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Will:An Analysis of Kant’s Conception of Freedom

　　作者简介：谢文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201期

　　内容提要：康德把意志的主体划分为“Wille”和“Willkür”，并从实践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深入分析，由此建构他的主体理性主义自由观。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个自由观进行分析，并表明康德实际上是在回应路德在恩典思路中的自由观。康德认为主体的自由选择必须是完全独立自主进行的。主体作为选择者仅仅依据自己的主观基础进行选择；作为意志本身，主体自己构造自身的主观基础。因此，主体可以完全脱离对象而在选择中作用于对象，因而是完全自由的。不过，路德关于“辨认对象的善恶”的说法以及对象的多寡在选择活动中的作用表明，回避对象问题就无法呈现人的真实自由。

　　关键词：意志/实践/自由/主体/对象

　　康德的自由观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而他对意志的分析特别引人注意。康德向我们呈现了两个与意志相关的概念，即“Wille”和“Willkür”。无论是西语界还是中文界的康德学界，虽然对这两个词的关注已有多时，但是一直到最近，人们对它们的分析和界定仍然难求一致。①

　　这里，笔者想引入思想史视角，追踪康德在处理意志的两个维度时的问题意识和思路。作为一位主体理性主义者，康德希望在主体理性主义中界定意志概念，由此否定路德的观点，即人的意志因其本性败坏而被束缚，从而缺乏自由。在康德看来，人具有自由意志既是一个生存事实，也是道德分析的基本前提。在这个问题意识中，康德努力区分原始禀赋(与生俱来的)和本性或本质(构造出来的主观根据)，进而试图区分意志的两种运作，即在可能性(原始禀赋)中的运作和在现成的主观根据中的运作。在康德看来，这两种意志运作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自由的。本文发现，康德在分析意志的自由运作时完全忽略了对象的作用，把对象排除于自由运作之外。这样一种自由观可被称为主体理性主义的自由观，它所呈现的是一种抽象自由，而非人的生存自由。

　　一 从路德的自由观谈起

　　康德是在路德宗的语境中进行哲学思维和分析的。18世纪的路德宗在神学上有两种倾向，即正统派和敬虔派。两派的神学思路并无根本差别，正统派强调神学思想的正确性，敬虔派则强调实践生活的重要性。康德出身于一个敬虔派家庭，中学教育是在敬虔派所主导的中学完成的。这一家庭和教育背景让他对实践问题特别关注，“实践”一词也在他对道德问题的分析中成为关键概念。不过，就主导思路而言，它们都离不开路德的文字和思想。因此，在深入分析康德的自由观之前，我们需要呈现康德思想所处的语境，即路德的自由观。

　　路德在他的长文《论意志的被奴役》②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人在败坏本性中缺乏自由意志。这个命题引发了当时思想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特别是在基督教思想史上，自从奥利金提出“自由意志”一词以来，通过奥古斯丁结合柏拉图自由观而给出的自由意志分析，“人拥有自由意志”这个说法一直都没有受到质疑。因此，路德的这个断言引发了当时思想界的极大关注。③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到，路德的这个命题积淀了深厚的思想史遗产，康德应该感受到了这个遗产的力量。通过对此进行追踪，我们不难看出，康德的自由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路德的这个说法。

　　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是最早界定“自由”一词的哲学家。在日常语言中，自由指称非奴役状态。换句话说，自由就是为所欲为、不受约束。柏拉图在《理想国》第8卷中谈到，僭主想追求一种善的生活，认为成为僭主之后就可以成为自由人。但是，由于他在观念上缺乏对真正的善的认识，因而他对僭主的实际生存状态缺乏认识。当他最后成功地获得了僭主地位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到“为所欲为”。柏拉图是这样评论的：“现实中僭主的被奴役状态是最可怜的；战战兢兢且小心侍奉，去迎合最卑鄙的小人；无法使自己的欲望得到起码的满足；真的，他是最缺乏最贫穷的人。”④在柏拉图看来，自由的生活必须从真正的善观念出发，并实现自己对善的追求。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自己对善的追求，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生活了。

　　这里。柏拉图的自由观涉及了两个本质性因素：善的追求和真正的善。在柏拉图看来，人在生存中无一例外地追求善的生活。人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陷入恶的生活，原因在于自己的善观念中缺乏真正的善。只有拥有真正的善，人在现实生活中才可以依据真正的善而实现对善的生活的追求。这种从“真正的善”观念出发谈论自由的思路，规定了西方思想史上自由概念的发展方向。

　　基督教进入西方思想史之后，人们接纳了一个基本预设，那就是，善恶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答案：接纳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善，拒绝则是恶。然而，基督徒在进行福音宣讲时面临一个难以消解的困境：如果人都是追求善的，为什么有人就是不接受耶稣基督呢？接受或拒绝是生存中的一个动作。人在生存中的任何一个瞬间都面临如何进入下一个瞬间的问题。在这个动作中，人面临两个以上的选项；他必须对它们进行善恶判断，然后在意志的作用下进行选择。人在面对选择时一定会选择那个被判断为善的选项。如果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善的，人在这个判断选择模式中就一定会选择耶稣基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拒绝耶稣基督的大有人在。为此，3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利金就提出“人拥有自由意志”这个命题，并尝试加以论证。

　　“自由意志”概念和“为所欲为”这种日常观念是相同的。不过，就文献而言，奥利金运用这个观念来处理人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事实。他提到，“人拥有自由意志”的说法是基督教会内的古老传统。为此，他开始对自由意志进行界定：“灵魂总是拥有自由意志的……意志的自由总是指向善恶方向；而理性，即心灵或灵魂，如无善恶两个方向的运动，就不称为理性。”⑤简言之，所谓的自由意志，指的是生存中对善恶的选择。在奥利金看来，人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中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选择了善；拒绝耶稣基督，就是选择了恶。他虽然未能对自由意志给出更多的分析，但是，把自由和意志放在一起来使用，表明他对人的生存有了一种独到的深刻意识。

　　问题在于，人们在拒绝耶稣基督这件事上是否对耶稣基督的善有明确意识？在很多基督教哲学家看来，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并未认识到耶稣基督为善；反而是，他们或者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为善，或者认为耶稣基督为恶。这就是说，面对耶稣基督的选择还需一个辨认环节。对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提法：人依靠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否认出耶稣基督为善？由此可见，选择之前的判断更为重要。

　　奥古斯丁是在恩典概念中分析意志概念的。他在《论意志的自由选择》中指出，人在生存中有两个方向：下行而自愿作恶与上行而自由求善。⑥这是由于人的生存有两个出发点。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本性就败坏了。根据自己的败坏本性，人在判断上就无法辨认真正的善，从而总是以恶为善。败坏本性的拖累也被称为惰性。在堕落之后，人只能在惰性的推动下而下行作恶。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人在信心中接受恩典，从而能在恩典的推动下向上求善。可见在这里，奥古斯丁的自由观仍然是柏拉图式的。在他看来，人在本性上是求善的；人在生存上满足对善的追求才是自由的。因此，当神的恩典临到，而人在信心中依靠恩典而进行判断选择时，他就是自由的。也就是说，至少在《论意志的自由选择》中，奥古斯丁强调：“人在无知时不可能拥有意志的自由选择，择善而行；即使他意识到什么合适的事，他也无法对抗肉体习惯而去实现那善。人类代代相传这个习惯，主导着人的当下生活。”⑦在这个界定中，意志有两种倾向：“自由选择”(善的方向)和“惰性而行”(恶的方向)。

　　不过，随着对“自由”概念思考的深入，奥古斯丁发现，在实际运作中，意志在任何情况下都面对两个以上的生存方向，并且自作主张地选择其中一个方向。至于意志选择哪个方向，乃是意志作为主体独立地决定的。因此，对该词的正确用法是“自由意志(free will)”，而不是“意志的自由选择(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意志必须是自由的，这个发现导致他不得不放弃两种出发点的解释原则。换句话说，“败坏本性拖累灵魂向恶，而恩典推动灵魂自由向善”这个解释原则无法处理自由概念。自由意志这个词所指称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意志作为一个主体，它拥有最终的判断权和选择权；“自由选择”则是意志作为主体的动作。无论向善还是向恶，都是意志这个主体决定的。因此，意志具有终极的主体性。

　　这种新理解进一步推动奥古斯丁分析自由意志。最为突出的是，他开始分离自由和善的联结。他谈到，意志在面对善恶进行选择时，无论作何种选择，都是自由的。当然，意志背后还存在着两种力量，推动它进行选择。它们分别是：其一，人的败坏本性，它作为一种惰性力量，拖累意志而使人选择恶；其二，恩典的力量，它作为外在的力量引导灵魂领受神的旨意，并走向神。这两种力量都是通过自由意志的选择而进入现实生活的。他说：“如果真理的道路被遮蔽了，仅仅靠着自由选择，除了犯罪之外什么也得不到。”⑧注意这里的语词变化：“自由选择”被指为一种独立的运作，它可以和恩典联系在一起而追求善，也可以和惰性联系在一起而趋向恶。换句话说，在惰性的支配中，意志的“自由选择”就只会带领人去犯罪；但如果恩典临到，意志就被引导而“自由选择”神的方向。意志作为主体是一种中性的力量，既可作恶，也可求善，而意志背后的惰性和恩典才是善恶问题的关键所在。奥古斯丁的这种谈论方式开始分离自由和善的联结，进而把自由归为一种生存状态：在选择中进入生存。

　　路德自称是一位完全的奥古斯丁主义者。不过，在界定自由概念时，他似乎回到了柏拉图的立场。在这个思路中，人在生存中无不求善，但追求真正的善并得到满足才是自由的。而那些追求恶的人一定是混淆了善恶而违背自己的求善愿望，因此，他们不可能是自由的。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挣扎的，而最终选择的方向是分离自由与善的联结，并走向“自由意志”的观念。然而，在阅读奥古斯丁的相关文献时，路德更多关注人的败坏本性及其得救问题，因此对奥古斯丁主张在恩典中得救的说法极为赞赏。他关注的核心是如何领受神的恩典的问题。显然，人在败坏本性中无法辨认基督的恩典，从而在选择中除了拒绝基督之外不可能做其他事。如果这样，人的意志如何是自由的呢？他在批评伊拉斯谟时特别指出：“伊拉斯谟忽视了辨认[善恶]的力量，而只谈选择的力量。”⑨意志作为主体，就自身而言拥有选择善恶的能力。但是，如果主体缺乏善恶判断能力，那么，意志就是善恶不分，只能在选择中陷入混乱。路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意志的自由是不合适的。人的意志在败坏本性中无法辨认基督的恩典，从而基督的恩典无法成为他的选项。尽管人的意志仍然在作选择，但只能选择恩典之外的任何事物。这种在奴役状态中的盲目选择不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必须能够不受束缚地面对所有现成的和开放的选项。

　　对路德来说，开放性的选项存在于上帝的全能中。人只有在上帝的全能中才能谈论意志的自由。在有限的败坏本性中，人无法面对所有选项，因而意志在进行选择时是受束缚的。他谈道：“只要承认上帝的预知和全能，自然地，逻辑上就必定意味着，我们不是自己造自己，我们也不是靠自己而生存或做什么事情，而是靠他的全能。因此，上帝的预知和全能整个地不允许我们作自由选择。”⑩在这个思路中，路德认为，自由的关键点是意志能否在所有的可能性(选项)中辨认清楚它们的善恶，并择其善者而从之。人的意志虽然可以面对部分选项而作善恶选择，但是，由于人无法辨认神的恩典，因而意志所作的一切选择都必然把神的恩典排除在外。这是一种不自由的选择。至于如何才能在上帝的全能中进行判断选择，路德强调，由于上帝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能力和旨意都通过耶稣基督而彰显于世，因而人仅仅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获得这一切，从而享受意志自由。他说：“父已叫所有的是(being)都依靠着信心，以至于可以说谁有信心就有了一切，谁没有信心就一无所有。”(11)从这个意义上看，路德宣称，只有基督徒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12)

　　我们注意到，奥古斯丁和路德在自由概念的界定上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都强调人的意志背后有两种决定性因素(败坏本性和神的恩典)在推动意志进行判断选择。奥古斯丁对于意志的主体性有某种强烈的感受，最后倾向于从意志的主体性出发去理解并界定自由概念。路德则更多关注意志所面对的对象。他认为，如果意志无法辨认神的恩典，从而善恶不分地拒绝神的恩典，那么，意志即使拥有主体性也不是自由的。奥古斯丁强调自由选择的主体性(作为选择活动的出发点)，而路德强调自由选择的对象性(可选性或选项，作为选择活动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