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述，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行的宏观描述和清晰洞见，是以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审视传统悲剧理论，并赋予悲剧全新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悲剧是历代思想家哲学家不断探讨的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悲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悲剧意识。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述，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宏阔的历史意识：在悲剧冲突的层面表现为将社会历史冲突作为悲剧冲突的主要规定；在悲剧人物层面表现为将历史创造主体作为悲剧人物的性格规定。这里所说的宏阔的历史意识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行的宏观描述和清晰洞见，它以其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审视传统悲剧理论，并赋予悲剧全新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作为社会历史冲突的悲剧冲突

　　悲剧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挫折、磨难和奋进。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阐发了悲剧产生的社会历史性，指出悲剧冲突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

　　在西方美学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把悲剧美学的思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之中，实现了对以往传统悲剧观念的真正超越。众所周知，美学史上有诸多美学家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探究悲剧的本质及其特征，其中对悲剧冲突的理解被视为认识和把握悲剧问题的关键。

　　黑格尔比较系统地从矛盾冲突的角度理解悲剧，充分强调矛盾冲突在悲剧中的作用，并将悲剧作为最适合于表现事物矛盾辩证法的艺术形式。在黑格尔看来，悲剧的本质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是黑格尔心目中的理想悲剧，安提戈涅的哥哥因反叛罪名，死后被曝尸荒野，不准收尸安葬，城邦伦理与亲情伦理、政体伦理与传统伦理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最后，安提戈涅冒死选择亲情伦理安葬哥哥，违反了城邦禁令，被处以死刑；国王也因其暴虐专横而遭到厄运。在黑格尔看来，悲剧中的矛盾双方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伦理力量，就其自身来说，两种伦理力量都具有正确性或合理性，但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又带有各自的片面性或不合理性，即它们都坚持自己的片面要求而否定对方的合理要求，这就构成了不可调和的悲剧冲突。如何消解这样的矛盾冲突，黑格尔试图让悲剧发挥消解对立冲突的功能，在两种片面伦理都必将遭受惩罚和毁灭的情境下，悲剧性的结局等同于扬弃否定双方自身的片面性，矛盾冲突因而得以和解，永恒正义得以伸张。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用两种片面的伦理力量冲突来解释悲剧，不仅滞留于伦理观念的抽象虚空之中，导致其历史观的伦理化和概念化，更抹杀了悲剧冲突中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进步与倒退等的不可调和性，混淆了悲剧冲突的历史善恶标准。后来，拉萨尔在其创作的《济金根》中将悲剧冲突理解为“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黑格尔悲剧观念的拙劣变形，因而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这是因为，拉萨尔将黑格尔悲剧理论的伦理化、观念化、抽象化倾向进一步推向了极端，从而彻底地抽取掉隐藏其中的历史辩证法维度。

　　悲剧冲突是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矛盾冲突都可以构成悲剧性冲突。悲剧的意义在于反映或表征一定历史阶段上善恶两种社会力量不可调和的斗争。在这种斗争冲突中，恶的势力暂时压倒了善的力量。在善的毁灭中，使人们感受到或体验到善的力量在历史实践过程中不断前行所必然要付出的历史代价，从而彰显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斗争的艰难、曲折和伟大，因而获得悲剧的崇高美学效果。因此，悲剧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哀、悲惨、悲伤、悲痛等概念，它必须反映或表征深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应然性，具有强烈的善恶伦理道德倾向，凸显并讴歌人类顽强进取的崇高行为。因此，崇高的美在悲剧性艺术中可以得到最充分、最集中、最强烈、最完美的展现。这样，悲剧所产生的美感效果也与一般的审美效果不同，它常常给人以强烈的情感震撼力和道德感召力。悲剧感处于冲撞、运动的高度亢奋状态，与优美感形成鲜明的对照，通过悲悯与畏惧而达到灵魂的陶冶与净化，从而激励鼓舞人们去完成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