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小龙，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古典哲学、基督教哲学，出版德语专著一部，点校古籍一部，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哲学动态》《世界宗教研究》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

　　文艺复兴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有幅题为《伊卡洛斯的坠落》的著名油画，它描绘了一个流传已久的古希腊神话：克里特国王为了独享迷宫设计师代达罗斯的创造力，将他及其儿子伊卡洛斯囚禁于高塔。然而，这并未困住父子俩，心灵手巧的代达罗斯决定用羽毛和蜡制作翅膀，飞离海岛。起飞之前，父亲警告儿子：不可飞太高。但在飞翔的途中，伊卡洛斯过度相信了人造翅膀的力量，无视父亲的提醒而越飞越高，最后，因为太靠近太阳而导致蜡融化，坠海身亡。这个故事不断地被人讲起，因为它折射和隐喻了人类的基本境况，预言了现代人的境遇。

　　“通古今之变”，理解现代性，是我大学以来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的潜在动机。尽管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逐渐地被各个学科的实证研究所掩盖。“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在于理解现代性的历史生成，给我们反思当下生活提供一个参照。古代与现代不仅仅是时间概念，它们的张力广泛地体现于同一个空间内的心理结构、人际关系、生活惯习、组织形态等各个方面；现代性也不总是意味着“进步”与“前卫”，它更多地指向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念、行为方式乃至信仰形态。

　　在中世纪晚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思想界悄然地发生了一场“内在性转折”：一方面，唯名论革命破除了个体与神之间的冗长中介，使人们对超越的绝对者敬而远之，通过分有理念和类比学说确立的向上阶梯轰然坍塌；另一方面，由亚里士多德建立的目的论不再成为唯一行之有效的解释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人们更多地诉诸机械性的微粒碰撞，同质且无限的宇宙空间埋葬了封闭的世界观念（科瓦雷语）。这就使得外在的自然只被视作僵死的物质和无意义的变迁，没有任何令人心动的目的，也不再给人提供追求的方向。于是，人不再将意义寄托于自然的秩序，而是坚决地要“自作主张”（布鲁门伯格语）。这种自作主张的现代精神在笛卡尔和培根等人那里展露无遗：笛卡尔曾独自沉思，发现只有“我思”才是最确定无疑的，于是以最切近的“我在”颁布了世界之确定性的原点；培根挣脱了传统知识的沉重负担，提出以“新工具”替代“旧逻辑”，用经验和感官为世界丈量意义。于是，一切自足，无须外求。在他们那里，为世界奠定秩序和意义的，不再是超世界的存在，也不是质料性的世界本身，而是人心的内在世界。

　　人把世界内化于心，由此，在这个内在化的世界中，建立社会秩序的根据不再是神圣的权威，而在于人类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对物体运动的解释也不再需要超自然的奇迹与魔力——因为若无外在物体的影响，物体会保持原先的静止或者运动状态，而不会奇迹般地改变。现代社会秩序由之得以确立，现代科学由之得以发展。内在化的现代世界，凭借巧妙的制度设计与发达的科学技术，攻城略地，俘获人心。康德曾这样宣告近代物理学的胜利姿态：人类面对自然的时候，不是像学生那样求教，而是像法官那样迫使自然回答自己的问题。由此，经过“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先验哲学巩固了对内在化世界的坚守，将对超感性世界的知识视为独断的和无效的。康德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追求超越极容易陷入独断论的危险。

　　然而，康德的批判哲学难以掩盖对形而上之超越的向往：尽管知识只有在经验范围内才是有效的，但人的理性总是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超出感性、通往超感性世界的趋势和冲动；尽管理性无法认识自由、灵魂不朽，但我们作为道德的人，有义务和责任，必须是有自由的，这就必定需要有灵魂不朽和一位神，使得人有“福德相配”。此时，雅各比登上思想舞台，宣告斯宾诺莎式的内在流溢学剥夺了神的超越性，不可避免地导向宿命论与虚无主义，还直言这是理性主义的最终结局。在雅各比看来，理性主义把自己限定在因果链条支配的世界之中，囚禁在理性为世界颁布的法则中，因此世界不再有奇迹，不再有自由，人们既无法通往世界之外的绝对者，也无法触及理性之外的真实存在。这里，坚守理性主义的康德与抵制理性主义的雅各比，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超越：康德通过物自体和现象的二分，用理性从必然性主宰的机械世界中拯救自由与信仰；雅各比提出通过“致命一跃”，实现了对超越世界的直接感知。

　　然而超越难免陷于独断，彻底的内在化则又会导向虚无。德国古典哲学在超越与内在、独断与虚无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费希特以其知识学，将世界还原为自我的行动，神被还原为道德世界秩序。正是他如此内在化的模式引发了雅各比的批判：费希特笔下的绝对自我神似牡蛎，它把世界吞并在自身之内；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就像一只镶上图案的袜子，绣满了日月山川河流，但是到头来也只不过是线团编织的梦景。在雅各比眼中，这种体系只有自我及其想象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完全不存在，于是费希特也陷入了虚无主义。

　　如何在彻底内在化的世界中寻找超越，这既是近代哲学的课题，也是现代世界的使命。如果你不想要仅仅沉湎感性，纵情声色，如果你不想要被现代性的牢笼和工具理性束缚，如果你的生命还要寻求意义和崇高，那么超越是必然的出路。当然，笛卡尔与培根等人奠定的现代秩序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人的解放和现代科学与技术带来的生活便利不可抹杀。在内在化的世界中，人类不再臣服于高高在上的神明，不需要求助于自然奥秘，而只需要凭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依赖自己制作出来的工具，便可实现任何目标。可见，反对独断的超越，是在维护人类自身的尊严与价值。那么，既要超越，也要警惕独断的超越，这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或许有一种独特的超越方式，超越的目标不是宇宙整体之外的神圣存在，向往的不是生活世界之外的诗和远方，而是在生命之中的超越。如果超越脱离了坚实的大地，抽空了日常的生活，造成的虚无主义未必会比彻底内在化的世界来得更少。将远方诗化成真正的家园，这何尝不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如果奢求安顿，无超越性，又如何向未知的、更高的领域进发？于是，如何在超越和内在之间掌握那个度，既考验人类的智慧，也需要实践经验。

　　世界如此，人生如此，学术同样如此。青年学子或许会因为某位老师的个人风采，或因某部著作的无穷魅力，向往以学术为业，但忘记了：学术不仅要打发日复一日的无聊，还要忍受平庸之辈凌驾于有识之士头上（韦伯的警告）。若将学术生活美化成象牙塔，将其视为精神困顿后的避难所，会被它苍白的面目吓退。美化过去、诗化远方、强化未得，这大概是人类的通病。只有那些看清楚了学术生活真相仍然义无反顾的人，才不会因一时失败而自怨自艾。同样的，像我这样的青年学者，或许在经历了沉重的考核、每日的自我规训、兼顾众多琐碎杂事、生活和学术难以两全之后，还能够热爱这份枯燥、忙碌而耗费心力的工作，才能在平凡和艰难中保持学术的初心，在回想起曾经挥斥方遒的自己时不感到落寞。追求超越，不能像断线的风筝和挣脱空气阻力的鸽子（康德的比喻），坚守内在，也不能仅仅是出于心态上的消极沉沦和麻木不仁。超越性与内在性相互成全的智慧，大概生活本身才能教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