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柯·沃尔皮（Franco Volpi，1952—2009）是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史家，生前任教于帕多瓦大学。他主要研究德国哲学，是研究海德格尔和叔本华的专家。除了译有这两位哲学家的著作，他还曾将伽达默尔、恩斯特·荣格尔、卡尔·施密特等德国学者的著作翻译为意大利文。从沃尔皮的学术兴趣可以看出，他是诠释学哲学传统的继承人和在意大利学界的积极传播者。同时，沃尔皮也热心于哲学公共事业，他是多部哲学手册的编者，包括《哲学著作辞典》（Lexikon der philosophischen Werke）和《哲学著作大辞典》（Groβes Werklexikon der Philosophie）。

　　在海德格尔研究领域，沃尔皮最为知名的是他对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关系的研究。他的著名论断“《存在与时间》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现代改写版”迄今仍脍炙人口。这一论断揭示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之间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此在”与“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不像《存在与时间》文本表面显示的那样，更多是借鉴和阐释（这一点通过大量早期讲课稿的出版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进行了转换，这种转换立足于现象学解读，通过这种解读，海德格尔将现象学精神推广到精神史领域。借此，他对亚里士多德展开了颠覆性的“暴力”解读，向我们呈现出一个与传统形象完全不同的亚里士多德。

　　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是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存在论化”这一论断是早期沃尔皮思想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沃尔皮论题”（Volpi-These）。就这一论题而言，沃尔皮有两部代表作品，首先是《海德格尔与布伦塔诺》，其次是《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布伦塔诺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者的多重含义》是他进入存在问题的最初拐杖。当然，海德格尔也提出了与布伦塔诺不同的亚里士多德阐释，即不再把存在意义均还原到范畴之上，而是挖掘出“存在”的其他意义，尤其是作为“解蔽”与作为“潜能”与“实现”的存在意义。由此我们看到，沃尔皮对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关系的研究，并非简单地将海德格尔实践化，而是在抓住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挖掘出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发展。就此而言，“实践化”的海德格尔并非对他的简单化或片面化理解，反倒是对存在问题的真正展开，因为存在本身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尔皮论题”可以得到进一步拓展，这也是后期沃尔皮的核心使命。他没有停留于对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关系的纯粹学术研究，而是试图进一步推广他的论题，并将其与当代哲学处境结合起来。沃尔皮发现，尽管海德格尔自己不直接谈论实践哲学，甚至给人留下抵制实践哲学的印象（如《人道主义书信》中对伦理学的拒绝），但是，海德格尔的诸多弟子，如伽达默尔、阿伦特、里特等人，却引领了战后德国实践哲学的复兴潮流（同时也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起）。这个问题可以称为“沃尔皮疑难”，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其实已经隐藏在“沃尔皮论题”之中了：早期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兴趣，恰恰构成其学生转向亚里士多德的原因。表面上看，他们偏离了海德格尔，实际上他们恰恰是回到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开端处。我们知道，战后德国哲学大致而言有三个重要流派：由伽达默尔引领的海德堡学派、由里特引领的明斯特学派、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伽达默尔与里特均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听过其早期讲课；哈贝马斯虽与海德格尔保持着距离，不过他也深受伽达默尔影响。就此而言，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弟子及其后学代表了战后德国哲学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可以说青年海德格尔正是20世纪德国哲学的最大源头。

　　可以看到，“沃尔皮论题”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体现20世纪哲学（尤其是实践哲学）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一方面，20世纪实践哲学的复兴可以追溯到青年海德格尔那里，尤其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创造性阐释之上。借此，海德格尔带来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使实践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另一方面，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阐释的意义在于，表明这种“实践转向”不是20世纪突然出现的，而是有着古老的哲学史基础，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了它的萌芽。实践并非与理论相对峙的另一领域，而是处于与理论的源初统一之中，并且构成了哲学的根本规定。这就使现代性的问题与哲学的根本问题关联起来。20世纪的哲学思考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思想传统的延续。

　　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沃尔皮开始思考人类当前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即技术时代的虚无主义难题。他对哲学诠释学的兴趣也由此而引发。在为纪念伽达默尔100周岁诞辰而提交的论文中，沃尔皮指出，实践哲学需要解决的恰恰是科学与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人类生活的意义定向问题，这是从古至今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在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或实践知识，恰恰构成哲学诠释学的隐秘根基。通过对它的探究和挖掘，诠释学试图加强我们在现代处境下的判断力。沃尔皮也指出了诠释学的这一进路存在的风险：“在诠释学中，对实践智慧的重建是有危险的，它可能错失它的意图，因为在此实践智慧之知识被置于某种本质上较弱的、狭小的框架内——亦即在我们的后形而上学的视域内，后者的特征是某种基础危机和支撑点的匮乏。”这里，实践智慧面临的恰恰是虚无主义疑难，即“某种基础危机和支撑点的匮乏”。实践智慧否认了技术的抽象普遍性，将我们从本质主义中解放出来，赋予人以自由。但是，倘若这种否定是以对普遍性要求的全盘取消为前提的，那么实践智慧就会陷入虚无主义困境之中。在克服技术中心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克服虚无主义，这要求在实践智慧的基础之上重建普遍性。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