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le Krantz’s Theory of “Descartes Aesthetics”and Its Fate

　　作者简介：张颖，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北京 100029

　　原发信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5期

　　内容提要：埃米尔·克朗茨的《论笛卡尔美学》(Essai sur l'esthétique de Descartes，1882)将古典主义美学命名为“笛卡尔美学”，将布瓦洛确认为笛卡尔在诗学上的代言人，这与当时学界既有的一些共识有所冲突，这是招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议的原因之所在。在“克朗茨事件”之后，美学史的写法有所变化。具体说来，后-克朗茨时代的美学史写作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克朗茨著作的主要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传统，不少著作或明或暗地接受了它的研究框架和主要论题；二是，在经历了重重洗练和反思之后，“笛卡尔美学”问题的微妙与复杂性被认识得更加充分，被处理得更加慎重。表面看来，“克朗茨事件”在今天的中文世界湮没无闻。然而，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所奠定的写作框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美学史著作，而它显然处在克朗茨传统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一直无意识地走在克朗茨开辟的道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回顾那段充满争议的学术史事件，展现克朗茨那部消而不亡之作的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勾勒它的思想背景和后续命运，或许可以为今天的美学史写作提供某些参考。

　　关键词：笛卡尔/美学/布瓦洛/克朗茨/古今之争/朱光潜

　　笛卡尔有无美学思想？他的形而上学与17世纪法国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古今之争有无真正的思想史价值？这类问题在19世纪末叶的法国知识界一度引起热烈讨论。事情的起因是，1882年，法国南锡大学文学系教授兼主任埃米尔·克朗茨(Mmile Krantz)出版了一本名为《论笛卡尔美学》①的书，它通过平行比较的方式，在笛卡尔与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艺术之间建立起密切关联。该书与当时学界的一些共识发生了冲突，招致了不少激烈批评，甚至半个多世纪后余波未息。逐渐地，这部著作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传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后来的研究框架。然而，这本曾被美学家门罗·C.比尔兹利(Monroe C.Bearsley)称作“最大胆的宣称”(the boldest claim)②的书，在今天的中文世界似乎已经湮没无闻，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本文将回顾这段充满争议的学术史事件，展现克朗茨这部消而不亡之作的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勾勒它的思想背景和后续命运，以期为今天的美学史写作提供一点参照。

　　一、前克朗茨时期状况

　　在克朗茨之前，法国知识界尚无关乎笛卡尔美学的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人论及笛卡尔哲学与同时代文学之关系。在《论笛卡尔美学》一书里，同时期活跃的两位同行的学术史著作被提及，一部是布里叶的《笛卡尔主义哲学史》，另一部是希格的《古今之争史》，它们体大而虑周，是各自领域的里程碑式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这两本书皆辟有专章讨论笛卡尔及笛卡尔主义者的时代影响，尽管着眼点各不同。克朗茨对两者有所参照和引述，同时也持有相当明确的异议。作为克朗茨之笛卡尔美学论的背景，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位学者的相关看法。

　　哲学史家弗朗西斯科·布里叶(Francisque Bouillier，1813-1899)的两卷本《笛卡尔主义哲学史》③于1868年面世。该书脱胎于1842年出版的《笛卡尔革命的历史与批评》，④可以说，布里叶的著作自1842年开始产生影响。该书第1卷第23章专题讨论笛卡尔主义对17世纪文学主流的影响。他认为，笛卡尔主义在17世纪尽管屡屡遭禁，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其表现就是笛卡尔精神深刻渗透到哲学、科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天文学)和文学当中。⑤笛卡尔主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它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改变了文学的方向：“笛卡尔对17世纪文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不单影响了其内容，而且影响到其形式和语言。在所有这些精神作品里，其趣味、秩序、确切、方法上的进步都要追溯到他，毫无例外。他本人所提供的榜样，以及在他之后的主要弟子们，对所有文学类别都产生了最具决定性的影响。”⑥

　　17世纪初期，无神论、唯物论、怀疑论思潮盛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种放荡不羁、亵渎宗教的文学现象。当时的作家们认为，笛卡尔所缔造的新哲学对于驱除这种文学而言不啻一剂良药，它的全新方法有助于澄清笼罩在真理身上的晦暗不明。保罗·佩利松(Paul Perisson)说：“他的形而上学思想是崇高的，理当与基督教最高真理相配。他的《谈谈方法》如此绝妙，我自幼酷爱阅读它，在我看来，它在今天依然是一部判断力和良知的杰作。”⑦拉布吕埃尔(La Bruyére)对笛卡尔崇敬有加，并用笛卡尔的论证来捍卫灵魂和上帝，反对无神论者。⑧

　　古典主义文人普遍崇拜和仿效笛卡尔。布里叶高度称赞17世纪下半叶的诗坛领袖布瓦洛(Boileau)对笛卡尔方法与思想的学习，甚至不无夸张地说：“《诗的艺术》称得上是文学和诗学上的《谈谈方法》。”⑨因为在布瓦洛之前，阿尔诺和尼古拉都不曾说过“没有什么比真更美”之类的话，马勒布朗士也不曾提到一切都应有助于良知；倒是布瓦洛拉近了笛卡尔与文艺的距离，吸取了后者作品中那些良知规则、方法精神以及绝妙的逻辑学箴言，用在了《诗的艺术》里。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Racine)由于王港修道院的关系，与笛卡尔有天然的亲近。其子路易·拉辛更是公开的笛卡尔主义者，他说过：“在路易十四世纪的判断力里，就时间和天分的次序而言，在众多为法兰西赢得这个如此被尊崇的世纪的伟人名单里，笛卡尔理当位居翘楚。”⑩

　　布里叶概括了那个“路易十四的世纪”里诗歌作品的以下特点，认为它们折射出以笛卡尔为精神楷模的影响：缺少对自然的感觉，即便在必需出现自然时，对自然的描写也是枯燥呆板的；只关注人的生命、感觉和思想；疏远政治和宗教，不关心时代社会变革，只关心思想或心灵的变化。这种趋向于人心的“向内转”，产生了一个客观后果，那就是文学的相对独立、自由的品格。在布里叶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独立品格，不少文人才敢于轻古重今，轻蔑荷马、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尽管这种鄙薄古人的行为时常出自不公正、浅薄的理由，尽管这些人在趣味、诗感、学识等方面颇多瑕疵，但却渐成气候，最终酿成17世纪末的“古今之争”。(11)

　　佩罗(Perrault)攻击古人的行为之所以在当时应者云集，厚今派的立场之所以具有前瞻性的价值，与笛卡尔哲学的滋养是分不开的。这恐怕是布里叶在该论题下得出的最具启发性的一个观点：笛卡尔主义是厚今派的思想根源，它所提供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或曰进步之必然性)学说成为该派的核心立场。笛卡尔哲学是革命性的，它为同时代文学领域的革命播下了火种。笛卡尔哲学的革命性，体现在对过去知识的告别和断裂，体现在对今胜古的信心和对人类光明前景的预言，这两者是相关联的。笛卡尔的新方法之崭新，正在于撤去了对古代哲学、对经院哲学的凭依；在目睹了新科学之威力后，他找到了人类知识的真正可靠的基础——理性，这令他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布里叶指出，几乎所有笛卡尔主义者都持人类必然进步之观念。培根认为我们比古人拥有更多对事物的经验。马勒布朗士坚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古老、经验更丰富的世界上，会发现更多真理。阿尔诺、尼古拉皆相信人类理性之改进。波絮埃、拉布吕埃尔也相信这种永恒的进步。在这个问题上，佩罗、拉莫特、丰特奈尔、特拉松等厚今派主力都属于笛卡尔阵营，所以布里叶说，古今之争的厚今派乃是受到笛卡尔主义之精神的激发，他们皆旨在解释、传达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就是可完善性。(12)

　　以佩罗为例。布里叶说：“除了个别之处有所保留外，夏尔·佩罗……是笛卡尔的弟子。”(13)笛卡尔主义本身就是佩罗用来证明可完善性的论据之一：在佩罗眼中，亚里士多德乃至所有的古代哲学家都远远无法媲美笛卡尔的高度。他还以个体人的成长设喻，指出古人处于人类的童年期，今人则经验更丰富。佩罗不单单肯定了人类改进法则之存在，而且以古今对观的方式，从科学、技术、风俗、美术、文学等方面来实证该法则。当然，同大部分后世学者一样，布里叶并不认为佩罗做文艺领域的古今比较是明智之举。尽管如此，他仍赞许佩罗对于人性之改进的理解。(14)

　　布里叶总结道：厚今派诸杰的不少论证难掩粗糙，但他们确实称得上“是笛卡尔的弟子和杜尔哥、孔多塞的先行者；他们对古代的蔑视大大受教于笛卡尔及其原则——后者从哲学扩展到文学，孕育了古今之争，发展并表露为可完善性法则。因此，主要荣誉应该归给笛卡尔学派，而不该归给17世纪哲学”。(15)

　　如果说在布里叶这里，笛卡尔体现为一种为17世纪文人、包括古典主义者各取所需的共享资源，那么，在稍后面世的学术史著作《古今之争史》(Histoire de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1856)中，伊波利特·希格(Hippolyte Rigault)则偏重于在古今之争发生的思想背景下讨论笛卡尔与笛卡尔主义者。总体而言，二人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希格同样将笛卡尔视作厚今派的思想资源之一。笛卡尔主义是一种果敢的精神，它的教导是：只有无视一切，方可重新开始。不过希格认为，当笛卡尔在表示自己要丢弃先前历史的一切知识、选择一个全新的开端时，实际上是在运用一种刻意的夸张手法。因为，要想反抗古代，崇敬之情恐怕只会造成阻力，而蔑视才是反抗的条件。但无论出于真心还是假意，笛卡尔的蔑视精神到了夏尔·佩罗那里更变本加厉，后者高歌“路易大帝的世纪”之辉煌无双、丝毫不输奥古斯都时代。(16)基于此，希格明确提出：“佩罗是笛卡尔的后裔。”(17)

　　其次，希格同样认为，笛卡尔馈赠给厚今派的最有价值的武器乃是可完善性思想。对古代之轻蔑，源自对今世之伟大的感觉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希格认为，笛卡尔主义对古今之争的影响有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进步之观念和古今作家之对比。尽管这两个问题在古今之争的参与者那里不一定是相互关联地被提出的，甚至某位厚今派学者有可能不触及其中任何一个，但就问题本身而言，它们之间的联系性是不可抹杀的，并且其根源都在笛卡尔主义那里。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对同行勒胡(M.P.Leroux)的说法，后者认为“法国在与笛卡尔一起打开孤立的理性主义之路或心理学之路之后便退出此途，为的是踏上另一条路，即可完善性哲学之路”。(18)故此，他不认为法国人偏斜了笛卡尔精神，因为可完善性正是从笛卡尔主义路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