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常被认为是知行合一的，或者说是生命的学问，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门学问，更与生命直接相关。这样的学问需要生命的厚度去滋养，看冯友兰、张岱年先生晚年的照片，能感受到那种思想淬炼后的通透，这种气象应该不仅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格形态呈现。

　　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宋明理学，现在回想，最初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有朋友送了我上下两册本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到如今博士毕业教书三载，在这个领域里也沉浸了十几年。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很多人，在初入门时都曾受到过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冯先生贞下起元说的震动，以此提撕精神，我也如此。这里面既彰显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也有建基于其上的对国家民族的关怀，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学术人格。追求这样的学术理想虽然是不容易的，但这符合理学家“先立乎其大者”的价值追求。

　　那么为什么选择做学术呢？有两种情况较为典型：人生问题求觉解，家国天下应担当。很多读哲学的人，与其说是主动地思考人生意义问题，毋宁说是被人生意义的问题抓住了。有无、生死、命运、时间，这对很多人来说不是问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会被这些问题反复缠绕。因此，学术研究被当作了回答问题和获得救赎的一种方式，这在青年时期尤为典型。在校读书时，我和身边同样受困于此的朋友津津乐道于这样的议题，我们可以通宵达旦地谈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对于我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和职业，而是反抗绝望和拒绝虚无的武器。对于人生意义的求索局限于个人的情绪与心境，这似乎是青年的特权，现在想来，已经觉得有些羞于启齿。与此相比，思考家国天下的秩序，要更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担当家国天下的精神，作为学术研究者，今天也应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中国当下的历史处境与内外环境联系起来，从文明、文化的角度完成学术的古今联结。

　　作为青年学者，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无论是求索人生问题还是构想家国秩序，都需要极强的动能去实现知与行的合一。这样的合一，它本质上是一种偏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学术研究生活方式与社会的现实性与规则性接触、碰撞、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首先会遭遇到的就是现实规则的挑战，即无论你出于何种目的想要做学术，首先要能够学会发表论文，因为找到工作和晋级职称需要。好不容易迈过了这个门槛，进门之后，又会发现现实的学术和以前对于学术的想象之间是有距离的。学术研究可能回答不了人生意义的问题，它把这个问题条分缕析，以更为复杂的面貌呈现出来，却不负责提供答案。而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怀，似乎也只能停留于书生意气下的激扬文字。阳明虽然说过，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但是在实际的生活经验中，完成知行的相须和互发是不容易的。

　　但是，真正的学问毕竟是知行合一的，这已经被无数的前辈学者们印证过了，也是我们刚迈入学术之门时所深信不疑的。所谓学人，为学和为人从来都是紧密联结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当我们对于学术还只有懵懂的认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具体的人来认识甚至是喜欢上做学术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这个具体的人身上，可以直观感受到人是如何浸润到学术之中而学术又是如何塑造了人的。就我个人而言，在对学术事业信心不足或意志消沉时，除了与师友同道交流外，特别喜欢阅读前辈学者的回忆录和访谈，看他们是如何面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变化，又如何在各种变化中做出选择。这些经验能够让人兴发感动，生起信心。时代总是变化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选择研究这个而不是那个，最终还是和自己的生命经验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只能从自己的特殊性出发。只有通过特殊走向普遍，这样的普遍性才是真实鲜活的，而不是知行分离的。

　　佛教禅宗把法脉的传承称为传灯，所谓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而明终不尽。电影《一代宗师》里宫羽田对叶问说，凭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当然，目前的我，还不是点灯的，而是被照亮的。但我又想起鲁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