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一场著名的思想辩论事件，时间发生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地点在江西铅山鹅湖寺，今年适逢“鹅湖之会”850周年。“鹅湖之会”的主持人是吕祖谦，与会辩论的双方分别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吕祖谦的本意是调和朱、陆二人在理学和心学立场上的思想差异，希望他们通过辩论弥合分歧，会归于一。但在辩论中，陆九渊以朱学为“支离”，朱熹视陆学为“禅学”，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一方面，“鹅湖之会”不欢而散，没有达到吕祖谦所希望的消弭分歧的会讲目的；另一方面，“鹅湖之会”又取得了极大成功，朱、陆双方进一步明确了思想宗趣，并吸收了对方的某些理论观点，其历史影响远远超过吕祖谦的预期。通过“鹅湖之会”，朱、陆二家在理论上互相辩难，彼此构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体系，确立了“道问学”与“尊德性”并立的基本格局，构成了儒学发展的内在张力，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南宋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走向。

　　从先秦儒学的渊源而言，陆九渊更具有孟子“尊德性”的精神气质，朱熹则有荀子重视知识、强调经验的“道问学”立场。譬如王阳明、全祖望都认为陆九渊近于孟子；牟宗三等人提出荀子与朱子类似、朱熹是荀学的论断。

　　元代在赵复以后实现了理学北传，元帝尊崇儒学，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确理学的官学地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和会朱陆”为主，多认为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本源于一流，“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达道，岂有不同者”？

　　明代心学思潮昌明，以“尊德性”为主导。程敏政将朱子学说分为早中晚三段，认为朱熹早年对陆象山是势如水火，中年则是疑信参半，到晚年是完全相符。王阳明著有《朱子晚年定论》，也主张朱熹“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极力辨明朱学与心学之同，引朱熹为同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

　　清代朴学注重文字训诂、文献考据，以“道问学”为主导。龚自珍指出：“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祈同所归……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朴学家讲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事必有据，言必有征，批判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考据训诂风气盛行，又将清代理学扭转到“道问学”的学术方向。

　　佛教东渐以后，其缘起性空、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涅槃解脱等思想观念对中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三教合一”既体现为儒释道在冲突中融合、并立中发展的历史进程，又有在各自思想立场上彼此吸收、相互借鉴的理论重构。

　　“三教合一”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是唐代的新佛学。以禅宗为例，慧能实现了禅宗思想的革命性转向，反对神秀的“渐修”，提倡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是以佛教为基本立场、融合儒道思想而形成的新佛学体系。“三教合一”的第二个标志性成果是宋代的新儒学。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理学家出入释老，返归六经，既援佛入儒，也援道入儒，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儒学的理论思辨和形上境界。濂、洛、关、闽诸学，就是以儒学为基本立场，融合佛道而形成的新儒学体系。“三教合一”的第三个标志性成果是金元时期的新道教。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汲取儒佛思想，主张三教同流合一，以《道德经》《心经》《孝经》为经典，注重内丹修炼，提倡性命双修，这是以道教为基本立场、融合儒佛思想而形成的新道教体系。

　　因此，“鹅湖之会”应当从“三教合一”视域加以审视和把握。鹅湖书院中有一个匾额，上书“顿渐同归”四字，显然题匾者有意将儒学阵营里的朱、陆比拟为佛教里的神秀、慧能，“尊德性”与“道问学”无非顿渐之别，而且殊途同归。从“鹅湖之会”看，朱、陆“为学之方”的工夫论取向确然有顿渐之妙，陆九渊强调的“简易工夫”“发明本心”近于顿悟，朱熹肯定的“旧学商量”“新知培养”类似渐修。

　　从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质上看，朱、陆都有汲取佛道的一面，各有特色。清初学者潘平格曾经评价“朱子道，陆子禅”，批评朱熹接近于道家，而陆九渊更倾向于禅学。朱熹对道家道教比较了解，曾化名撰写《阴符经考异》《周易参同契考异》，对这两部道教经典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考证。陆九渊十分熟悉佛教理论，与禅僧交往比较密切，其心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禅学特征。不管是朱熹的类“道”，还是陆九渊的近“禅”，从“三教合一”的视域都可以作出合理阐释。朱、陆在儒学的思想立场上，不同程度地借鉴吸收了佛道理论思维成果，从而推进了宋代新儒学的转进与提升。

　　宋代理学家在吸收佛道哲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接着先秦儒学讲出了“性与天道”的内在超越内涵，不企慕虚幻的彼岸世界，而肯定在日用行常的人生实践中就可以实现超越性目标。张载《西铭》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揭示了人并非凌驾于天地，也非外在于天地，而就处于天地之中，仍然是内在超越的学术路向。朱、陆在“为学之方”上存在分歧，但在贯彻内在超越上却高度一致。朱熹基于“性即理”，从“天理”的超越性论证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性。“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天理”不是隔绝于天地之外，也不是凌驾于天地之上，而就在天地之中。“天理”在逻辑上的在先，确立了其超越性向度；“天理”在人与万物之中，决定了其内在性向度。陆九渊基于“心即理”，从“本心”的普遍内在性论证超越的天理。“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本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抽象的本质，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呈现为从内在到超越的价值指向。由此看来，朱、陆在内在超越上殊途同归，彰显了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