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期现代社会，“不论往哪个方向看，人们想要的都不再是普通，而是独特。不再把希望寄托给规范化和常规的东西”。然而，若要概念地表征这一图景，既有的独特、特殊、个人主义等概念却表现出局限性。首先，物自体意义上的独特不是社会现象，所以也就不在社会理论的讨论范围内，“独异性是在社会文化中被制造出来的‘与之不同’”。其次，通常所见的特殊个体往往是普遍类型的具体表现。特殊性借助普遍性得到认识，普遍性统摄特殊性，而晚期现代社会的认知逻辑刚好相反。最后，个人主义的局限更为明显，晚期现代被独异化的远不止个人，独异性“描述所有社会单元的社会文化特点，并将它们关联起来”。概言之，生成的社会性、对特殊性的优先认知与影响的全局性构成独异性这一复合概念的三大支柱。

　　独异性寓于独异品，独异品的生成极度依赖文化。早在莱克维茨之前，布尔迪厄就在教育社会学的意义上指出，存在着表现为品位、艺术品和学历文凭的文化资本。莱克维茨进一步在资本主义整体演化的意义上认为，文化因素深度渗入并改造了传统工业资本主义，使之成为“认知—文化资本主义”：“认知”意味着生产高度依赖知识分子、知识产权和知识分工；“文化”意味着商品的实用属性已无关要旨，但是具有独特的审美、伦理、设计、品位等文化属性，进而能打动消费者情感。因此，独异化就等于文化化，文化化即通过观察、评价、布置和体验等一系列社会实践，使各类主客体、时空、共同体与各种文化元素融合，最终生成自身就存在魅力而值得追求的独异品。观察意味着在“文化上的敏感”驱动下发现或识别出独特对象，随后，对象通过诸如艺术品鉴、网红推荐、非遗遴选等评价系统获得文化赋值，成为广受追捧的独异品。所谓布置，就是发明独异品的社会实践，即“把各种异质的物品、文字、图像、个人等聚到一起，将之交织成最大限度的和谐整体”。经过布置，独异品往往兼具独特性和稀缺性，而独特又重于稀缺，因为稀缺未必独特，反之则不然。最后，不同于被耗废的工业标准品，独异品是用来体验的，而体验的核心是唤起情感，产品越是独异，越可能击中情感。正因如此，晚期现代个体变得高度感性化。

　　文化产品的流行使独异性成为晚期现代个体和社会的共同气质。莱克维茨批判地指出了其中的若干风险。对生产的个体而言，自我更深度地卷入竞争和动荡之中，这是由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的性质决定的。不同于程序化标准化的工业制造，文化生产高度依赖专业知识，主观性更高，对生产者主动性的要求也更高。这意味着生产者往往将整个自我，如情感、禀赋、社会关系、生活经历等经济化并投入生产。但问题在于，文化市场存在高度的两极分化和预期困难，没有人能确定“自己”能否以及何时成为“爆款”。以投入论公平的工农业生产逻辑的淡出意味着，晚期现代社会对作为大多数的普通者更不包容。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消费的个体。消费文化产品即体验情感唤起、追求自我实现，这一过程与个体的自我无法分割。自然地，个体希望不断体验积极情感，但莱克维茨毫不客气地指出：“以积极情感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无意识又系统性地以更强烈的方式产生消极情绪。”这是因为情感本来就是不稳定的，而体验的积极与否又全凭主观。由于标准的缺失，独异性社会在本质上是系统性的失望发生器。然而，真正棘手的不是可能的失望，而是即便个体获得了“高峰体验”，但 “高峰”之后马上就是低谷。在独异性社会，人们更难在亢奋与失落之间寻得平和。

　　对社会整体而言，独异性意味着新的阶层分化和文化冲突。根据是否搭上了独异性经济的快车，可以区分出凭借文化资本快速上位的新中产，以及被逐渐边缘化的老中产和新底层。前者倾向于世界主义的“超文化”，因为文化多样性对其而言是可用于生产的资源，后者则在失落之余转向“文化本质主义”，用强调固定身份、社群边界与传统价值的方式寻求安全感。最终，社会呈现为由无数独异化个体与小型文化群体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式社会”，文化冲突愈演愈烈。

　　尽管独异性社会风险重重，但莱克维茨仍然强调“独异化进程本身说不上是好或坏”。通过生成与影响两个角度的分析，的确可以看出晚期现代呈现出双重面相。在现实性上，莱克维茨的分析证明时代转型的幕布之后不是乌托邦的降临，而是资本主义的再版。与前工业化时代“被自由”的失地农民和“被开化”的土著部落相比，晚期现代人所经历的，更加委婉也更加残酷：当自我被独异化进程俘获，个体更主动和隐蔽地被资本主义裹挟。但在可能性的维度也应当看到，作为物质产品力极大提高的结果，社会消费品从工业标准品到文化独异品的切换标志着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大，个体拥有更多资源和机会来发展和表达自身，独异化进程蕴含着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潜力。

　　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独异化进程的解放？这首先需要审视独异化进程的缘由。按照莱克维茨的分析，“独异性社会的根本动力来自超文化的铁三角，即独异性经济、数字技术的文化机器以及新中产的独异化生活方式”。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经过工业化大生产的积累，物质生产力大大提高，叠加销售竞争加剧，平平无奇的功能性商品无法充分帮助资本获取超额利润，此时资本主义便自我调整，调用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资源以求增殖。实际上，莱克维茨也意识到了这一现象并将之概括为饱和危机与生产危机，但他并未自此深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而是更关注当代资本主义营造的社会表象，因此难以指出“超文化的铁三角”其实不是“根本动力”。无论普适性逻辑还是独异性逻辑，资本逻辑才是根本逻辑，独异化进程的异化根源就在于此。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