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真理（无蔽）作为斗争

　　1933—1934年，海德格尔刚加入了纳粹党，成为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简而言之，投入了政治。对于此时的海德格尔来说，哲学家是解放者，兼具教育者与政治家双重角色。他在此将哲学与政治关联起来，这预先能够回应后来阿伦特、黑尔德等人对海德格尔思想缺乏政治维度的批评。哲学家返回洞穴的动力源于爱（φιλία）即爱欲或冲动，因而这种行动意味着一种内在必然性或者说命运。

　　哲学家与洞穴中常人的差别在于一种区分能力：哲学家是在灵魂中看到光明（Lichtblick）的人，能区分真理与非真理。哲学不是科学，而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样式，关乎每个人，关乎民族的命运。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真理或者说无蔽状态不是静态的，而是斗争（Kampf）与争执（Auseinandersetzung），因为去蔽与遮蔽总是相伴随的。真理是在时间中发生的行动、过程、历史。哲学家返回洞穴是一种去蔽行动，与民族精神的成长和历史的演进相连。

　　2.非真理的本质

　　这里需要明确指出，海德格尔的“遮蔽”概念不同于传统的“非真理”概念，它是存在论层次上的概念。遮蔽不是错误，而是存在的自行隐匿（Sichverbergen）。由此，海德格尔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遮蔽：我们对其不了解（表象掩盖真相），我们与其无关联（完全无知）。作为遮蔽的“存在的遗忘状态”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含义，存在会自行隐匿，人会遗忘存在，这不是人的错误，而是无法阻挡的“存在的天命”。

　　3.去蔽斗争与本真生存

　　哲学家寻找真理的去蔽行为是通过研究哲学史实现的，哲学思考是对存在的追思（Andenken）。这种追思类似于柏拉图式“回忆”：唤醒灵魂中固有的知识，灵魂曾经“看见”过存在，随后却遗忘了它，而只有哲学家通过对哲学史或者说存在史的研究才能回忆起它。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返回本质上是朝向未来的筹划，甚至是对民族的共同未来的筹划，而非单纯的回忆。换言之，对海德格尔来说，哲学不是“密涅瓦的猫头鹰”（黑格尔），即事后的反思，而是在返回中的预先筹划。海德格尔提出一种近乎“所有人都要成为哲学家”的要求，这是对于本真生存的全新理解。本真生存不再是个人主义的，如同《存在与时间》中的畏、想要有良心、向死而存在与决断，而是成为了一种政治性生存方式，即在共同体（πόλις）中的、民族的共同行动。人的本质是“从洞穴到光明世界再返回洞穴的过渡”，始终处于真理（无蔽）与非真理（遮蔽）的斗争中。

　　4. 真理的本质与行动

　　上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洞穴喻的解读标志着从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的转变，自由不再是《论真理的本质》中的“让存在”，也不是后期思想中的“泰然任之”，而是行动与斗争。哲学家返回洞穴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不同于黑格尔与尼采对悲剧的理解，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悲剧性来自于对存在呼声的倾听（比如安提戈涅）。出于这种倾听，哲学家肩负起了教育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角色，因而这种倾听同时意味着本真的“决断”。海德格尔的个人决断是走出书斋，投入民族的命运中，而正如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的，这个决断以悲剧收场。对于此时的海德格尔来说，真理的本质是与“斗争”“暴力”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