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一种新的美学范式，这种“非美学的美学”在20世纪得到广泛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的主流。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首先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对象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尤其是那些能够引起审美革命的审美经验。

　　　从美学角度研究文化与社会

　　虽然人类有漫长的审美历史，但在西方美学史上，一直到康德和黑格尔，才对美学研究的对象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康德是第一个对审美经验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作出学理分析的理论家。康德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审美判断力，是一种使人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经验中获得某种内在统一性的能力，“优美”和“崇高”是其中最为基本的两个审美范畴。黑格尔认为，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就是艺术，因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因此，艺术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席勒的美学思想来源于康德，他将美学的对象定义为“审美形式”，认为“自由”是其最重要的内涵。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受到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但是，马克思的美学思考中增加了“美学的社会性”这一重要维度。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如何通过审美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理论。这种理论不再以“纯形式”和“自由的理念”为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艺术自律性的情感形式讨论，而是以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通过讨论艺术理论来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艺术与社会现实关系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通过不同于康德式的传统美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美学找到了阐释当代艺术的有效方式，找到了通过审美经验而“改变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成为一种能够点燃人类理想、激活人的潜能、把握人的未来的积极理论。

　　从未来汲取获得解放的诗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性”已经成为人类在当代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写道：“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可以转换成美学概念来加以理解。“未来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维度，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维度。

　　虽然都是以人的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但马克思之前的美学普遍注重审美形式研究，尤其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审美经验如何转化为审美形式，马克思认为这种研究“辞藻胜于内容”。马克思在1859年4月致拉萨尔的信件中谈到，为了在艺术创作中握住“未来”，为了“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征出来，就需要用“更加莎士比亚化”的方式创作，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区别于康德美学以及各种后康德美学的重要所在。

　　在康德的美学理论中，审美是人的一种特殊能力，人在审美经验中可以获得某种对自由的体验。康德认为，一旦审美经验与现实的功利相联系，一旦从“纯粹美”下降到“依附美”，人们就难以达到自由的体验。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不尽合理的，但是在“必然王国”的现实中，人们有一种能力和冲动会努力向“自由王国”奋斗。虽然这是一个漫长而悲壮的过程，但在具体的语境和条件下，是可以达到自由的体验，或者说以某种形式进入“自由王国”的。

　　用辩证的态度对待现实生活关系，从“未来”汲取人类获得解放的诗情（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冲动”），把审美形式与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实生活重新联系起来，是当代美学的主要任务。从审美形式出发，经过审美经验对主体情感的冲击和改造，人们便有可能达到“自由王国”的精神和情感境界。而揭示这一辩证而复杂的过程及其机制，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