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

　　2025年是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四大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诞辰250周年。据笔者了解，国内外许多学术机构都会在今年开展相关的纪念性学术会议和活动。国内的首场纪念活动也于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召集人是汉译《谢林著作集》的主编先刚教授。笔者从2017年开始有幸参与了这一汉译工程，自己也主编了《谢林及其影响》丛书，正在陆续出版中。在见证了《谢林著作集》以10年的时间完成所规划的全部22卷汉译工作之后，我不由也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谢林？

　　谢林是一个天才人物，他23岁当教授。现在历数有现代大学之后最年轻的教授，很多时候还是会从谢林说起。他比作为同学的黑格尔成名早，但又被黑格尔盖过了风头。因此，他也有悲情人物一面，晚年想“东山再起”结果失败了。另外，他还是一个形象不定的人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普罗透斯”（变化莫测的海神）的外号。在20世纪哲学的叙事中，他的形象也变得更复杂起来。

　　我们说一个哲学家值得读，首先必定是在于他的思想重要。但首先需要厘清一个问题，什么叫“思想重要”？有的思想家重要是因为他的思想为某个文明或者文化进行了原型性的解释或说明，或者为某一文明或者文化的基本气质进行了根本上的奠基，比如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有的思想家重要是因为其思想构成了现时代人类基本理解活动的观念来源，比如笛卡尔和康德。有的思想家重要是因为其思想终结了一个时代并开启了下一个时代，具有历史节点的作用，比如阿奎那和黑格尔。尽管有瓦尔特•舒尔茨和埃里克•沃格林这样的知名学者为谢林“张目”，认为前述的第三种情况应该由谢林而非黑格尔代表，但笔者认为这种本身就具有学术争论性质的张目，自身也并不能证明谢林思想的重要。

　　还有另一种对重要性的论证是，从某某思想家的思想中产生了某某学说、某某学派，此人是一众人等的“祖师爷”，比如认为谢林是实存主义哲学、比较神话学等的奠基人。但这种论证也不过相当于认为，因为所有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的，所以我们要对非洲人顶礼膜拜。思想重要跟“祖师崇拜”根本上来说是两回事。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谢林在其思想中对于中国文明的理解比起黑格尔更为公允和全面，至少他准确把握了中国哲学中“易”“天”“道”等概念的涵义。但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们似乎也没必要因为一个200多年前的德国思想家“准确”理解了我们的概念就觉得他重要，而且我们似乎也没必要用外国人来给我们自己的思想含义“张目”。如果一个本土的哲学概念还需要通过国外学者“出口转内销”才能获得其合理性，那与其说值得骄傲还不如说值得悲哀。当然，还有一种对于重要性的论证来自于所谓的“师门传承”，或许笔者的学生会不自觉为谢林研究张目，毕竟这涉及“吃饭”问题。但这不光限于谢林研究，或许所有的研究都会有这个问题：把“流传下来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因为它已经现成存在于此了，所以它就重要。

　　哲学与其他科学“自证”其意义的方式并不相同。谢林曾经有一句名言，“哲学总是从头开始的科学”。哲学之所以需要不断从头开始是因为，人类对于那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所需要的理解处境总是在发生变化，哲学必须保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人类的概念工具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仍能展开和讨论涉及人类生存和意义的最根本问题。也可以说，哲学是最需要“与时俱进”的学问，哲学家总是在问相同的问题，但回答这些相同问题所需要的概念和处境总是在变化——开普勒和托勒密都要回答天球运行的问题，但他们各自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工具，甚至世界图景都发生了变化。谢林和柏拉图都要回答本原问题，但谢林那时候已经出现了伏打电池、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发现了磁现象在化学现象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存在脱离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也不存在脱离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只要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所致力的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人理解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就必须要求一种整体的知识，在这个整体的知识中，一切学科只是在呈现整体的一个侧面。而大学就是保证这种整体呈现的机构，这正是谢林在《学术研究方法论》中提出的教育思想。这或许是谢林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人文科学不能固守于“人文”，而是要以人类的知识整体为导向来不断“自我迭代”。

　　谢林固然有其他的重要著作，比如《先验唯心论体系》《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世界时代》《神话哲学》《启示哲学》等等，但笔者最为推荐的是这部《学术研究方法论》，它脱胎于谢林1802年在耶拿大学开设的同名课程，课程开设后，很快轰动耶拿城，场场爆满。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固然有自己的学科内部问题和争论，但哲学学科最大的“特点”则在于，它的“抽象”来自于对现实的普遍关怀。这部《学术研究方法论》甚至可以与马克斯•韦伯的名作《以学术为志业》对照起来读。当然，谢林说的“学术研究”其实指的是大学的学习。即便是天才，大学的学习也需要指导。其中最重要的指导是在于明白人类知识的整体结构是怎样的，自己所从事的学问在这个结构中处在怎样的位置，甚至“学术创新”的根本原理是什么。当然，谢林那时代的大学定位和现在的大学有很大区别，但是，有三个基本的要点值得我们今天借鉴：1.大学的教育是要让人进入世界，而不是让人远离世界。人所创造的世界的基本结构，就包含在各门不同知识形成的整体中，只有进入人类知识的整体，才算是进入了人类的普遍文明世界。只着眼于个别的知识及其运用，本质上是对个体的“去世界化”。2.没有纯粹的“理论科学”，也没有纯粹的“实践科学”，人类知识的本质同时是理论且实践的。之所以要实践，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冲动绝不仅仅是对世界的静观，之所以要理论，是因为知识总是寻求原理。这样一来，一切知识只有在那个既理论且实践的知识，也就是哲学中，才能获得普遍关联和最终的合法性论证。谢林对于哲学和部门知识的描述，虽然过于“古典”，但也给出了一个论说哲学存在之合法性的方案。从来没有学科像哲学这样，一直遭受存在合法性的质疑。哲学的进步可以说就是在自身合法性遭受冲击之际进步的。谢林那时候哲学也被质疑过，而这种哲学作为科学纽带的方案，也是谢林当时为哲学赋予的合法性说明之一。3.只有真正进入科学整体中的人才能胜任大学老师，只有片面和个别知识的人不过是对知识本身来说“无法生育的工蜂”。从浪漫主义时代开始，哲学学者为了表明自身专业的合法性，为了刻画哲学的独特性，就营造出了一套套独立于其他科学的专业哲学“黑话”。这套哲学话术的习得与增值，表面上看起来建立起了哲学学科的“业务”，实质上，这种“自身特殊化”的做法却有违于其应有的功能，或许并不符合哲学学科的本质。以上三点，在笔者看来是《学术研究方法论》成为一部经典名著的地方。

　　经常有读者反映，谢林的著作读起来很困难，毕竟他的术语风格和表达习惯上属于早已形成刻板印象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面对“外国哲学”“西方哲学”这些我们本土文化的“他者”，贴上一些标签是重要的，比如“理性”“思辨”“严谨”等等，这样不仅有助于减少我们的观念负担，也有利于进行一些“大而化之”的比较。但“大而化之”的比较的危险在于，自信或者自卑都来得过于简单和轻浮，以至于活在一种毫无实际性的观念幻境中。但学者需要承担起“观念负担”，从而让我们在对某些问题的判断上能够更加精确。所以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保持“他者”的复多性是学术研究更加深刻的必要条件。或许这又是谢林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作为又一个“他者”来扩充我们母语的观念和表达资源。

　　谢林本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当然也解决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重要问题，也留下了许多新的问题。有的哲学家解决问题解决得很好，以至于在他之后仿佛不再有问题——尽管这是不可能的，有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很好，但他没有给出特别圆满的解决，这样的哲学家笔者认为是更值得重视的。比起亚里士多德，谢林更欣赏柏拉图，恰恰是因为亚里士多德那里一切问题都解决得过于“圆满”，而柏拉图则留下了《法律》《蒂迈欧》这样明显有许多思想谜团的著作。德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布赫海姆（Thomas Buchheim）也说过，谢林在晚期哲学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或许不可完成，但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概念的现实性究竟该如何确立的问题。这里的思想内涵问题暂且不论，但笔者认为这或许就是哲学的生命力所在：我们获得生命，并且在人生中有所劳作，不是为了让生命本身终结于我们的生命，而是为了让生命能够以更高的形态继续下去。哲学也是如此，尽管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所有人都想“终结”哲学，但在求终结的过程中，又总是能挖出新的、填不上的“坑”。学者的工作是确定这个“坑”的位置，然后确定这个作为思想之谜的“坑”到底能“留下”多少人，进而在此基础上推动思想的前进。而不是读完原著，再读二手研究，通过一番“装点”再多发几篇。这可能也是谢林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不惮给自己“挖坑”，而不是强行“自圆其说”。

　　当代德国的著名学者奥特弗利德•赫费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德国哲学在中国》，大意是说中国人现在比德国人还要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笔者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观点，即区分当代中国的“中国哲学”或者“汉语哲学”和一般意义上“中国哲学”——尽管它也包含佛教哲学这样的“舶来品”，但做到了成功的吸收和内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德国古典哲学就参与到了中国的革命与叙事中，现在通过大规模的翻译和研究，已经成了现时代的“新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了。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德国人无法保有自己的哲学传统，需要中国人的研究和保存，跟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以及佛教在印度衰落，靠中国人的翻译研究才得以保存并无不同。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上面三种关于谢林的重要性的说法也没那么充分，毕竟超出单纯的人文科学视野、能够为母语的思想资源拓展空间、又勇于“自我扬弃”的哲学家并不在少数。

　　在笔者看来，谢林哲学的重要性，特别是汉语谢林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在谢林哲学和谢林自己身上，而是在一种整体态度的转变上。第一，我国的哲学教育水平已经足以让我们去理解、翻译和研究谢林这样比较晦涩和困难的哲学家了。笔者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以后更困难的哲学家，比如对谢林有很大影响的雅各布•波墨必定也会有汉语译本和研究。第二，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已经“学有余力”了，在康德和黑格尔之外，已经可以去关注费希特和谢林了。这就意味着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我们已经逐渐绘制完了西方哲学的地图，能够在观念上不再被“忽悠”了。第三，我们已经有了逐渐加入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问题讨论和世界哲学问题讨论的能力，通过翻译和吸收，我们不会对西方哲学的任何一个问题再感到闻所未闻和陌生，而是都能“插上嘴”。第四，尽管还有诸多不足，比如翻译是否算“科研成果”争议，但毕竟这项工作能在汉语学界完成。据笔者所知，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拥有更悠久“谢林研究传统”的国家，在母语翻译规模上反倒比不上我国。在西方哲学研究上，关于还存在许多“原产国”崇拜，我想汉语谢林研究的展开，能够扭转这一“想当然”的趋势。正如古希腊哲学乃至德国古典哲学都是“文明互鉴”和交融的产物，追溯其源头和来源并不会让思想更加“纯粹”和“正宗”。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谢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连黑格尔都承认，他作为自然哲学的创立者，奠定了客观唯心主义。他在“世界时代”哲学中对时间与存在问题的沉思，仍然在当代回响。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也被许多人认为真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开端。总的来看，谢林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其重要性对于专门做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人来说应该不是问题，这也不需要我再多论述。我们之所以要读谢林，恰恰在于在这件事上能够看到一个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谢林的翻译和研究只不过是这个新阶段包含的诸多事件之一罢了。所以谨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将在下一个周期更加繁荣，来纪念谢林诞辰2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