趣。在此值得特别提及的,龙虎山历任天师主持的斋醮仪典大多是在皇家道场或国家宫观,例如朝天宫、灵济宫、神乐观、大德观、内庭玄天祠、武当山皇家道场、齐云山皇家道场,有些仪典还具有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性质。例如四十七代大真人张玄庆于孝宗弘治三年(1490)于内庭修建祈圣嗣醮,次年皇太子诞生。而四十八代大真人张彦頨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赴齐云山建祈嗣谢恩醮、为皇太后建祈福醮。这就充分呈现龙虎山正一大真人的政治色彩,其与明代政治结合的紧密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因为明代龙虎山正一大真人在明代政制中居有重要地位,因此龙虎山不再只是道教正一教的本山,而且也具有国家祭祀道场性质的圣山。其宫观的修建概由国家财政出资。这一先例也是始于明太祖洪武时期。据《汉天师世家》《皇明恩命世录》等相关材料的记载,太祖洪武二十三年(1390)敕令重建龙虎山大上清官。其后建文四年、永乐十三年(1415)均下令由国家财政出资,重修大上清宫。永乐十一年,成祖遣使诣龙虎山,于大上清宫建金箓大斋七日。并拨赐缗钱,在龙虎山设放生池。永乐十三年不仅诏修大上清宫,并敕建龙虎山真懿观。构筑堤防,建造浮桥。宪宗成化二十一年,特敕江西守臣重建龙虎山大真人府第。武宗正德三年(1508),为了完成孝宗遗愿,武宗敕令内官监李文会同江西镇巡等官,督同都布按三司,提督修盖。为此还特别签发《修建大上清宫敕》。(20)嘉靖五年,世宗颁发《重建大真人府第敕》,敕令内官监左少监吴猷会同江西地方官盖造。世宗还钦赐三清四帝列曜神像,于龙虎山大真人府万法宗坛安祀。又赐银镂掌法仙卿之印一颗,牙刻宗传之印一颗。嘉靖十一年(1532),世宗又签发《重修大上清宫敕》,敕令内官监左监丞曹玉会同抚按官,督同该司府等官重修大上清官,并为陶元节于龙虎山建造仙源宫。嘉靖三十二年(1553),世宗还下令发内帑银,特遣锦衣卫千户赵虎赍敕在龙虎山修建正一、静应、祥符三观。(21)如此,有明一代经过累朝连续不断创建,龙虎山就形成了以大上清宫、天师府万法宗坛为核心的国家宫观群。
为了确保龙虎山获得充足财政保障,明代统治者除免除天师宗族及大上清宫各种赋役之外,还多次颁发敕旨,禁止私出符箓,以维护龙虎山真人府的符箓专授权。按龙虎山真人府的符箓需加盖龙虎山正一玄坛之法印,其授受自南宋理宗朝就归统龙虎山天师府。符箓的印制、授受、出售维系着一个庞大的商业链,对于维护龙虎山宫观群的运行及天师的社会影响力起到经济上的支撑。因此,龙虎山天师方面是极为看重这项权力的。早在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与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达成政治联盟之初,天师即辞俸禄,只求循先朝例,优免徭役、差役及专出符箓两项权力:“(太祖)谕曰:兹授卿以大真人称号,诰命议给俸禄,面奏恳辞议俸,止乞如故事优免,及专出符箓之事。”(22)对于洪武年间达成的这项教权与政权的政治协议,明代历任皇帝都是刻意维护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初一日,明太祖就颁发《禁私出符箓旨》:“该礼部钦奉圣旨:江西、浙江、福建等处,多有假借张真人名色,私出符箓,惑民取财。令出之后,犯则斩首示众,家迁化外,钦此。”(23)为保证龙虎山万法宗坛的权威性,太祖还专门颁发龙虎山正一玄坛之印,俾以镇护名山,关防符箓。其后明朝每位皇帝继位之后,都要沿例签发圣旨,申明天师府的符箓专出权。(24)
三、龙虎山官道与明代官道网络
明代除历任天师对各官道网络宫观行使一定程度的管领权之外,龙虎山各宫观的高道、法师也频繁调任其它道教名山及国家宫观担任要职。这充分体现明代官道网络之间存在密切交流,而官道宫观与全真派宫观之间的人员交流则较少见。
龙虎山官道在明代官道网络中居于统领地位。我们注意到龙虎山各宫观高道、法师在明代出任中央道录司属官的现象非常突出,远高于茅山、阁皂山等传统符箓宗名山。兹据清娄仁垣所纂《龙虎山志》相关材料,勾勒这一段史实。(25)吴葆和,龙虎山上清官明远院道士,活跃于元、明之际。太祖洪武初年担任中央道录司属官左至灵,兼国家宫观朝天宫住持。傅同虚,龙虎山上清宫崇元院高道,精于道法。在元末明初江南道教界享有盛名,系明太祖洪武时期朝天宫高道集团的重要代表。他在洪武初年担任中央道录司左正一,兼格神郎五音都提点。其后又主领国家宫观神乐观,掌天地坛的祭祀事仪。曹大镛,字希鸣,上清宫仙隐院高道,以道法著称于世。洪武初年间,太祖赐号光岳先生。担任道录司属官左演法。邓景韶,上清官三华院高道,永乐年间担任道录司属官左演法。他深受成祖器重,曾奉敕改芝山堂为栖碧堂,御笔赐堂额并赠诗。吴伯理,号巢云子,博通经史,善诗文、绘画,精通书法。乃是明初期龙虎山道士中较有学问者。成祖永乐年间担任上清宫提点,曾随同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奉旨寻访张三丰。其后,他进入四川鹤鸣山,复建鹤鸣山官道据点。由上所述,明代龙虎山向中央道录司及国家宫观输送大量人才,他们为明初国家祭祀礼制的制订、运行做出很大贡献。此外,如前所述,成祖永乐时期创建武当山皇家真武道场,这是明初一次重大的国家祭祀礼仪创制,张宇清负责为武当山皇家真武道场各宫观选拔住持、提点及道众。这说明龙虎山天师作为宫道的领袖对各地官道网络也有着节制、调配作用。
明代龙虎山官道人才辈出,与中央道录司联系紧密,在明代官道网络中举足轻重。例如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上清宫佑圣院道士操克宏,洞观院道士颜福渊,繁禧院道士黄嘉佑,紫微院道士龚继宗等四位一同被皇帝召见,奏对称旨,获授道录司属官左至灵之职。(26)此事亦见于《皇明恩命世录》记载,据该书所述,这次任命是出于四十五代大真人张懋丞向明宣宗推荐:“(宣德五年,宣宗)命(张懋丞)醮于仁智殿,三月,上御西宫召对,诏授上清官高道操克弘、龚继宗,颖福渊、黄嘉佑等道录官,仍遣中官黎都至山起之。”(27)王绍通,字用之,江西抚州金溪人,出家于龙虎山上清宫凤栖院,精研道法。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被召至阙庭,应对称旨,深受皇帝宠遇,获御赐冠、剑、法服。返山后,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待以师礼,并授任真人府赞教、兼掌真人府法箓都提点。连克章,江西抚州金溪人,龙虎山浴仙观道士。宪宗成化初年被召至京城,授道录司属官左至灵,其后续迁太常寺寺丞、太常寺卿。(28)这是一个很显赫的职位,在世宗宠任龙虎山高道邵元节之前,龙虎山尚无人担任这一级别的职位。
活跃于世宗嘉靖年间的龙虎山高道邵元节无疑是明代最有政治、社会影响的高道之一。关于邵元节(1459-1539),由于《明史》列有专传,(29)我们不想详论。在此只关注他与龙虎山道教的联系。邵元节字仲康,号雪崖,江西贵溪人,隶属于上清宫达观院,先后师事道士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精研清微道法。世宗嘉靖三年(1524)征召入京,因祷雪有验,大获宠遇。被授予清微阐教辅国妙济守清修真凝元演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领国家宫观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并赐金、玉、银、象印各一,成为世宗嘉靖前期最受重视的道士。邵元节实际上是代表龙虎山官道为皇室提供斋醮仪式服务。嘉靖十一年(1532),世宗敕令于京城西修建真人府,又遣中使为其于贵溪盖建仙源宫。邵元节在世宗嘉靖时期最大的贡献是为皇帝建祈嗣醮。我们知道世宗嘉靖早期,由于皇嗣未诞引发举朝政治焦虑,为此世宗四处遣使建醮祈嗣。嘉靖十年,世宗于钦安殿修建祈嗣醮:“以礼部尚书夏言充醮坛监礼史,侍郎湛若水、顾鼎臣充迎嗣道引官。文武大臣递日进香,上亲行初、终两日礼。”(30)由这次祈嗣醮的阵容看,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行为,而非世宗个人的崇道之举。盖皇嗣在封建社会关系到国本。嘉靖十五年(1536),皇嗣降生,邵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邵元节逝于嘉靖十八年(1539),著有《太和文集》。对于邵元节的贵显,明代中后期不少士大夫囿于正统异端之辨,颇多微词,《明史》即将其列为《佞幸传》,这是很不公正的。其实邵元节在世宗朝并未干预政事,只是为皇室修建各类醮典,提供道教仪式服务。这只能说明明代中后期之后,社会各界无论是皇室,还是民间社会,对道教仪式服务的强烈渴求。而明代正一教之所以贵显,成为官道的代表,也正是因为他们擅长道教各种醮典,能满足社会的这项普遍需求。
邵元节在世宗时贵显之后,其侄邵启南、徒陈善道、吴尚礼等,均获重用,升任道录司首脑。因此,嘉靖前期,明代官道进入邵元节道团时代。这当然也与邵元节道团传承清微道法,精习道教祈禳科仪密切相关。其后龙虎山上清宫达观院道士王时佐也曾担任道录司左正一,并兼任上清宫住持,而其徒方定相则先后升任道录司左至灵、右演法。(31)这充分表明明代中后期之后,龙虎山官道与中央道录司及国家宫观联系更为密切,其官道的色彩越愈浓厚。
官道是明代道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乃是以正一教为主体的新旧符箓派与国家政治高度融合的产物,明代的官道通过承担国家祭祀重任进入国家政制,其主要构成乃是以龙虎山正一天师为领袖的正一派道教。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之后,龙虎山官道与中央道录司及国家宫观联系更为密切,其官道的色彩越愈浓厚。
不过龙虎山道教过于政治化同时也为其此后在清代的衰落埋下伏笔。这是因为道教做为中国精神传统最深厚的基质,其真实的生命力是在中国民间社会,只有与底层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道教的生命之树才能常青。
注释:
①(明)鲁点编、汪桂平点校、王卡审订:《齐云山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2页。
②(明)江永年增补、王岗点校、(元)刘大彬编:《茅山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③“特命真人张国祥恭率官道,谨以万历八年正月十六日为始,至十八日圆满,就于齐云白岳中和山玄天太素宫,修建吁天请佑祈嗣皇储奠安宫壶保泰邦家大斋三昼夜,祗设玄天列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明)鲁点编、汪桂平点校、王卡审订:《齐云山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
④(明)朱元璋:《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册,第9页。按朱元璋此评论未必公允,因为全真教早在元代就兼主斋醮科仪,并曾多次为元廷主持国家祭典。
⑤“正教门以嗣教为定,若其它族属虽尊,亦不当攥越,出给符箓。张希说(张可大天师叔父)昨因伪印,信州已追捕系狱。续系毛提刑以不当淹禁行下。……牒州更唤上希说责状,再犯不恕。仍将印匠断治,如伪板尚存,索上毁劈。”《僧道》之《非嗣教之师虽尊属亦不当攥越出给符箓》,《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
⑥《命选精道法师赴阙书》,《皇明恩命世录》卷2,《道藏》第34册,第789页。
⑦《命选精道法师赴阙书》,《皇明恩命世录》卷2,《道藏》第34册,第789页。
⑧《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八月甲戍条载云:“以张正常为真人,去其旧称天师之号。上谓群臣曰:‘至尊为天,岂有师也。以此为号,亵渎甚矣。’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师之称,改天师印为真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赞教,曰掌书。制曰:朕惟道家者流,本于清净无为,其来已久。张氏自汉而下,宗派相承。尔四十二代孙正常,存心冲澹,葆德纯和,远绍祖传,以守正一。朕用嘉之,赐以名号。尔其益振宗风,永扬玄教。可正一嗣教护国嗣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天下道教事。”《明实录》卷34。
⑨张广保:《明代的国家宫观与国家祭典》,《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第十章,中华书局2015年,第328—357页。
⑩《命普施符水旨》,《皇明恩命世录》卷2,《道藏》第34册,第788页。
(11)《汉天师世家》卷3、《皇明恩命世录》卷2等均记载此事。《汉天师世家》卷3:“命传太上延禧诸阶法箓。”
(12)宋濂:《四十二代天师、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张公神道碑铭》,《宋文宪集》卷27。
(13)陈垣:《道家金石略》,中华书局1988年,第1242页。
(14)《命普施符水旨》,《皇明恩命世录》卷2,《道藏》第34册,第789页。
(15)除张正常外,据《华山志》卷七,洪武十年道士何公溥也随同宋国公冯胜祭祀西岳。又成祖永乐年间,道士也多代表朝廷祭祀五岳。《华山志》卷七:“成祖永乐元年即位,遣道士邓全礼祭西岳。”又《嵩岳志》卷下:“洪武三十五年(1402,建文四年),太宗遣道士姜士暄、沈与真祭中岳。”又“永乐四年七月,遣道士刘常制、监生李庸祭中岳。”“永乐五年,遣道士岳崇高、监生屈伸祭中岳。”而仁宗之后,宣宗例遣大臣祭告中岳。这说明此时朝廷已从道士手中,收回五岳祭祀大权。不过既使在英宗主政期间,祭告历代帝王陵寝等国家祭祀典礼仍由道士负责。《英宗实录》卷94:“(正统七年七月癸卯)遣神乐观道士赉祝帛,往命所在守臣祭历代帝王陵寝。”
(16)《汉天师世家》卷3,《道藏》第34册,第835页。
(17)《汉天师世家》卷3,《道藏》第34册,第835页。
(18)《皇明恩命世录》卷4,《道藏》第34册,第795页。
(19)《命建荐扬大斋瑞应奖敕》:“敕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朕惟上帝以好生为德,故玄元以惠济为教。真体清静无为,其用神妙无方。得其妙者,斯能见诸功用。盖上则有以阴翊皇度,下则有以福被幽明。历代所纪,具有明征。朕祇承天序,恭事上帝,惓惓夙夜,仰惟皇考皇妣,圣灵在上,哀慕无极,劬劳大德。欲报无由,敬遵道教,召天下道士,奉建荐扬大斋。尔能恪承朕命,躬率道众,致其精处,阐扬宝范,用达朕之诚悃,灵贶昭答,自初至于讫事,天宇澄明,凝寒之月,云飈不作,和气冲融,瑞景式昭,福应斯集,固本于上帝与朕皇考皇妣之悦鉴,亦尔等敬用朕命,以克臻兹。朕既嘉赉之,仍赐敕奖谕,尚其益精尔道,益笃尔行,宣扬玄教,上以祈福宗社,下以普利生灵,汝其懋哉。故敕。敕命永乐二十二年月日”《皇明恩命世录》卷4,《道藏》第34册,第796页。
(20)“《修建大上清宫敕》:‘敕内官监太监李文,龙虎山上清宫毁坏,先帝常有旨修盖,后因地方多事,未曾举行。近该正一嗣教真人张彦頨,奏乞盖造。今特命尔前去彼处,会同江西镇巡等官,督同都布按三司,委官人等,提督修盖。其合用物料人力相工派办,务要照依旧式,使规模停当,财物坚固,毋得迟延岁月,虚费钱粮。且江西地方人民艰窘,盗贼未宁,尔尤宜持廉秉公,安静行事,戒饬下人,不许因而侵克科害,致生嗟怨。斯为尔能。如违,责有所归。尔其慎之!慎之!故敕。广运正德三年六月十二日'”《皇明恩命世录》卷7,《道藏》第34册,第805页。
(21)以上资料请参看《皇明恩命世录》《汉天师世家》。
(22)《汉天师世家》卷3,《道藏》第34册,第834页。
(23)《皇明恩命世录》卷2,《道藏》第34册,第792页。
(24)例如成祖永乐六年下发圣旨:“奉圣旨,符箓一节,止许张真人门下出给,钦此。”《皇明恩命世录》卷2,《道藏》第34册,第793页。
(25)《龙虎山志》卷7,《藏外道书》第19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477—490页。
(26)《龙虎山志》卷7,《藏外道书》第19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489页。
(27)《皇明恩命世录》卷5,《道藏》第34册,第797页。
(28)《龙虎山志》卷7,《藏外道书》第19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488页。
(29)参见《明史·邵元节传》列传第一百九十五,《明史》卷307。
(30)《明史纪事本末·世宗崇道教》,卷52。
(31)《龙虎山志》卷7,《藏外道书》第19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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