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儒刘宗周把自己毕生倡导的“做人之方”记录于《人谱》一书。《人谱》作为刘宗周最系统的一部哲学文献，其在儒家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类似于《四书章句集注》之于朱熹、《传习录》之于王阳明、《明夷待访录》之于黄宗羲，对于明清之际儒家道德主体性的构建具有典范性意义。

　　编撰缘起：儒佛之辨

　　《人谱》从批判袁了凡《功过格》融佛入儒的“功利”学风入手，是一部旨在捍卫儒家立场的加强道德修身、注重工夫实践之书。先是，云谷禅师著《功过格》，袁了凡从其学而有宣传因果报应的《了凡四训》；明崇祯六、七年间，陶奭龄的门人秦弘祐受袁了凡影响而有《迁改格》，陶奭龄序而刊刻后，呈送刘宗周一部。刘宗周读后，颇为不满，曰：“此害道之书也。”便于崇祯七年八月撰《证人小谱》，后易名《人谱》。对此，黄宗羲《子刘子行状》云：“袁了凡《功过册》盛行，因而有仿为《迁改格》者，‘善’与‘过’对举。先生曰：‘此意最害道。有过，非过也，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有善，非善也，有意为善，亦过也。此处路头不清，未有不入于邪者。故论本体有善无恶，论工夫则先事后得，无善有恶也。’作《人谱》。”是谓《人谱》的编撰缘起。

　　《人谱》系刘宗周生前已经刊刻、临终之际还在修订的“遗著”，并为其子刘汋留下遗言：“做人之方，尽于《人谱》，汝作家训守之可也。”刘汋《人谱跋》云：“《人谱》作于甲戌，重订于丁丑。而是《谱》则乙酉五月之绝笔也。一句一字，皆经再三参订而成。”这是说，《人谱》三易其稿，初成于崇祯七年，重订于崇祯十年，定稿于清顺治二年。刘宗周高足张应鳌在康熙三十八年所撰《人谱跋》中说：“《人谱》一书为先师绝笔，易箦时谆嘱传习兢兢者。此乃精义熟仁之正学，天德王道之全功也……凡我同人，能以神交私淑者耳提面命，乃不负顶天立天一完人矣！”这就是《人谱》值得传世的价值。

　　谱人心法：慎独诚意

　　对于《人谱》要旨与主体架构，刘汋《蕺山刘子年谱》称：“《人谱》者，谱人之所以为人也。首《人极图说》，言人心之体分为二五，散为万善，极而至于天覆地载，民胞物与，不外此心之知能。乃其工夫，要之善补过，以异于不思善恶之旨。次《六事功课》，即发明《图说》之意，终之以《纪过格》，言过不言功，远利也。”《自序》《人极图说》《证人要旨》《纪过格》《讼过法》《改过说》《人谱杂记》，构成了《人谱》的主体架构。另有《人谱类记》通过具体的事例分类证明《人谱》，后人对于《人谱》多有注释，比如《人谱大全》《人谱诗箴》等，这些内容都收录到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人谱》中。

　　《人谱》的本义就是“谱人”“成人”“证人”，不是教人如何做学问，而是教人“如何成为一个人”。“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人谱》作为意在构建儒家道德主体性意识的修身之书，主要探讨了人的本性和以“慎独”“诚意”为宗旨的道德实践，是刘宗周的“谱人”心法。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就认为，刘蕺山的“慎独”恢复了“以心著性”“内在体证”的道路，《人谱》一书标志着“儒家内圣之学成德之教之道德意识亦至此而完成焉”。

　　《四库全书总目·人谱》云：“姚江之学多言心，宗周惩其末流，故课之以实践。”针对阳明后学王龙溪、罗近溪、周海门一系宣称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刘宗周在《人极图说》开篇说：“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心即性”，“心体”本身即具有至善的道德价值。通过“慎独”“诚意”的道德实践，方可成就“至善”之“心体”与“性体”。这就是“工夫之外无本体”，从工夫中识得本体，“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至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谱》以为：“积善积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于善。始于有善，终于无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尽人之学也。”《证人社语录》云：“若方有一毫遮掩的心，便不是慎独。”刘宗周《中庸首章说》言：“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缘此，刘宗周判定“心体”是一种“独”体，是一切道德、情感、意念尚未萌发时的精神状态；“心即性”作为一种至善的道德本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这也是《人谱》修身工夫的“心”本体论依据。

　　为校正袁了凡、秦弘祐等从行善求福、生死因果上立说“劝善改过”的功利乃至虚无倾向，《人谱》据周敦颐《太极图说》而有《人极图说》，揭示“五伦”“百行”“仁义”的“人极”之道，进而提倡“迁善改过”以“立人极”的道德实践。因此，重视生命个体的道德修身工夫，在日常行为中时刻检点“过”“恶”，改过即迁善、去恶即为善，就成为《人谱》的核心议题。

　　“人虽犯极恶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与圣人一样，只为习染所引坏了事。”正如今人所说，刘宗周对人性的阴暗面（“过”“恶”“习染”）有着深微的观察与透视。《人谱》把人的“过”区分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六种。“改过”的方法为“讼过”和“改过”。“讼过”就是“静坐”“读书”“闭阁”“反省”；“改过”则针对六种“过”而制定了“六事功课”，分别是“凛闲居以体独”“卜动念以知几”“谨威仪以定命”“敦大伦以凝道”“备百行以考旋”“迁善改过以作圣”。具体的工夫有静坐读书、省察存养、惩欲窒忿、葆任知几、变化气质、迁善改过等，《人谱杂记》中也有具体案例。“一迁一改，时迁时改，忽不觉其入于圣人之域，此证人之极则也。”在刘宗周看来，通过“知错即改”“迁善改过”的方法就可“证人”、证成“人极”，这既是《人谱》的归旨，也是儒家道德主体性意识的成就。

　　毫无疑问，刘宗周是一位“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人。作为一位具有强烈道德主体意识的儒者，他时刻反省自己的过错，以“体验”和“体知”为范式，经由“独体”的内在超越呈现了儒家道德精神现象的世界。他本人毕生倡导的“慎独”“诚意”的修身哲学，还落实于主体自我的道德自觉行为，突出了儒家道德的正义性与民族气节的崇高性。他的绝食殉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人谱》构建了一整套严谨、细密、可操作的儒家道德修身工夫谱系。在刘宗周著作单行本中，唯有《人谱》的刊刻传播最为普遍，对其弟子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是后辈学人案头必备的修身书。陈确在与友人通信中说：“吾辈工夫只须谨奉先生《人谱》。刻刻检点，不轻自恕，方有长进。”傅彩在康熙刻本《人谱序》中说：“蕺山著述甚富，《人谱》一编，近里著己，实自道生平所得力，向已传播海外，因尝置之案头，日自警省。”清初颜李学派受《人谱》影响，成立“省过会”“规过会”，相互监督、相互规劝，严格规范言行举止。清代湖州学者闵忠仿《人谱》，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做人之要，撰成《人道谱》。清人宋瑾重刻《证人小谱》后，又作《人谱补图》。1905年，梁启超编《德育鉴》，对《人谱》中的“静坐”“改过”工夫也有大段摘录。20世纪30年代，吴宓在清华大学讲授“文学与人生”课程，将《人谱》列为“应读书目”。

　　尽管在刘宗周那个时代，《人谱》修身工夫主要适用于士大夫阶层，用于指导私人空间的运作，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时至今日，在批判性扬弃中吸收《人谱》中对道德主体性的认识，对于道德自觉意识的涵养、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培养仍有借鉴价值。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