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科起，我就以哲学为专业，但真正开始学习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却是在博士二年级。当时，我旁听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吴飞教授的《上帝之城》课程，逐渐了解到奥古斯丁的著作和思想。等到2009年春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与导师赵敦华教授反复斟酌，选定了以“奥古斯丁注释《罗马书》”为题。

　　从撰写博士论文起，直到今日，我的学术研究始终以奥古斯丁思想为主，学术追求从来没有动摇或转换过，反而越发体会到，深入研究这样一位关键性的转折人物，不仅可以推动对西方文明史的精准把握，还可以在文明互鉴中增益我们自己。 

　　当前国内的奥古斯丁研究

　　如果要问，在西方思想家中，哪一位最早传入中国，恐怕很少有人会猜到，他的名字是奥古斯丁。罗明坚1584年在广州刊行《天主实录》，第一次在汉语世界提及奥古斯丁海边遇童子的传奇。而利玛窦1603年在北京刊行《天主实义》，第一次在中国文献中明确点出他的名字“嶴梧斯惕诺”，并称之为“西土圣人”。从此以后，奥古斯丁的著作和思想就开始在中国传播，已经历时400余年。

　　然而，传播是一回事，学术研究却是另一回事。在国内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双峰的中世纪哲学研究最为薄弱，前不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不及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更不用说在国内一直热度不减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甚至让西方学者都发出了“康德在中国”和“现象学在中国”的惊叹。

　　不过，这一景况在最近十余年开始大有改观，对奥古斯丁研究的兴趣在逐渐升温，相关论文和著作不断涌现，甚至还召开了多场专题学术会议。笔者在2015年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教父哲学论坛，现在开始迎来第十届；而中世纪哲学专业委员会在2017年获批，迄今已经召开了六届年会。相较而言，前者偏重奥古斯丁研究，后者偏重阿奎那研究，正好覆盖中世纪哲学的前后期。在年会之外，学界还召开了多场工作坊，比如2024年在湖南大学召开“奥古斯丁与中西文明互鉴”和202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奥古斯丁与哲学史”。而除了之前单独译出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伟驰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吴飞教授和笔者正在筹备出版十六卷本的《奥古斯丁文集》。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不仅参与邀请多位国际一流学者前来讲授奥古斯丁哲学，出现了图宾根大学Johannes Brachtendorf、波恩大学Christoph Horn和鲁汶大学Anthony Dupont三位奥古斯丁专家同时在国内讲学的盛况，还参与组织中国学者和德国学者之间的奥古斯丁对话学术会议，第一届在图宾根大学举办，第二届在华侨大学举办，而第三届将于今年10月回到图宾根大学举办。

　　关于奥古斯丁的全球接受史，国际著名奥古斯丁专家、现任图宾根大学校长卡拉•伯尔曼（Karla Pollmann）教授在2013年领衔主编出版了三卷本的《牛津奥古斯丁历史接受指南》（The Oxford Guide to the Historical Reception of Augustine），但一直为缺少东方接受史的部分而遗憾。而在2024年，周伟驰研究员出版三卷本的《奥古斯丁在中国》（研究篇一卷和资料篇两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旁涉韩国和日本接受史，就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在2024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德奥古斯丁对话学术会议上，伯尔曼教授对《奥古斯丁在中国》的出版惊叹有加，建议尽快译成英文本出版，以向国际学界展示奥古斯丁在中国传播400多年的精彩历程。

　　由此，虽然中国学界阅读、翻译和研究奥古斯丁不过一百年，但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现代学术积累之后，国内的奥古斯丁和中世纪哲学研究已经进入最好的发展阶段。

　　奥古斯丁与西方文明的奠基

　　在《奥古斯丁在中国》中，周伟驰研究员评价说，“奥古斯丁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只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可以比肩，其实际影响之长远只有柏拉图可比”（《研究篇》，第283页）；而在推荐序中，吴飞教授则点明，从明末清初到当代中国，中国士人和学人关注和学习西方，主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确立的现代之路”（《研究篇》，第9页）。的确如此，生活于罗马帝国晚期，奥古斯丁处在从古希腊罗马向中世纪过渡的关键转折点上，将希腊哲学、希伯来宗教和罗马法律熔于一炉，其主题之广博涉及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其著述之丰富则超过西方古代的任何一位思想家。简要来说，其哲学著作全面反思了古代哲学中的实体、宇宙、灵魂、意志、认识、情感、时间、婚姻家庭、政治和历史诸主题，并多有新颖甚或革命性的阐发；其宗教著作则全面建构了创造、堕落、原罪、恩典、预定、政教关系、释经和政治神学等诸学说，并形成一座气势恢弘的理论大厦。在承前方面，奥古斯丁细致检审了从荷马、柏拉图到普罗提诺，从西塞罗、撒鲁斯特到维吉尔，从保罗、奥利金到优西比乌的大部分古代著作，成为西方古典思想的集大成者；而在启后方面，他深刻影响了从阿奎那到笛卡尔、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从海德格尔到阿伦特的几乎所有重量级思想家，可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而早至1584年，奥古斯丁的著作和思想传入中国，就在克欲和成圣等主题上，开始与中国知识阶层有了深入互动，无论是代表儒家正统的方以智和刘宗周，还是青睐西学的徐光启和杨廷筠；而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奥古斯丁的广泛影响不仅表现为，开始以中国人所熟悉的语言、形象或情节来描述和解释他的生平故事，也表现为，在关于如何救国的讨论中经常援引他的思想学说。就此而言，在这400多年以来，奥古斯丁已经成为中国文明和知识传统的一部分，双方之间从来不是夷夏之辨，而是早已进入了文明互鉴的新阶段。

　　深化文明互鉴，讲好“中国的奥古斯丁”故事

　　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被，开始于16世纪的这场东西方文明大规模交流都是试图借助别人的眼睛来看待和反思自己。无论出现了过度褒奖，还是出现了过度贬低，我们都要冷静思考，自己能够从这场东西方文明互鉴中学习到什么，增益到多少。这就需要，东西方都回到各自文明的源头，回归各自文明的根基，以彼此为鉴，正衣冠、知兴替和明得失。

　　伴随着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召开，国内高校开始设置古典学专业，社会上也不断掀起古典学热潮，这都要求学者们应当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其中，深入研究奥古斯丁所汇聚的西方古典思想，细致考察其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大力拓展相关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就可以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消除对东西方历史的脸谱化、线条化的片面理解，看到东西方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生了复杂的物理式碰撞和化学式化合的关系，从而展示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所焕发出的更强大、更包容和更具世界性的活力。由此我相信，汉传400余年的奥古斯丁就不再仅仅是“奥古斯丁在中国”，而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奥古斯丁”。

　　“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在拙著《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的后记中曾经感怀，“人到四十，站在了生命的转折点上，而父母老迈，小儿绕膝，总会多发感慨。然而，一代学人做一代学人的事业，后生我辈唯有‘忠义奋发’，方可不负老师之教诲，不负光阴之流逝。”的确，对于奥古斯丁这样的大思想家，其著作之浩瀚，思想之广博，影响之深远，远不是一个人或一代学者的研究所能够穷尽的。然而，努力向学，勤勉用力，焚膏继晷，每一位研究者都终将得到知识上的收获、心性上的磨炼和思想上的丰盈。标杆已定，踏阶前行，此生既如此，夫复又何求！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奥古斯丁书信全集翻译与研究”（21BZJ0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