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业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礼坏乐崩之际，孔子力求反思周文疲敝的原因，进而探求秩序与价值重建的进路，故终其一生，以木铎之姿行教于世，删述六经以存继上古政教之大统，奠立了中华文教之本。其生平教言及与弟子、时人问对之语，则被后学编辑为《论语》传世。《论语》所记，皆为学为政、修身立德之要道，亲切中肯而旨趣深远，儒家哲学理论基础与思想方向，大要奠立于此。

　　《论语》中，孔子毕生所致力者，乃是一种成德之教。此教以“仁”之实现为核心，以“文质彬彬”之君子人格养成为主旨，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为进路，最终指向“下学而上达”天人贯通的生命境界。

　　孔子成德之教，以仁德之培养为本。“仁”字渊源甚古，有宽厚、恩慈、亲爱之义。孔子本诸此义而予提升、转化，使“仁”不再是一个普通德目，而用以表达人之德性生命根基与人格理想。《论语》首先突出仁在德行中的基础意义，“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君子作为成德之名，亦以仁为本，“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礼乐的意义与价值也奠基于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而仁之所以为德之本，在于其源于人生命原发之真情，这尤其体现于与宰我论三年之丧时，孔子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引导其体味“不安”之情中所透显的亲子之爱，仁即植根于生命情意的感应相通之中。当然，仁德之养成，非一时兴会所致，孔子论仁，更突出道德人格自觉的意义，答颜渊问仁时，特别点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作为修身成德的过程，仁必须建立在个体当下的道德决断上，唯有自作主宰，不假外求。正是因为仁必须基于内在自觉，此心片刻麻木蔽塞，即是不仁，故而孔子绝不轻许人以仁，亦不以仁自居。仁始终是发生着的、未完成的，唯有凭借“非礼勿视听言动”的戒慎操持和“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的无息努力方能“不违仁”。

　　仁德养成是己与人之共在中发生的真实人格建构过程。《论语》所言忠恕之道尤为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特质。忠恕为行仁之方，无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皆立足于从人—己关系角度建立行为准则，其关键是在推己及人中实现人与己的相互通达，此时的“己”不但是一个“欲仁”“为仁”的自觉践行者，同时也在进行“反求诸己”的自我省察。仁作为理想人格即建立于“己”的自觉，孔子的成德之教因此也是真正的“为己之学”。他从未试图给出一个仁的概念化“定义”，而始终着力针对诸弟子不同的性情气质与学问进境予以亲切点拨，这既体现了孔门因材施教之法，更是因为仁唯有在每个人切问近思的躬行实践中才现实地生成。古人多言仁乃全德，亦有合理之处，但需要指出，此全德之仁，不是诸德目的抽象合集，而是在个体德性生命成长中所展现的人格统一性。

　　孔子对于“文”与“质”的关系思考，构成其成德之教的重要理论基础。孔子深刻认识到，人的自然质朴之性（质）与后天人文教养（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张力关系，理想的人格正在于二者的和谐统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指向人的本真性情，是德性生命的原初根基。孔子之所以赞美狂狷、肯定“先进于礼乐”的朴野之气，正是因为其中透显着纯诚之“质”。没有这份本真的生命情感，一切礼乐文饰都将沦为虚伪造作。故林放问礼之本，孔子以“宁俭”“宁戚”指点情为礼本，开启了儒家性情论的内在化哲思方向。然而，“质”若无“文”的化育与规约，则不免流于粗野。礼乐文明的意义，正在于对人之自然性情进行恰当的引导与提升，使之由质朴走向文雅，由粗野走向文明。孔子用周礼、美韶乐，正是热爱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审美境界。“文”不是外在的装饰，而是人之创造性自由的外显，是个体与社会得以升华的必由之路。孔子以传继“斯文”为己任，既缘于对文化传统的热爱，更由于洞见“文”之于人类生存的奠基意义。文质关系的思考贯穿于孔子教化哲学的各个层面：在个体修养层面，它体现为“博文约礼”的工夫论；在人格理想层面，它指向“文质彬彬”的君子境界；在文明发展层面，它涉及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这一思考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维度。

　　孔子又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概括理想人格养成的方式与阶段。首先是以诗教涵育性情之本。诗之要义在“兴”，即感发志意，因为诗缘于人己、物我、内外的感应互通，故能吟咏情性，纯挚诚笃，孔子以“思无邪”一语概括诗教精神，至为中肯。儒家文教始于诗，正以激发、涵养此至情至性，唯真性情方能成就至德。诗教重性情之兴发涵育，使人由麻木而警醒，由蔽塞而开通，以此夯筑成德之始基。诗教之后，则以礼教挺立道德人格。情之外现，自有条理，为仪式、为风俗，积渐而成群体文明生活之样式，即是礼。情若无节，则有流荡失中之弊，礼更基于公共性原则而确立中道仪轨，以和节人情而顺成之。无礼之规约引导，则无以立身成人，故孔子再三致意于“约礼”“复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教重仪节之规约持养，使人由放纵而收敛，由散漫而整肃，此即成德之中坚。前文所言“克己复礼为仁”，己明仁为礼之本、己为仁之基。然此自觉之仁，必于礼中得以持守与展开，故颜渊问仁，夫子即告以“为仁由己”。盖无“克己”之自觉，“复礼”即成外在强制；无“复礼”之工夫，“由己”亦陷虚悬。“立于礼”者，正以此自觉之仁，行于视听言动之间，使内外本末贯通为一。最后以乐教实现德性生命的融合与纯化。乐是纯挚情感与和美形式的奇妙统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纯粹，广博易良，德性人格之养成必经乐教方能达深美纯备之极境。故夫子毕生爱乐：在齐闻韶则不知肉味；绝粮陈蔡仍弦歌不辍。不知乐，无以知孔子。乐者，乐也。孔子、颜回于疏食饮水、箪瓢陋巷中仍能“贫而乐”，端以此乐非由外至，乃内在发生的吾心之真乐。儒家德性人格理想，实可称之为“音乐境界”，是一种即道德而超道德的艺术化生命形态。

　　成德之教，不仅关乎情感之兴发与规约，更涉及理性之开启与超越之领悟。学以成仁，亦以启智。德性之“知”，立基于对自身所知与人类知识限度的明觉，既能学思结合，于知与不知间开启理解发生的可能，亦能“择善”。孔子更以水喻知，着眼于其对人心偏蔽滞塞的涣释荡涤之功，知者因此能对无时无处不在发生的变化保持敏感并随之而“动”，周流无滞而得身心畅达之“乐”。此智并不表现为幽僻之说、乖违之行，而呈现为中庸之道的平易亲切。所谓“执两用中”“无过不及”，本质上不是一种抽象的方法论，而是对“义”的时机化把握，是生生变动的情境性智慧。故中庸既是常道，又为至德。

　　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此“知天命”正是仁智并进的必然归宿。孔子以“畏天命”“敬鬼神”肯认生存之神圣向度，但此天既非物化实体，亦非神学位格，天非人类理性认知与抽象言说的对象，欲理解和通达天，只能由对“四时行”的和谐秩序与“百物生”的化育创造之亲知深体而进行。此即“下学而上达”的天人合德之境。“知天命”是基于仁知并进的生命与心灵转化后所达成的对天人相通关系的觉解，是对人之生存本质及其意义的彻悟。故儒家之至德，本身即蕴含极高明之智。

　　当今时代，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似乎在重塑生命形态，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选择：我们能否在“造人”与“成人”之间保持清醒？儒家“为己之学”揭示的与他人和世界感通一体的德性真我，恰是对技术异化的根本抵御。基因技术可优化肉身，AI可延展智能，但“仁”所凭依的恻怛感通之情，“乐”所通达的内在悦乐之境，却非技术所能赋予。孔子文质彬彬的生命理想则启示我们：在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尤需守护人性的本真，在“下学上达”中实现德性与技术的平衡，让生命在创造与感通中保持其不可替代的尊严与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