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Aesthetics and Its Paradoxes:A Study on Agnes Heller's Theory of "Sensus Communis"

　　作者简介：李慧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0182期

　　内容提要：赫勒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美学，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美学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成为一种普遍哲学，并根据自身的体系推论出来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普遍理论的偏爱来评价和阐释“审美领域”、“审美”、“客观化的美”以及在这个框架之内的艺术。在现代社会，美学是必要的和不可改革的。赫勒在总体上肯定现代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可否定的地位，同时也认识到，美学本身又存在难以根除的悖论：赫勒认为，现代美学的合法性基于一种价值“共通感”；然而以“共通感”作为基础的美学却受到质疑——现代社会的“共通感”属于历史哲学范畴，是前设的，不具有绝对普遍性，它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时也是变动不居的。赫勒承认这是产生美学自身悖论的根源，是不可消除的，但它也不成为取消美学的理由。

　　关键词：阿格妮丝·赫勒/现代美学/历史哲学美学/共通感/合法性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2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艺术和美，自人类社会存在之日起就已被察觉和认识，但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直到资产阶级社会才得以形成，这与现代社会对美学的需求密不可分。美学的诞生宣告艺术自律的形成，这使得美和艺术的轮廓变得清晰可辨，对于普通的审美大众而言，艺术不仅可以触摸，还有了评判的依据。与此同时，美学在现代社会也遭受质疑，这种质疑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认为艺术的概念和美本身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基于价值“共通感”的历史哲学美学虽然克服了自身的悖论，但产生悖论的根源是不可消除的。赫勒认为，现代美学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改革的。

　　一、美学和艺术之间的悖论

　　美学作为一门艺术哲学，旨在为人们提供一种普遍规范来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价值判断——从原则上讲，也可以指导艺术创作。美学使得审美在现代社会得以切实可行。就美学作为一门艺术哲学而言，理论上它使得审美脱离主观臆断，为审美价值判断的精确性提供了保障。但同时美学却又成为艺术的囚笼，美学以庄严的理性要求艺术在其限定的范围内行事，不得逾矩——这与艺术的自由感性原则相违。现代艺术要求挣脱牢笼，不断打破概念的束缚，向未知领域探索全新的艺术生命，但这些新的艺术形式一旦获得美学的确认，就意味着它们以概念的形式被捕捉，再次成为美学的囚徒，因而，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真正的美仅存在于一瞬间。

　　以上可以作为美学和艺术之间悖论的简要概括，人们对美学的质疑正是部分地基于这个悖论。康德认为艺术只存在审美批判，不存在形而上学，这种观念在美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结合美学自身的悖论，即美学作为一门历史哲学的悖论，激进的印象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要求用艺术批评取代艺术哲学，从根本上取消美学这门学科。

　　赫勒为美学必要性列出的最主要理由是，资产阶级时代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感”缺失——整个时代充斥着无情、傲慢和主观趣味——历史时代的“恶”趣味呼吁作为骚乱的裁决者的哲学美学出现。赫勒所揭示的这种无情和傲慢的现代性趣味，本质上与艺术与生俱来的那种向往绝对自由和不安分的激情紧密相关，它无时无刻不准备与启蒙现代性分道扬镳，这也正是现代艺术的无穷魅力所在。这种“恶”趣味，在赫勒的美学思想中并不是被完全排斥的，不过她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表述方式，将艺术的这种躁动不安的“恶”趣味表述为一种积极正面的改革性精神，并受到理性反思的制约——这种理念体现于她的“审美现代性”思想之中。①但这种“恶”趣味在后现代思潮中变本加厉，它要求彻底摆脱一切规范的制约，获得绝对的平等和自由，这种要求被赫勒称为“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概念”，它实际上是一种更加蛮横的、幼稚的宏大叙事，因而赫勒否定了“后现代主义”本质(历史阶段、内容等)的存在。赫勒只把后现代看作是一种态度，它的成熟形式是一种经过反思的后现代——它不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也对后现代自身进行反思，它仅仅是一种“后现代视角”。②如此一来，实际上后现代被当作现代性的一部分，又被纳入启蒙理性的制约之下。

　　赫勒将理性和感性的对立统一融入到审美现代性思想中，让我们看到了美学和艺术之间这个悖论的化解方式，尽管是以一种不那么完美的方式。美学和艺术这二者，用一种相反相成的动态关系化解(实际上是缓解)了双方的矛盾。一方面，艺术创作不是严格地(甚至是完全不)遵循概念和规范的；另一方面，艺术哲学也总是通过对新的艺术形式的反思，不断地丰富自身的概念体系，来使自身符合审美的新趋势和新潮流。就艺术和美学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不断重复着反叛和征服的过程，这种关系类似于科学领域中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关系。托马斯·库恩认为，常规科学基于科学共同体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假定之上，多数事业的成功依靠自然科学共同体愿意捍卫这个假定，科学家往往要压制重要的新思想，因为新思想必定会破坏常规研究的基本承诺；不过常规研究的真正本质又保证了新思想不可能长期被压制，对于一个该用已知规则和程序加以解决的常规问题，科学共同体最杰出的成员们做了反复的研究以后，仍未能获得解决，即到了科学团体不能再回避破坏科学实践现有传统的反常时期，于是开始进行非常规研究，最终导致科学共同体做出一系列新的承诺，建立一个科学实践的新基础。③

　　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这种交替演进的模式可以作为一个范例，用以解释和说明美学和艺术之间的动态关系，只不过美学对艺术的制约关系更为松散和脆弱——实际上美学对艺术创作活动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束缚，而仅仅是作为一个艺术历史的参照系。因而，艺术和美学之间的这种“革命”发生得远为频繁、迅捷，美学概念更新所花费的周期比科学革命要短得多。

　　无论如何，在赫勒看来，社会大众的心灵切实地存在着对艺术的渴求，对既定日常生活的“反意象”的渴求，对丰富的总体性、丰富的公众集体生活特性的渴求，对净化体验的渴求：超越异化的日常生活的“升华”。④因此，美学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需求。

　　二、现代美学产生的条件

　　赫勒对美学必要性的阐发，首先建立在对美学产生的条件的考察上。美学的产生源于现代社会中“共通感”的缺乏——社会需要艺术哲学为公众提供一种普适的规范来进行审美价值判断。因此，美学在前资产阶级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在前资产阶级社会，艺术能力是内化于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本能，它与宗教、道德、习俗等融为一体。这是一种普遍、深层次的“共通感”，审美判断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因此艺术的概念是多余的。而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人们的生活日益分化，“共同感”缺失，这时才产生了审美价值判断的需求。

　　黑格尔首先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转变，他在《美学》一书的序言中详细阐释了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可行性、研究范围和方法及其产生的条件和依据。黑格尔结合西方世界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谈到美学的必要性：“特别是我们现代世界的精神……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艺术已不复是认识绝对理念的最高方式。艺术创作以及其作品所特有的方式已经不再能满足我们最高的要求。”⑤这段话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言，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以前，艺术的功用是使现象的真实意蕴从虚幻世界的外形和幻象之中解脱出来，艺术是比日常现实世界更高、更真实的客观存在；但在现代社会，宗教和理性文化相比于艺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因此，艺术已经不再是认识绝对理念的最高方式，同时，由于现代生活偏重理智的文化驱使人们无论在意志方面还是判断方面，都紧紧抓住一些普泛的观点来应付个别情境，普泛的形式、规律、职责、权利和规箴成了生活的决定因素和重要准则。以往艺术品直接在人们心里激发对美的享受，而如今却要求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段以及二者是否恰当进行思考，即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去认识艺术作品。艺术已经从美和艺术品圆融一体的那种状态中分离出来，转移到人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⑥据此，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比以往更需要美学。

　　赫勒沿着黑格尔的这种认识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发，她认为“激起”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的因素有四个：一、面向美及其客观化的特有活动出现；二、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机”形成的“有机社会”基础之上的共通感的缺乏；三、艺术脱离日常生活；四、艺术作品商品化生产的普遍化。

　　“激起”美学产生的第一个因素，意味着艺术成为一种独立自足的活动，而不再依附于神学或者宗教。赫勒把这个因素分为两个时期，即前资产阶级社会和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时期，“高雅文化”脱离一切日常生活，“特殊化的工匠”，脱离其他社会阶层，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觉醒；第二个时期，建立在目的合理性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活动一体化，淘汰了人固有的“按照美的尺度来生产”的标准，艺术作为特有的“生产分支”，来补偿计算效能的理性精神世界的美的缺失。第二个因素，从以往规范和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时代无限地被个体化，转而成为一个无情、傲慢、充满主观趣味的历史时代，趣味的“恶”，呼吁作为骚乱裁决者的哲学美学的萌生。第三个因素，在社会不断分化，以致艺术的“共通”属性也已缺失的情况下——艺术本质上应该是非原子化的、主体间性的、非特殊的，不需要专门的技术和知识也可以接近的，它的可交流性，建立了人类的联系——艺术本身的悖论呼吁一门艺术哲学来帮助解决问题。第四个因素，艺术接受遵循商品现实化的规则，根据供求关系来实现，而艺术品本身的特质却退居其次，这时，艺术品不仅需要美学的阐释，并且这种阐释本身还成了一种构建行为。⑦

　　赫勒所论述的“激起”美学产生的四个因素，反映了艺术、美学和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尤其是现代社会“共通感”的缺失，使得审美成为一个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不成为一个特殊领域，用赫勒的话来说“美内在于生活中”，它和道德、宗教一样，根源于深层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却比以往更需要凭借一种价值“共通感”来对艺术进行审美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共通感”是前设的，不具有绝对普遍性，它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时也是变动不居的——它随着历史趣味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