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书》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时期，若干《书》学公案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如《舜典》《泰誓》《益稷》的版本问题；王肃、郑玄之争；孔传古文《尚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及真伪。这些问题不仅是《书》学史，也是经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此外，魏晋南北朝是《书》学研究的转型时期，殊异于前朝后代，出现若干转型期特点。就《尚书》注疏体例而言，首先义疏出现并盛极一时；其次音切逐步发展，渐趋成熟，南北朝时期，江左、河朔治经，咸重音学，这与当时玄学弱化、佛教传布均呈互动之态。

　　纷繁复杂的版本体系

　　《尚书》及其单篇版本纷繁复杂，只有厘清诸多版本传承脉络，方有益于对《尚书》文本状态与传承的深入研究。《尚书》版本错综复杂，魏晋南北朝先后有魏石经、王肃本、东晋伪古文本及敦煌六朝写本，各各不同，又各具价值。敦煌写卷之六朝写本是魏晋南北朝《书》学版本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由于敦煌写卷所用底本大部分仍为“宋齐旧本”，较好地保存了古本原貌，幸赖敦煌写卷的发现，才又令我们能一睹隶古定本《尚书》之一隅。因其为隶古定本之残存本，几经辗转传抄，故较之今传本，多用异体字，可以给人们呈现出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

　　《舜典》的版本，历来是《书》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书》学研究的公案之一。《舜典》盖有四个版本，其中三个版本均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一为“逸篇”本，此乃《舜典》的原始本，出于孔壁，当时全为古字，难以辨认，故无师说，由孔安国家献于秘府，后又因战乱频仍、世事流离而丧失。其二为王肃本。东晋梅赜献书时，《舜典》篇早已亡佚，购求仍不能得，故其因王肃注颇类孔传，故断取王肃本《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并在五十八篇之列，献于朝廷，成为官行本。王肃本《舜典》篇今依唐写本《舜典释文》而残存。其三为范甯本。因梅赜所献之《书》乃由隶古定写就，故范甯将其改为今字本，并为之作注，范注本《舜典》由此风行民间。此本早亡，今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其四为姚方兴本。南齐萧鸾建武四年，吴兴姚方兴奏上《舜典》，并云得之于大航头，为《孔传》本《尚书》之遗篇。姚方兴为模仿《尧典》的体例，于篇首增多二十八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后隋博士刘炫取之列诸本第，经孔颖达作《尚书正义》而传习至今，是《舜典》最完备的版本。

　　据孔颖达《尚书正义》，西汉古文本《益稷》为“逸十六篇”之一，东晋梅赜献书时，将《皋陶谟》分出《益稷》，并于《书序》交代其分出之原因：“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西汉古文本“逸十六篇”之所以绝无师说，盖由于其他篇章尚可依据伏生今文本校读，而增多之十六篇在当时保留有最古老的状态，古字难读，故师授阙如，只能献于祕府作为文献保存。如西汉古文本《益稷》就是从《皋陶谟》中分出之一部分，古文家必然也可以据伏生今文本《皋陶谟》校读，何至于将其归入“逸十六篇”而绝无师说，更何至于最后遭受战乱而断然无存。故梅赜本《益稷》与真正孔安国本《益稷》绝非同篇。

　　《尚书》单篇版本中，《泰誓》问题尤为复杂。大略言之，《泰誓》有三个版本。一为先秦真古本。先秦诸书多次引及《泰誓》篇名及其文句，故可知在西汉河内今文《泰誓》面世之前，确有真古本《泰誓》。此本早已湮灭无闻，今仅得通过先秦古籍引文略窥一斑。二为武帝时河内本。此本得于武帝末，分为三篇，据《泰誓正义》：“上篇观兵时事，中下二篇伐纣时事。”且多有诸如“白鱼入于王舟”“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等鬼神怪异之事，故为西汉今文家所接受，也多被后世古文家所诟病，王肃称“《泰誓》近得，非其本经”，马融《书序》亦云：“《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河内本在武帝时献上，纳入今文三家本，并于永嘉之乱时随今文三家《书》说亡佚，故其内容也只能靠古文家的零星注释和其他的古籍记载而得略窥豹斑。三为东晋伪《孔传》本。此本随东晋梅赜献书而流传，亦分三篇，也为武王伐纣之事。此本乃缀辑先秦各家引真《泰誓》之文句而成，且不入今文《泰誓》之谶箓语，故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意义。

　　全新的注疏特色

　　魏晋南北朝《尚书》学出现了一系列转型期的新特点，如注疏删繁就简、义疏体大盛，以及音注单独成书等，这些新特点都与当时玄学、佛教的兴盛不无关系。此外，这些新特点也是《书》学注疏本身发展的必然表征。

　　魏晋南北朝《尚书》注疏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前承两汉注疏方式，兼有传、注、释、论等形态，但较之两汉章句之学，魏晋南北朝之注疏方式明显呈现出删繁就简之势，这与当时玄风炽盛不无关系，与注疏方式自身的发展亦有关联。处于战乱下的士人们，面对社会的破败、经学的颓废，不得不重新思考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两汉以来一直提倡的经世致用的经学思想已经不符合历史的潮流，故而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领域，他们用道家的哲理思辨，从一种新的视角去审视儒家经典，阐发经学的微言大义，不再专注于繁琐的章句之学，转而注重微言义理的阐发，由此经学注疏伴随着玄学义理化更趋简洁。“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纯义理化的玄学观念渗透到经解中，必将使经书的注解顿脱滞重琐细的藩篱而呈现约简清新的面貌。诸儒在注《书》时，更侧重于对超越训诂字词、疏通句意的大义的体悟。少了西汉今文家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的政治学说，也少了古文家繁冗的考据辩证。

　　二、此时期注疏体例最大的亮点就是义疏体的产生和兴盛，尤其是南朝，义疏体盛极一时，《隋书·经籍志》所载六朝《书》注，几乎全为义疏体，如费甝《尚书义疏》、伊说《尚书义疏》、蔡大宝《尚书义疏》等等，可叹文献湮灭，六朝时如此繁荣的义疏仅有皇侃《论语义疏》一种流传至今，其他均已散亡。南北朝义疏兴盛如斯，究其原因，盖与南北朝时佛教的兴盛和佛教徒的努力关系甚密。为了更好地传播佛教，佛教徒积极调整教义，向儒家经典靠拢，他们精通并且注释儒家经典。他们这种积极地用中土的儒教来改造、宣扬自身教义的行为从侧面促进了经学义疏体的兴盛，他们在注释儒家经典的同时，难免会采用释典中的义疏体，这就必然导致义疏体在儒家典籍中影响的扩大，从而促成了义疏体在南北朝的兴盛。此外，义疏之兴起与《书》学注疏体例自身的发展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训诂学的角度来说，后人去古愈远，经义愈难明，不仅经籍不明，就是前儒之注解亦难以理解，故《书》学发展至晋世，汉魏以来之章句、传、注、解诂等体例，已经难以满足读经者之需要，故西晋伊说首创义疏体，著《尚书义疏》。

　　三、解经注音古已有之，但一直以来注音都是经解的附庸，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注音才终于脱离经解而独立成体，以音注名篇者多达37部，诸如东晋徐邈《古文尚书音》《五经音》、李轨《古文尚书音》、刘昌宗《尚书音》、刘芳《王肃所注尚书音》、王俭《尚书音义》、陆德明《尚书音义》。音注之盛与这一时期玄学弱化及佛教传布呈现出互动之势。如徐邈出身庶族，决然反对玄虚之学，故其潜心经籍，著《古文尚书音》。在东晋玄风大盛的时代背景下，以徐邈为代表的热衷于音义研究的经师多表现出了对于玄学的反驳和叛逆，为南北朝玄学弱化之先声。南北朝玄学较之于两晋时期，虽然保持了麈尾、玄谈等一系列形式，但玄谈的内容及其对于经学的影响已然不同于两晋，颇有形式重于内容之倾向。玄谈内容的淡化使得南北朝时期音义学前所未有地发达。盖魏晋南北朝的音义学，一方面是玄学弱化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玄学的弱化，呈现出互动的态势。此外，两晋南北朝，适应佛教发展的需要，传统小学被佛教徒引入佛典的注释，借助佛教的影响力，南北朝兴起了经学的书音高峰，《书》学的音书之作也独立成书，发展开来，最终于陈隋之际产生了魏晋直至南朝音义学的集大成之作——陆德明《经典释文》。

　　学术争锋与社会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系列《尚书》公案，其中王肃《书》学的出现引发了漫漫几个世纪的学术争锋。王肃《书》学问题大概涉及两端：

　　其一，因王肃注《书》多与伪孔传相类，故以惠栋为代表的学者直指王肃为伪孔传之作者。然将王肃《尚书注》与孔传本《尚书》进行全方位比较，不难发现，王肃并未注及增多二十五篇内之一字，且据陈梦家考证，二者所注相同者108条，相异者125条，则王肃非伪孔之作者，明矣。

　　其二，王肃、郑玄之争乃《尚书》学史一大公案，几千年聚讼纷纭。王肃《书》学一出，即呈现出与郑学争锋之状态，故以皮锡瑞为代表的学者多抨击王肃借外戚之尊故意与郑玄立异，祸乱今古文之家法，“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然将郑玄与王肃《尚书注》作一系统比对，则王注多有与郑注相同之处，并且即使不同，王肃也多用马融之说驳斥郑玄之说，这表明王肃有站在马融的古文学家的立场上来反对郑学融合古今的因素，并非单单基于政治原因，有意炫奇，以期压倒郑学。其次，王学与郑学争锋的基点之一即为二者对谶纬决然不同的态度。郑玄耽溺谶纬，其解经带有浓厚的谶纬神学思想，王应麟即评其云：“郑康成注经以纬书乱之，以臆说汩之，而圣人之微旨晦焉。”而王肃身处经学发生逆转的关键时期，处于去滞和玄远的过渡阶段，一方面体现出了对汉儒解经，尤其是对郑玄经解空言灾异之风的变革，另一方面亦未有玄言的影响，当时经学的走向是对谶纬解经的批判，向客观经解的回归，于是王肃便站在反对谶纬的立场上对郑玄予以辩难，这一学术立场的不同也是引起郑、王之争的原因之一。此外，王肃与郑玄立异亦受荆州学派的影响。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十八岁的王肃跟随曾在刘表门下做官、当时已投奔曹魏的宋忠学习《太玄》，宋忠、王粲、李譔为代表的荆州学派多批判旧学术、追求新取向，故多有与郑学立异者，这种学派渊源间接致使王肃与郑玄之争。总体而言，王肃为古文家，其《书》注自有自得之处。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学术体系，魏晋之际的经学正处于由繁滞向简明迈进的新阶段，王肃《书》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求异创新又免受神学及玄学思想影响之特色更好地契合了当时的学术思潮，也顺理成章地得到当时统治阶层及士人的接受和认可。

　　孔传本古文《尚书》与出土文献研究

　　东晋在经学史上最大的影响即在于孔传本《尚书》的出现，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书》学史上的公案，并对后世经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孔颖达《尚书正义》遵用伪古文，到宋朝开始的疑古风潮，再到清人今文学的复兴，多围绕着这一论题争论不已，大略涉及伪古文的出现时间、传授系统、作者、来源、辨伪以及影响等六个方面。时至今日，孔传本古文《尚书》之辨伪依然为学界所关注，尤其新出土的材料为学者们提供了与古文《尚书》辨伪相关的新材料和新视角，对此见仁见智，众见纷纭。有借出土文献证《古文尚书》之伪者，如陈民镇《清华简与<尚书>文体的再认识——兼论晚书辨伪》即通过清华大学藏出土战国楚简中与今本《尚书》相关篇章的比较研究，进而为证晚书之伪提供依据。有借出土文献以证《古文尚书》之真者，如杨善群《清华简〈说命〉性质探讨》《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通过这两篇文章，杨善群分别论证了今传本《说命》和《咸有一德》之真，他认为今传本《说命》三篇是珍贵的真古文献，而清华简《说命》三篇则是战国时人根据某些传说资料而编造的游戏之作，《咸有一德》是在孔壁中发现，经过长期“藏于秘府”或在民间流传，至东晋初由梅赜上献的真古文献。亦有持中立态度者，如贾学鸿《清华简的文章体式与传世古文〈尚书〉的真实性》一文通过对清华简《尚书》类文献的解读，某种程度上对阎若璩辨伪的思路和证据提出疑问，进而认为清华简中某些与传世本相关的《尚书》篇章，应该是不同的流传版本，借此以证古文《尚书》之伪理由不够充分。

　　一直以来，今文《尚书》都被认作是先秦真古文《尚书》，但是通过其与出土文献的比对研究，可以觇见所谓今文《尚书》早已并非先秦真古文原貌，它们在传授过程中经过了后世学者的整理和润色，甚至文学化的加工和处理。既然经过后人整理的今文篇目可得而存，则魏晋人辑佚之作的晚书二十五篇亦可得而存。如若将其客观地视为魏晋之际关于《尚书》材料辑佚的汇编，则其必有特殊的文献价值，故我们并不能斤斤于伪书之说，而忽略其自身的存在意义。《孔传》本古文《尚书》出现于经籍道消之际，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都笼罩于玄学之中，但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依旧得靠儒家学说来维系统治和权力。故在战燹迭起、文献匮乏的时代，由辑佚各家材料而成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的出现无疑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此外，其简洁明了的独特注疏方式与时代思潮高度统一，故甫一出现就被统治者和学界欣然奉习，并由此对后世《书》学乃至整个学术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外，亦有跳出辨伪之藩篱，借出土文献深化《尚书》研究者，他们或措意于《尚书》文本的重新解读，或侧重于《尚书》文体的研究，或关注《尚书》文本的形成及流传。刘光胜于其《同源异途：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系统的学术分野》一文中即认为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尚书》篇题、篇数等虽有差异，但二者同源异流，很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这些借由出土文献重新赋予《尚书》乃至经学研究以新面貌的成果，正昭示着中国《尚书》研究新的进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书》虽旧典，其光煌煌。

　　纵向学术史的梳理确有必要，就魏晋南北朝而言，文献资料散佚极其严重，致使《书》学乃至经学史相关问题难以稽考详明，在充分辑佚和占有材料的基础之上，对魏晋南北朝《尚书》学相关重要问题进行本体梳理与研究，有利于追本溯源地厘清几千年来争讼不休的诸多学术争锋，对更客观地评价诸家《书》说、完善《尚书》学乃至经学发展流变的脉络，进一步清晰地呈现治经特色与学术思潮的互动态势，开创《尚书》学研究新态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程兴丽，系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