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ose and Conno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fe Aesthetics in the Context of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作者简介：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100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辑刊》第20186期

　　内容提要：生生美学是生态美学的中国传统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它的正式出场与改革开放及其进一步深化密切相关。它的提出包含了梁漱溟、宗白华、方东美与刘纲纪等前辈学者的贡献。其内涵极为丰富，包含变易、万物化生、四德、日新、中和、仁爱等内涵。生生美学在本质上与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关键词：改革开放/生生美学/生生之美/生态存在论美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11)。

　　生生美学作为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本文试图从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背景下生生美学的提出与内涵的角度对其加以论述。

　　一、生生美学产生的背景是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生生美学是一种来源于《周易》“生生之谓易”的生态—生命美学形态，我们力图使之走向世界，成为与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环境美学三足鼎立的一种美学形态。生生美学的正式提出尽管早在20世纪初期，但并未真正走向学术舞台并引起学术界的更多重视，近期才逐步成为一种更受关注的学术论题。这与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应该说，生生美学的提出是我国生态美学领域的一种探索中国形态的新尝试。它包含在生态美学之中，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成果。首先，生态美学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思想路线倡导的文化的反思性与超越性的成果。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想的反思与超越，前所未有地赋予文化以反思性与超越性。生态美学在我国产生于1994年前后，恰恰是对于工业革命与人类中心论破坏自然、污染环境之弊端的一种反思与超越。批判了传统的“人化自然”观念，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共生”以及“家园”“场所”“参与”“四方游戏”等重要美学概念，是一场美学领域的革命，意义深远。其次，改革开放大潮推动国外新的美学思潮的引进以及国际学术对话，是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发展的文化背景。作为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欧陆现象学之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环境美学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引进，催生了中国生态美学的兴起，而学术与文化开放提供的文化背景又使得国际学术的交流对话成为可能，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建设。仅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召开的生态美学的国际会议就有四次之多，国际上研究生态美学的专家多次到中国参加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其三是改革开放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将举国中心工作迅速转移到经济与文化建设上，国家加大了对高校的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投入，建设了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为生态美学研究提供了物质的保证。其中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成立生态文明与生态美学研究中心，设立研究课题，培养生态美学研究生，都是在国家和教育部的支持下进行的，确保了生态美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习近平同志主政后更加明确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著名的“两山”理论。特别是提出了彻底的生态哲学原则：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优先。党的十九大更加明确提出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并将美丽中国建设纳入现代化的建设目标，给予生态美学建设以新的方向和理论的指导。同时习近平同志又明确提出文化自信问题，使得我们丢掉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不自信问题以及以西释中的惯性，在内心真正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美学，也有自己的生态美学，生生美学作为中国生态美学形态的一种探索从而问世。

　　二、生生美学的提出

　　生生美学的关键词“生生”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之东方生命论的本质，涵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生活方式之真谛，包含极深的哲理与极高的智慧，标志着中华民族2000多年前所达到的艺术与智慧水平，完全可以造福于当代，福及人类。当然，也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哲学与美学的核心范畴，用于新时代中国哲学与美学的建设。

　　很多前辈学者已经在生生哲学、美学方面进行了辛苦耕耘，建树多多，给我们以教育与启迪。早在1921年，梁漱溟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将孔子学术之要旨概括为“生”，“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1]。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便不必讲中国哲学。对于以‘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2]

　　当代生生美学的最早提出，当是程相占教授。2001年10月，他在参加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美学视野中的人与环境——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时，发表论文《生生之谓美》指出：“从生态角度思考美学问题，正是出于对于人类前景的严重关切。必须改变‘杀生’的文明模式，以新的文明理念挽救人类自己。这一新的文明理念就是‘生生’。我们倡导生生本体论，将以之为基础的美学称为‘生生美学’：它不仅关注人类的生存，而且关注人类的‘优存’——优化人类的存在。这表明，我们最终要论证一种新的文明理念。生生美学就是以‘生生之德’为价值定向、以天地大美为最高理想的美学。”[3]笔者在2018年1月7日《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上发表《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一文，提出：生生美学是一种“天人相和”的整体性与相容性文化行为，相异于英美环境美学“分析”之科学性，也相异于欧陆现象学美学“阐释”之个人性。由此，西方之“阐释”“分析”与中国之“生生”就构成一种跨文化对话的关系。

　　当代对“生生”之美的卓越性论述来自方东美、宗白华等。方东美认为，中国文化有两个重要传统，一个是《尚书·洪范》，强调德治，为其后之礼乐教化打下基础；再就是《周易》。他说：“《易经》这一部伟大的著作，它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4]《周易》综合儒道，揭示了“生生之德”。“德者，得也”，是人的一种获得感，是一种善的内涵。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贯性特点，美善交融，“生生之德”也就转化为“生生之美”。“生生”一词，将“生”字重言，具有“生命创生”之意，具有本体论的内涵。“生生之德”的生命本体论，是方东美论述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的出发点。他指出：“就形上学意义言，基于时间生生不已之创化历程，《易经》哲学乃是一套动态历程观的本体论，同时亦是一套价值总论。……生命大化流衍，弥贯天地万有，参与时间本身之创造性，终臻于至善之境。”[5]这里所说之“本体论”，即生生不已的创化历程。“生生”不是物质实体，乃是一种创化之历程。《周易·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不已之创化历程，无止无尽，创造不已，生生不息。方东美自豪地宣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永恒的自然界充满生香活意，大化流行，处处都在宣畅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机，就是因为这种宇宙充满机趣，所以才促使中国人奋起效法，生生不息，创造出种种伟大的成就。”[6]《周易·易传》论“生”，内涵极为丰富，如乾元之“大生”、坤元之“广生”以及君子合天地之德以化育生长万物等。方东美指出：“系辞大传中所说：‘乾’、‘乾元’代表‘大生之德’，‘坤’、‘坤元’代表‘广生之德’，……人处在天地之间就成为天地的枢纽，用孟子的一句话，就是‘大而化之之谓圣’。”[7]对于“生生”之内涵，方东美指出：“生含五义：一、育种成性义；二、开物成务义；三、创进不息义；四、变化通几义；五、绵延长存义。”[8]“生生不已”是一种价值总论，真与美在此是统一的。因此，方东美认为，生生不息即为美。他说：“一切美的修养，一切美的成就，一切美的欣赏，都是人类创造的生命欲之表现。”[9]又说：“天地之大美即在普遍生命之流行变化，创造不息。圣人原天地之美，也就在协和宇宙，使人天合一，相与浃而俱化，以显露同样的创造。换句话说，宇宙之美寄于生命，生命之美形于创造。”[10]艺术的根本也是生命，“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11]。生命之伟大处统一了真善美。总之，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生命的，同时也是审美的与艺术的。方东美说：“吾人对影自鉴，自觉其懿德，不寄于科学理趣，而寓诸艺术意境。”[12]这也是他引为自豪之处。

　　1976年，方东美在台湾辅仁大学作了一个题为“从新儒家哲学赞叹我民族之美质感”的讲演。在讲演中，他提问：“我们优美的青年人具此高贵的民族禀性，何以不自信而自卑如是？”[13]针对中国人“一到了外国，好像人家叫他‘China man’就引以为耻！都变做了‘e Americans’”[14]的问题，方东美指出：“国家无教育，则中兴无人才；文化无理想，则民族乏生机”[15]，要求年轻人“能自信有立国的力量，民族有不拔的根基”[16]。方东美对“生生之美”的阐释，就是建立在对这种民族自信力的倡导之上的，而他对“生生之美”的理解又以对《周易》“生生”之学的感悟为根基。《周易》所开拓的“生生”之学的生命论思想，是方东美提出“生生之美”的哲学根据。在方东美的视野中，“生生之美”是兼含真善美的融贯之美，融贯性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的特点。方东美说：“中国人评定文化价值时，常是一个融贯主义者，而绝不是一个分离主义者。”[17]这意味着，分离主义是西方哲学与美学的基本特征，融贯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方东美从宏阔的世界文化的背景上将中西哲学与美学进行比较，指出：“(一)从希腊人看，人和宇宙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和谐，譬如在主调和谐中叠合各小和谐，形成‘三相叠现’的和谐。(二)从近代欧洲人来看来，人和宇宙的关系则是二分法所产生的敌对系统，有时是二元对立，有时是多元对立。(三)从中国人看来，人与宇宙的关系则是彼此相因、同情交感的和谐中道。”[18]这种比较，是非常符合中西学术的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仅真善美融贯，而且礼乐政刑融贯，天地人也是融贯的。这种融贯性反映了生命哲学与美学的基本特点，《周易》泰卦《彖传》的所谓“天地交而万物通”，《老子·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都蕴涵着这一致思取向。《周易·易传》之“一阴一阳之谓道”，将阴阳之道看作世界万物，乃至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真正道出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要旨。中国传统艺术通过黑白、阴阳、进退等的对比互显，创造出无尽的深意，意蕴无穷，魅力无限。由此，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蕴含言外之意、味外之旨、意趣横生的“意境”。方东美指出：“中国艺术是象征性的，很难传述。所谓象征性，一方面不同于描述性，二方面接近于理想性，这可以拿一例子来说明，当艺术家们走过一处艺术场所时，极可能赏心悦目而怡然忘我，但其表达方式却永远是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以别的方式来表达，在中国艺术的意境中，正如其他所有的理想艺术，一方面有哲学性的惊奇，二方面也有诗一般的灵感。”[19]他又以“理想”阐释中国艺术的这种精神，他说：“画家的秘密是什么？他不是写实，而是理想：拿画家的理想来改造整个画幅。于是乎从一个超越的观点看起来，他可以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他可以在一个凌空的、空灵的观点上面俯视宇宙一切。这样一来，散漫的印象在画家的心灵里面变作一个统一。他整个艺术家的精神就把整个好画幅镇住了。”[20]这里的“理想”，既是艺术家之意，也是艺术品渗透出来的画外之意，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这就是中国生命艺术的“生生”之美。“生生”之美体现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各个层面。如，中国画的透视法，以前一般称之为“散点透视”，但根据方东美对“生生”之学的阐释，我们以为称之为“整体透视”更为适宜。方东美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揭示中国艺术的“生生”之美之“意境”，指出：“希腊人之空间，主藏物体之界限也，近代西洋人之空间，‘坐标’储聚之系统也，犹有迹象可求，中国人之空间，意绪之化境也，心情之灵府也，如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相，形有尽而意无穷，故论中国人之空间，须于诗意词心中求之，终极其妙。”[21]在方东美看来，希腊人的艺术是物质的，近代欧洲人之艺术是数学的，而中国人之艺术是诗意的，即所谓“意绪之化境”“心情之灵府”。意境蕴藏着生生美学的奥秘，画面之外寄托着无穷的意蕴。这是空间之外的诗情画意。这就是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特殊的艺术空间观，是中国传统艺术之意境之无尽的深意。关于中国艺术之时间观，更是奇妙无比。方东美指出：“中国人之时间观念，莫或违乎《易》”，“时间之真性寓诸变，时间之条理会于通，时间之效能存乎久”[22]。他用《周易》之“变”“通”“久”的观念揭示了生生之美的时间性奥秘。“变”是生命的绵延；“通”是生命之阴阳相交形成的赓续发展，不断出新；“久”则是生命变化的效果，是一种变异产生的效果，是一种“绵延赓续”。因此，中国艺术作为生命的绵延的艺术，是一种于天地节气四时相关的历律的艺术，寄托着“天人合一”的哲学与艺术理念。

　　作为时间的生命的艺术，中国艺术最根本的特点是线的艺术，是一种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步展开的艺术。对于中国艺术的线性特点，宗白华有卓越性的论述，他明确地将中国艺术概括为“从线条中透露出形象姿态”[23]，认为西方艺术是一种团块的造型，而中国艺术则“特别注意线条，是一个线条的组织。中国雕刻也像画，不重视立体性，而注意在流动的线条。……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就是打破团块，把一整套行动，化为无数线条，再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最有表现力的美的形象”[24]。为此，宗白华专门论述了中国画的重要艺术原则——“气韵生动”。他说：“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与和谐”；而“生动”则是“热烈飞动、虎虎有生气的。……是对汉代以来的艺术实践的一个理论概括和总结”[25]。所谓的“气韵生动”，即“‘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26]。“生命的节奏”，即生命的绵延所产生的起伏激荡，是线性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生命在时间之流中的呈现。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的这种线性艺术的基本特征同样也体现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表现为通过虚拟表演化虚为实、化空间为时间的特点。他说：“中国舞台上一般地不设置逼真的布景(仅用少量的道具桌椅等)。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背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27]他举例说：“《秋江》剧里船翁一支桨和陈妙常的摇曳的舞姿可以令观众‘神游’江上。”[28]中国传统戏曲通常只是通过几个程式化的手法、动作，象征性地表示跋涉千山万水，穿越重楼高阁，以时间化的行动表现了无限的空间。宗白华认为，中国戏曲的化空间于时间的艺术手法是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密切相关的。因为，中国人对于宇宙持天地人“三才”之说，天与地这广袤的空间并非与人对立，而是在人的活动的时间之流中呈现出来。《周易·文言》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与自然的“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等不是抽象的，而是与中国人对四时之秩序、节气之序列的认识，以及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等农事活动紧密相联的。正是在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繁忙的农事活动中，中国人的天地人的空间意识才得以呈现。宗白华指出：“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秉天地之气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庄子：天，积气也)。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29]由此可见，宗白华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特征的把握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生生”哲学的理论与认识之上的。在大约写于1928-1930年间的《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哲学既非‘几何空间’之哲学，亦非‘纯粹时间’(柏格森)之哲学，乃‘四时自成岁’之历律哲学也。”[30]这段话，明确点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哲学基础不是西方的几何哲学与纯粹时间哲学，而是四时成岁、天地人、春夏秋冬全景式的“历律哲学”，是一种与万物生长密切相关的“生生”哲学。

　　刘纲纪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宗白华的生命论美学。1984年，他出版了《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对《周易》的美学思想有专章论述。1992年，他出版专著《〈周易〉美学》，发展了宗白华对于周易美学思想的研究。刘纲纪充分肯定了《周易》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奠基性地位，认为《周易》“是从远古巫术活动发展而来的，而且去古未远，所以仍然保持着巫术特有的准艺术的思维方式，并且由于巫辞的遗留而保存和记录下来了”[31]。在刘纲纪看来，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审美观念和意识，主要并不表现在对“美”这个词的义涵的设定和表述中。他说，《周易》“在没有‘美’这个字出现的许多地方，同样是与美相关的，而且常常更为重要”[32]。这一看法，突出了中国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美学研究摆脱了囿于“以西释中”的思路常常花费很大功夫寻找并解释中国传统文献中“美”字的困境。刘纲纪明确地以“生命”解释美，将《周易》的美学归结为“生命美学”，并通过对中西美学的比较，为《周易》的生命美学甚至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奠定了基础。首先，他将《周易》的生命美学与法国柏格森的生命美学作了比较，认为两者都是将美归结为生命，但柏格森是力主人类中心论的，将人类放置在所有物体的首位，而《周易》则是持“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论。其次，将《周易》之“中和”论美学与西方古代希腊之“和谐”论美学进行了比较，指出《周易》所倡导的“中和”论是在宏阔背景下的天人之和，最后指向生命之内美，而古希腊之“和谐”论则是指具体事物的和谐比例对称等等。再次，他将《周易》之“交感”论与古代希腊之“模仿”说进行比较，认为前者是指天地与阴阳之交，诞育万物，还是在生命论的范围之内，而“模仿”说是主观对于客观的模仿。最后，刘纲纪强调，刚健、笃实、辉光与日新是整个《周易》美学的要旨，并指出：“我们完全可以说属于儒家系统的《周易》的美学是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美学。”[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