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Versions of Liberal Naturalism:A Deweyan Advancement of McDowell's Naturalism

　　作者简介：孙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11期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的是英美哲学语境中两个特殊的自然主义版本，即麦克道尔和杜威的自由自然主义，这两种自然主义都是在对还原论自然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系化方案。本文试图在充分刻画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阐明，尽管从时序上来看，杜威的方案比麦克道尔的方案早了半个多世纪，但从理论的最终形态来看，杜威的方案可以反过来从三个方面推进了麦克道尔的方案，即重新界定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彻底认识自然的连续性，以及尝试构想一种全局性的自然观。鉴于自由自然主义在当下英美哲学论域中仍然是一种尚待展开的理论形态，本文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基本澄清这一理论形态的内部肌理，并初步提出理论推进的可能走向。

　　关键词：自由自然主义/麦克道尔/杜威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杜威研究与《杜威全集》翻译”(编号12&ZD123)和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实用主义与当代学术前沿”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两位匿名评审和编辑老师对本文的初稿提出的颇有益处的修改意见。

　　一、引言

　　无论是从哲学史还是从当下的理论视角来看，“自然主义”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斯宾诺莎和休谟这两条风格迥异的思路都被称为自然主义，而在当下的理论语境中，各种极为不同甚至相互抵牾的立场都将自己界定为自然主义，这让自然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当代自然主义者共享了物理主义这一基本预设。正如德雷斯基(F.Dretske)所言，自然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物论形而上学”，即“只使用物理的酵母和面粉烘焙出一个心理的蛋糕”。(Dretske，p.xi)基于这一预设，科学自然主义的还原论方法也就自然成为了自然主义者的主要理论路径，这一方法在不同语境中表现为将心理内容还原为物理存在，将属人的认知状态和认知进程还原到非人或前人阶段，将规范层面的“应当”还原为因果层面的“是”等。

　　然而，这种还原论自然主义思路遇到的根本难题是：我们至今没能在哲学和科学的帮助下找到那个由物理突变为心理、由非人突变为属人、由“是”突变为“应当”的中介性节点。近十几年来，一种非还原论的自然主义路径在学界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甚至成为当前自然主义的主流。这种自然主义试图消解而不是解决还原论自然主义遇到的难题，它在坚持物理主义底线的同时又拒斥方法论层面的科学自然主义，认为世界的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说是物理的，但是在演进过程中突现了一些无法被完全还原为物理实体的存在。从这种非还原性构想出发，德卡罗(M.de Caro)、罗森伯格(G.Rosenberg)等一批哲学家在本世纪初尝试建构了一种被他们称为“自由自然主义”(liberal naturalism)的理论方案。①(cf.De Caro & Macarthur；Rosenberg)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斯特劳森(P.F.Strawson)已经在1983年的伍德布里奇讲座(《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中尝试界定了两种自然主义：一种是严格的或还原论的自然主义(strict or reductive naturalism)，或称硬性自然主义(hard naturalism)；另一种则是宽宏的或自由的自然主义(catholic or liberal naturalism)，或称软性自然主义(soft naturalism)。(cf.Strawson，p.1，42)不过，因为斯特劳森是在怀疑主义的问题域中探讨自由自然主义，所以他并没有完整地呈现这一立场的丰富内涵和理论后果。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斯特劳森之前和之后，有另外两位哲学家对自由自然主义展开了富有成果的探讨，并提出了两个更为体系化的方案。这两个方案分别是杜威(J.Dewey)的《经验与自然》(1925)和麦克道尔(J.McDowell)的《心灵与世界》(1994)。在充分刻画这两个理论方案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阐明，尽管从时序上来看，杜威的方案比麦克道尔的方案早了半个多世纪，但从理论的最终形态来看，杜威的方案极有可能反过来推进了麦克道尔的方案。

　　宽泛地看，麦克道尔和杜威的自由自然主义版本都是一种非还原论自然主义，但他们对“非还原性”的理解存在着重大分歧。基于匹兹堡学派的基本理论方案，麦克道尔坚持区分自然秩序和理由空间，以此来保证后者的“自成一类性”(sui generis)。他认为自然主义的主要任务是解释自然秩序如何突现为理由空间，为此他提出了第二自然这一中介。不同于麦克道尔，杜威受古典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让他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思维都保持着天然的警惕。在他看来，非还原性并不需要通过自成一类性得到刻画，因为这样做是对(与理由空间相对的)自然作了狭义的“物理学主义”(physics-ism)的理解。②杜威认为，坚持非还原性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理由空间的自成一类性，而是作为还原目标的“物理实体”已经随着心灵的出现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在此基础上，他试图提出一个更为“自由的”自然主义版本。这个版本建议我们从解释“人的突现”转向探讨“人在自然中”，它一方面强调从物理层次到心灵层次的彻底连续性，另一方面要求我们重新界定“物理实体”在心灵出现之后的内涵，并在一个全局性的“自然/经验/文化”视域中考察不同层面的存在是如何交缠和共生在一起的。在下文中，我将分别讨论麦克道尔和杜威语境中的自由自然主义，然后再根据杜威的构想尝试从三个方面推进麦克道尔的理论方案，即重新界定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彻底认识自然的连续性以及尝试探讨一种全局性的自然观。

　　二、麦克道尔的自由自然主义

　　麦克道尔在《心灵与世界》中将其立场界定为“松弛自然主义”(relaxed naturalism)。它既有别于还原论的单调自然主义(bald naturalism)，又不同于膨胀的柏拉图主义(rampant platonism)。一方面，不同于单调自然主义，松弛自然主义强调理由空间的自成一类性，拒绝从自然科学所刻画的自然秩序中重构出理由空间的全部结构。另一方面，不同于膨胀的柏拉图主义，松弛自然主义又拒绝因为理由空间的自成一类性而设定一个独立存在的理念世界，而是从一种生成的视角出发探讨自然秩序和理由空间的连续性。麦克道尔试图阐明，尽管理由空间自成一类，但它又是从自然秩序中演化而来的。为此，他有时也将自己的立场称为“自然化柏拉图主义”(naturalized platonism)。“自然化柏拉图主义是柏拉图式的，因为它认为理由空间的结构具有某种自律性；它并不派生自那些人类离开这种结构亦可把握的真理，也不反映这些真理。然而这种柏拉图主义又不是膨胀的：理由空间的结构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属人的东西而被构造出来的”。(McDowell，1994，p.92)

　　可以看到，松弛自然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自然主义立场，它试图在还原论的自然主义和理念论的柏拉图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这个理论方案中，麦克道尔既试图在匹兹堡学派的基本框架(自然秩序和理由空间的区分)中处理问题，又同时保留了一种连续性的诉求。如何在引入连续性的同时不破坏由塞拉斯(W.Sellars)开创的传统，这个精细的工作目标给麦克道尔带来了诸多界定和解释上的困难。用布兰顿(R.Brandom)的玩笑话来说，“孩子，别在家里尝试它。此人是专业的，你试的话会以流泪收场”。(Brandom，p.197)

　　麦克道尔认同塞拉斯在因果秩序和理由空间之间作出的必要区分，并在康德的帮助下强调了这一区分。他之所以反对将人的生命等同于单纯的动物生命，是因为这样会“拒斥所有以特殊的康德式方式谈论的自发性”。(McDowell，1994，p.183)他还对自发性作出了非常契合康德式启蒙语境的界定：不同于低阶的动物能力，“自发性能力是由概念能力网络构成的，这些概念能力由推定的理性联系关联在一起，这些联系本质地服从于批评性反思”。(ibid.，p.124)但麦克道尔对塞拉斯的一个主要批评是，由于对规范性的过高要求，塞拉斯没有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自然秩序中已经存在原概念性(proto-conceptual)的特殊运作，并以这种方式将理由空间纳入了自身，而这个洞见实际上已经隐含在康德对感受性和自发性的探讨中了。在麦克道尔看来，自然秩序和理由空间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断裂，他用“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这个关键概念来解释自然秩序和理由空间的连续性。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第一自然，还拥有特殊的第二自然。

　　麦克道尔在讨论第二自然时援引亚里士多德和伽达默尔作为自己主要的思想资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麦克道尔也将人界定为“理性动物”。他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正常、成熟的人是一个理性动物，它的理性是它的动物性存在，因而也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个领域中的某个神秘立足点。这就要求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大部分本性是第二自然”。(ibid.，p.91)但麦克道尔又试图阐明，尽管人的理性源于动物性，但理性从根本上又有别于动物性。他在这个理论节点上援引了伽达默尔在“动物的生命模式”和“人的生命模式”之间作出的区分，前者是“生活在环境(Umwelt)中”，后者是“生活在世界(Welt)中”。麦克道尔试图通过这一区分阐明，“我们可以认识到人和动物所共享的东西，同时保留康德式论题强加给我们的区分”。(ibid.，p.115)

　　从动物性存在进展到理性存在的关键是“教化”(Bildung)。麦克道尔指出，“我们的教化将我们的一些天生潜能现实化，我们不需要认为它将一些非动物性成分引入人性的构成。虽然我们不能从法则领域的事实重构出理由空间的结构，但我们只有通过教化才能认识作为意义框架的理由空间，教化是人这种动物正常走向成熟的一个要素。意义不是自然之外的神秘馈赠”。(ibid.，p.88)他还指出，“人生下来是单纯的动物，并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转变为思维者和有意向的行动者。这种转向看起来很神秘。但如果我们将语言学习置于教化——人类正常成熟的核心要素——中的关键位置，就能从容解释这种转向”。(ibid.，p.125)可见，麦克道尔试图通过教化实现两个解释任务：从自然秩序到理由空间的演化性(evolutionary)解释，以及理由空间的构成性(constitutive)解释。他试图阐明，尽管人的构成中并不包含任何非动物性的成分，但人性在通过教化成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无法被还原为动物能力的面向。他还指出，“被教化所塑造的成熟人类生命中诸种方面表明，在从单纯自然(第一自然)演化而来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可同化的残余(unassimilated residues)”。(McDowell，1994，p.183，n.2)这些不可同化的残余解释了理性的自成一类性。

　　概而言之，麦克道尔的“松弛自然主义”认为，首先，人作为“理性动物”是一种双重性的存在，我们一脚站在动物领域内，另一脚站在理性王国中，并通过人性的教化从前者进展到后者；其次，自然并不是单调的，它已经浸透了原概念性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道尔有时也将第二自然称为“意义空间”；再次，理性能力并不是无源之水，它从动物能力中演化而来，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某些不可还原的自成一类性。

　　麦克道尔的这些思考在后续的两个关键文本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在《两种自然主义》中，他试图在拒斥非自然主义伦理学(主观主义或超自然主义)的前提下探讨自然与规范的连续性，为此他区分了两种自然主义：一种是“新休谟式自然主义”(neo-Humean naturalism)或“经验论者自然主义”(empiricistic naturalism)，也就是《心灵与世界》中的单调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认为“实在的全部就是自然世界，也就是自然科学所揭示的世界”。(McDowell，1998，p.173)麦克道尔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形而上学”(shallow metaphysics)。(ibid.，p.182)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可接受的自然主义”(acceptable naturalism)，这种自然主义要求我们从“主体性/物自体”的二元困境中走出来，构想一种不独立于主体性结构的自然世界。在《心灵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中，麦克道尔明确地将这种关于自然的构想界定为“自由自然主义”。他指出，现代和前现代的自然观分别对应于两条自然主义思路：一条是“还原的或限制的自然主义”(reductive or restrictive naturalism)，另一条则是“自由自然主义”。前一条思路将自然等同于自然法则的领域，它或者试图将理由空间的结构还原为自然法则，或者试图阐明在理由空间运作的概念可以直接将事物置于自然法则的领域。后一条思路一方面“以康德式的精神拒绝接受自由领域的结构可以以第一种方式自然化”，另一方面又拒绝像塞拉斯那样认为“理由空间是异在于自然的”。(McDowell，2009，p.261)根据自由自然主义，“知识的规范身份和行使自然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张力”，换言之，“理由空间”和“原因空间”之间的对立并不存在，因为“理由可能也是一种原因”。(ibid.，p.258)麦克道尔还试图将这个整合了理由和原因的整体性范畴界定为“生命”(life)。他指出，“我们必须强调，思维和认知是我们的生命面向。生命的概念就是生命的进程，它显然是一个自然的概念”。(ibid.，p.261)

　　由上述讨论可见，麦克道尔语境中的“松弛自然主义”和“自由自然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前者试图通过强调理由空间的自成一类性来拒斥还原论的单调自然主义，而后者则试图阐明，在强调这种自成一类性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构想一种前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观(“理由可能也是一种原因”)让这一方案仍然处在一个自然主义的框架内。麦克道尔指出，在近代科学的视域下，比如在康德那里，“自然是一个法则领域的观念，是一个伴随现代科学的兴起而聚焦的观念。……对康德而言，自然是法则的领域，因而不具有意义。基于这种自然观，真正的自发性就无法出现在对实现自然能力的描述中”。(ibid.，pp.96-97)他认为，纠正这种自然观的关键是让已经被近代科学“祛魅”的自然重新“复魅”(re-enchantment)，即回到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非单调自然。(McDowell，1994，p.72)但我们看到，鉴于理由空间的自成一类性在麦克道尔思想中的关键位置，他对自然的重新复魅是有所保留的。正如他在《心灵与世界》中所指出的，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对自然的部分复魅”。(ibid.，p.97)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尽管麦克道尔提出整合了理由和原因的“生命”范畴，但他所理解的演化进程中仍然存在某种“边界事件”(boundary events)。泰勒(C.Taylor)对麦克道尔的一个批评是，“如果我们将自发性理解为一种没有界限的自由，但又必须接触坚韧的、受后伽里略式‘自然法则’控制的世界。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那就是产生一种以无法解释的方式同时参与自然和自由的、精神分裂的边界事件”。(Taylor，p.81)尽管麦克道尔认为泰勒误解了其首要问题，但他还是承认这种边界事件的存在。他指出，“我同意泰勒的说法，即在他所谓的‘强康德意义上的、作为概念性反思’的自发性和符合伽里略式法则之间存在着某种东西。我们需要这个中间地带来思考非人的动物，这也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前知性(pre-understanding)”。(Smith，[ed.]，p.283)

　　其次，麦克道尔坚持区分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他在《两种自然主义》中指出，“第一自然当然是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的第二自然必须受到先天能力的限制”。(McDowell，1998，p.190)这一区分背后的主要诉求是，麦克道尔试图以一种康德式的精神保留理性的自律性，并以此作为拒斥还原论自然主义的一个主要抓手。他在《心灵与世界》中指出，“我一直承认寻找一个进化的故事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是对关于意义的构成性哲学解释作出让步”，因此，“给出关于正常人不断成熟，包括获得第二自然(包含回应意义)的进化论说明是一回事，给出对回应意义的构成性说明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自然主义都会因为丢失第二个维度而成为“被驯化的自然主义”(domesticated naturalism)，而这种被驯化的自然主义离单调自然主义只有一步之遥。(cf.McDowell，1994，p.124)

　　麦克道尔的这些论述提示我们，他所构想的自由自然主义要求自然秩序和理由空间之间的某种“断裂”来保证后者的不可还原性。这一认识背后的主要动因是，处在语言转向之后的麦克道尔将下面这个预设作为自己的工作前提，即必须在非语言性的因果关系和语言性的认知关系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语言转向的视角(对存在的悬置)和自然主义的构想(不同层次的存在之间是连续的)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这对在语言转向之后探讨自然主义制造了很大的障碍。由于诸种原因，麦克道尔没有看到坚持非还原论自然主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理由空间的特殊性，而是作为还原目标的“物理实体”已经随着心灵的出现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他和还原论自然主义者一样对(与理由空间相对的)自然作了狭义的“物理学主义”的理解。因此，他的自由自然主义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松弛”自然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自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