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京)2023年第20231期 第42-52页

　　内容提要：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指出了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变成商品，人的活动颠倒为事物，工人被贬低且变得贫困的错误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满脑子都是人之外的经济事物、资本和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至于这种物性的经济规律是不是让很多人坠入破产和贫穷的深渊，则是无关紧要的。显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劳动价值论才是通向科学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正确道路。这种观点，与此时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马克思觉得，恩格斯与蒲鲁东一样，都还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构式之中反对经济学，这是一种此—此证伪逻辑，这正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惯性逻辑。而马克思这时跳出经济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此—彼证伪的现象学逻辑构式。他的这种人本学批判话语，在法国经济学家布阿吉贝尔那里找到了理论共鸣。

　　关 键 词：马克思/巴黎笔记/劳动价值论/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Marx/Paris Notebooks/labor theory of value/Engels/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4年，青年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创立了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之后，继续自己《巴黎笔记》中的经济学摘录。虽然，马克思手中已经有了“跳出”经济学的原创性的劳动异化理论，但全面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仍然是他没有完成的任务。在此，我们选择《巴黎笔记》后期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加以讨论，特别是马克思此时在青年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下对劳动价值论的拒斥态度。因为，这个在当时与马克思擦身而过的劳动价值论，将会是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一、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第五笔记本中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看法

　　在普雷沃的《评李嘉图体系》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这位作为李嘉图论著的翻译者，极力称赞李嘉图学派是“深邃的经济学家，他们把科学归结为十分简单的东西，以平均的东西(moyennes)作为基础，撇开可能妨碍它们一般化的一切偶然的情况(例如伟大的李嘉图对一国居住的人口数量就是这样做的)”。[1](P480)在这一点上，普雷沃是看得准的。因为，这是李嘉图经济学中比较重要的原则：量化和平均化。简单的量化是市场交换的前提和可操作性的条件，所以，在李嘉图那里，他总是会强调劳动量、货币量；而平均化则是市场中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中自由竞争的客观结果，这会有市场竞争中夷平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和资本家之间由于资本流动生成的平均利润率等。更深一层看，这个平均化也是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之一，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自发性生成的第二自然性规律，它会自然夷平原先专制等级结构中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在原子化个人能动性的量化平均关系中，生成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民主和意识形态。然而，依此时的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平均的东西证明了什么呢?它证明，人愈来愈被抽象掉，现实生活也愈来愈被抛在一边，而成为考察物质的、非人的财产的抽象运动。平均数是对各个现实的个人的真正侮辱、诽谤。”[1](P480)这当然是在从哲学人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人本质。马克思的观点是深刻的。这里，我们看到了在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起重要作用的“现实的个人”。之后，在施蒂纳的影响下，这会生成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个人观。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经济学中那个作为评估市场竞争关系中的平均工资和平均利润的平均数，其实是对真实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个人的侮辱和诽谤，因为，这个平均数不过是将人的现实生活，畸变成“非人的财产”抽象运动的经济事物的辩证法，在这种第二自然辩证法的自发运动中，人是被彻底否定的。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的观点，与后来恩格斯的个人在经济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作为平均数出现的“合力说”[2](P461-462)是接近的。

　　从总体性上看，马克思这时还没有科学地理解配第、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对普雷沃的《评李嘉图体系》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注意到了他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评论，在普雷沃看来，“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生产劳动(produktive Arbeit)表现出来的”，这是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但是他又认为：“A)三个野蛮劳动的劳动日还抵不上一个文明的劳动日(civilisirter Arbeitstag)；B)过去劳动(alten Arbeit)的一部分消灭掉了。任何资本都是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的劳动的对象物(Gegenstand einer Arbeit)。它的另一部分则相反，可以获得更大的价值；例如陈葡萄酒就是这样。因此，文明和自然力量的作用要考虑进去。”[1](P481)笔者认为，这里的文明的劳动日和力量，正是李嘉图视域中的机器化生产的场域里发生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改变，这里，资本是过去劳动的结果，可它现在却表现为机器等对象物在生产过程中的部分损耗，但这种文明的力量也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在马克思的眼里，“国民经济学愈是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原理(Arbeit als alleiniges Princip des Reichthums anerkennt)，工人就愈是被贬低、就愈是贫困，劳动本身就愈是成为商品。——这是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必然公理，正像是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真理一样。‘积累劳动’(“travailaccumcle”raufgehaufte Arbeit)这种说法表示资本的起源外，也同样有这样的意义：劳动愈来愈成为事物(Sache)、成为商品，与其以人的活动(menschliche Th tigkeit)来理解，不如仅仅以资本的场境(Gestalt eines Capitals)来理解。”[1](P481)这是马克思此时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看法。在他的眼里，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恰恰是将劳动变成商品，人的活动颠倒为事物，工人被贬低且变得贫困，Gestalt eines Capitals(资本的场境)成为社会生活的实践真理。因为“对李嘉图学派来说，问题仅仅在于一般规律(allgemeine Gesetz)。至于这种规律怎样实现，千百人是否因此而破产，这对规律和国民经济学家是完全无关紧要的”。[1](P482)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满脑子都是人之外的经济事物、资本和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至于这种物性的经济规律是不是让很多人坠入破产和贫穷的深渊，则是无关紧要的。显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劳动价值论才是通向科学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正确道路。

　　此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由竞争也有了基本的认识。马克思说，其实李嘉图所信任的市场交换中生成一般规律(“看不见的手”)的：“竞争仅仅是由私人利益产生的，而只是由于私人利益才成为正当的；它仅仅作为互相敌对利益的官方的谋杀和战争(offizieller Mord und Krieg)而展开，另一方面它又被说成是同个人利益相对立的社会力量(Macht der Gesellschaft)和社会利益。国民经济学以其社会利益代替非社会利益的任意的假定以及通过类似它能搞这种假定的方式所证明的仅仅是：在现代制度中，理性的规律(vernünftige Gesetze)只有通过把现存关系的特殊性质抽象掉才能保持，或者说，规律仅仅以抽象的形式进行统治(abstrakten Form herrschen)。”[1](P482-483)

　　这是此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本质的看法。在他看来，这种发生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大鱼吃小鱼的游戏中，满足个人私欲的敌对关系，构成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透视斯密“看不见的手”)，这种自发生成的经济规律，恰以抽象的形式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统治力量。这是一种深刻的批判观点。在很久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才形成了抽象的资本关系成为统治的重要观点。

　　二、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重要摘录

　　在《回到马克思》中，我们已经具体讨论过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恩格斯的这一文本，与赫斯的《货币的本质》一样，都是此时进入经济学领域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重要社会主义文献，它们甚至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导因。我推测，如同马克思没有直接摘录自己十分熟悉的赫斯一样，在《巴黎笔记》第六笔记本中，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一文本的摘录也是极其简单和概要的。可以看到，马克思此时摘录的内容，主要是此文中他所关心的某些经济学观点。依笔者的推测，马克思是想再次确认，恩格斯在经济学语境中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因为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在《穆勒笔记》中确立了自己以哲学话语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去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他直觉到，恩格斯与蒲鲁东一样，都是在经济学的逻辑构式之中反对经济学，这仍然是一种此—此证伪逻辑，这正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惯性逻辑。而跳出经济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此—彼证伪的现象学逻辑构式。

　　第一，从开始马克思就注意到恩格斯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核心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原来的讨论中，国民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对私有制的肯定之上，所以，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想过资产阶级自己所推翻的作为专制制度基础的“私有制的合法性(Berechtigung des Privateigenthums)问题”，因为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所肯定的这种仍然基于私有制的新型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Fabriksystem und die moderne Sklaverei)，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3](P443-444)这是极其深刻的理论判断。因为，在资产阶级自我标榜为“文明社会”的经济雇佣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人对人的残酷压迫和经济剥削，看起来在工厂制度中获得了自由的工人，本质上还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奴隶。面对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恩格斯明确指认说，“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3](P446)也正是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自己批判这种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此—此证伪的理论逻辑构式源头，即“英国社会主义者①早就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证明的那样，反对私有制的人能够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3](P446)这正是马克思试图捕捉的重要观点。这是他特别标识出“私有制”的原因。一是在即将写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私有制与劳动异化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新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逻辑构序内核；二是这种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的此—此证伪的理论逻辑构式，将成为《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中马克思模拟的证伪逻辑。后来，在批评蒲鲁东的批判逻辑时，马克思将其概括为“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所做的批判”。[4](P38)

　　第二，在马克思的摘录中，他跳过了恩格斯对从重商主义到斯密的经济学史的讨论，直接聚焦恩格斯对价值的看法。然而，马克思无法判别恩格斯这里关于价值的讨论恰恰是偏离劳动价值论的。这也证明了笔者上述一个推测，即马克思对自己已经熟悉的恩格斯的观点，并不一定再做摘录，比如，他在下面的《1844年手稿》中作为重要逻辑导引的恩格斯指认斯密为“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的观点。马克思看到，恩格斯接受了经济学中通常的说法，即商业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而价值分为“抽象的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5](P3)显然，马克思此时并不知道，商业生成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抽象的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也是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准确描述。在萨伊那里，“决定实际价值的是效用”，即具体劳动生成的物品的用在性功能；而李嘉图和穆勒则将实际价值的基础视作“生产费用”，即包括了工资、土地资源和原料、机器等其他的资本投入。后者已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含混化。可恩格斯对价值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是离开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也并没有关注这一点，这恐怕是导致他在《1844年手稿》中无法正面接受劳动价值论原因之一。在恩格斯这里，价值的讨论主要依靠了国民经济学中的市场竞争关系。依他的原文语境，“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关系是惟一能比较客观地、似乎能大体确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3](P451)这当然是偏离劳动价值论的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因为这是在萨伊“劳动创造效用”观点上的退步。然而，马克思此时并不能科学地辨识恩格斯价值讨论中存在的问题。在上面关于“李嘉图笔记I”的摘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恩格斯这种竞争决定论观点对马克思的影响。在此，马克思只是摘录了恩格斯这样一些表述：“萨伊认为决定实际价值的是效用，李嘉图和穆勒则认为是生产费用(Productionskosten)。在英国人那里，同生产费用相对，竞争表现效用(Concurrenz gegenüber den Productionskosten die Brauchbarkeit)，在萨伊那里，竞争则表现生产费用。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是否应该生产，即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的等价物不是等价物(Aequivalent kein Aequivalent)。价格(Prei )——生产费用和竞争的关系。只有能够垄断的东西(Monopolisirbare)才有价格。”[5](P3)应该说，马克思在此所摘录的恩格斯的这些关于价值、价格和等价物的讨论内容，在总体上都是不准确的。因为，恩格斯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也不能将他们后来在引入市场竞争因素后产生的思想混乱科学地剥离开来。可以看到，此时的马克思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都与重要的劳动价值论擦身而过。这也直接导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不能从经济学上理解劳动价值论，当马克思拒斥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的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的此—此证伪的理论逻辑构式时，他自然也无法从经济学上科学地认清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

　　第三，马克思对恩格斯关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摘录。从摘录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最后将目光集中在“资本与劳动的分离”问题上。马克思概括说，人的劳动分为劳动和资本。资本和利润(Gewinn)的分离。利润分为利润本身和利息(Zinsen)。其实，在恩格斯的原文中，这一问题会更复杂一些。恩格斯认为，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aufgespeicherte Arbeit)。这一说法是斯密的观点。②恩格斯没有注意到，斯密讨论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理论前提，正是我们上面提及的劳动价值论。具体说，这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劳动与工资的分裂。恩格斯说，“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Quelle des Reichthums)，是人的自由活动(freie menschliche Th tigkeit)，但很少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正如资本已经同劳动分开一样，现在劳动又再度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与劳动分开，并且通常又由竞争决定”。[3](P458)

　　这似乎是一种理论前提上的设定。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影响马克思生成劳动异化批判逻辑的缘起之一。因为，当马克思不久前在《德法年鉴》③工作时同时看到赫斯的《货币的本质》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恩格斯这里突出强调的作为人的自由活动出场的劳动，恰恰会是青年马克思借以超越赫斯交往异化论的逻辑起点。在恩格斯这里，劳动本身被分裂为自身产物的工资与劳动相对立，工资同样由市场的竞争所决定。这是恩格斯此时竞争决定论在工资问题上的体现。他无法科学认识到，这里作为劳动产物到场的工资，实际上只是工人劳动力使用权的价值。

　　二是劳动与资本的分裂。可以看到，这种分裂关系的判定，同样是离开劳动价值论的。依恩格斯此时的观点：“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但是，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这两者的分裂，他只在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个定义中承认它们两者的统一。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这种分开完成之后，资本又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长额，虽然实践本身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投入周转中。甚至利润又分裂为利息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3](P456-457)并且，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劳动与资本分裂的最终结果会是一种阶级分裂：“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3](P457)显而易见，离开经济学上的劳动价值论观察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不可能获得科学的认识结果的。所以，恩格斯在这里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分析，只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原有的话语格式塔中，从表象上讨论了私有制造成了劳动与资本的统一和分离关系，以及资本自身再分离出利润和利息的问题。在对利润和利息的分析中，同样没有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支撑，所以，利润与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分配形式的问题无法显现出来，这必然会是不精准的经济学观点。然而，这种思想却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的目标靶向。因为，马克思将会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否定辩证法影响下，直接证明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不过是劳动的异化。

　　第四，还应该额外加以说明的问题是，马克思在这一简短笔记中所没有摘录的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一是关于国民经济学的颠倒本质的观点。恩格斯指出，“经济学中的一切就被本末倒置了：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大家知道，正是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3](P452)恩格斯的这一表述，将会启发马克思在不久后进行的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思想实验中，更深地意识到黑格尔整个观念唯心主义哲学的背后，恰恰是在现实中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后，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会进一步深化为资产阶级商品价值关系、货币和资本这些历史抽象，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力量的深刻观点。

　　二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危机问题。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的经济运行“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个“纯自然的规律”，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的经济事物的规律。这个发生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纯自然的规律”的“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80年来，这些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定期来临，而且它们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④这是说，资产阶级经济运行中自发无序状态，生产和交换中必然出现的返熵混乱，客观上会导致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危机，这将是资产阶级社会走向灭亡的客观征兆。

　　三是科学对物质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恩格斯已经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科学技术，正在将劳动生产率“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3](P453-454)这是恩格斯自己在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感受。在他看来，“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3](P463-464)这当然是李嘉图的观点，此时，恩格斯并没有消除“资本生产力”的误解。当然不可否认，恩格斯也看到了科学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中成为反对工人的资本的力量：“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走键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引起的，这项发明使机器劳动增加了一倍，从而把手工劳动减少了一半，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项发明破坏了工人对工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参看乌尔博士《工厂哲学》第2卷)。”[3](P472)显然，这是恩格斯阅读乌尔机器理论的结果，这一点，会成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专题研究乌尔和拜比吉相关机器论文献的缘起。恩格斯注意到，机器的使用的确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是这却表现为资本的力量削弱了工人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从而破坏了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

　　四是彻底消灭私有制与经济学革命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私有制一旦被消灭，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3](P451-452)消灭私有制，是彻底解决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出现的各种分裂和矛盾的根本出路，然而，恩格斯不能意识到，消灭私有制之后仍然保留好的交换关系，让价值限于决定生产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做法。这种受到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思想影响的错误观点，一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才得到了彻底的清算。

　　五是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展望。在他看来，在彻底消灭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前提下，人类将会迎来自己新的社会生活，“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3](P461)在这个新社会中，将消除个人成为“分散的原子”相互对立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也会随之消失，人们将自觉地组织生产和消费，这是一个人作为人的解放了的社会。恩格斯憧憬地说：“在一种与人类相称的状态下，不会有除这种竞争之外的别的竞争。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关系，判断从合理的社会状态下能期待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请读者参看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部分地参看傅立叶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竞争，即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的竞争等等，被归结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并且到目前为止只有傅立叶作过差强人意的说明的竞赛，这种竞赛将随着对立利益的消除而被限制在它特有的和合理的范围内。”[3](P462)

　　恩格斯这里关于未来人类解放的展望，必将对青年马克思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这是一种基于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这是依从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和傅立叶相关论述的解放了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一方面，是按照人的需要进行生产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现有资产阶级经济过程中的无序熵增的“纯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则是将对抗性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自由竞争，转换为同向努力的生产竞赛，这种竞赛不再基于对抗性的利益纷争，而是共同目标下“合理的社会状态”。

　　三、《巴黎笔记》后期关于经济学理论的摘录和人本主义经济学话语

　　在第七笔记本中，马克思先在许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中，再次遭遇了使用价值概念。前面，他在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里，已经看到过这一概念。许茨认为，1)使用价值(Gebrauchswerth)，按照用途直接满足人的需要或者实现人的目的；2)交换价值，价格(Tauschwerth，Prei )按照用途用作交换其他商品的手段，即价格。[1](P503)虽然，许茨对使用价值的看法，没有深入到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层面，但其基本特性是正确的；而交换价值即价格，其内涵为交换其他商品的手段，这一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这一切还不会引起马克思在经济学学理层面对劳动价值论的关心。

　　在接下去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摘要中，马克思直接遭遇了物质生产力的理论。从手稿原件上看，这里马克思对李斯特的摘录，是与欧基安德《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或对李斯特博士工业力哲学的阐释》(1842)一书，在同一页分栏中对照起来摘录的。马克思注意到，在李斯特那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一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所谓李斯特自我标榜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前者的基础是“交换价值理论”，而后者的基础则是“物质生产力理论”。物质生产力的理论，提出了“财富借以产生出来的个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力量”。[1](P509)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已经不是前述斯密涉及的劳动生产力概念，而是站在维护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斯密、李嘉图经济学中的虚假国际自由贸易关系而提出来的新的国家经济实力总量的新比较优势理论。他的生产力概念，显然不是一种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抽象。所以，这也没有引起马克思的关注和思考。在《1844年手稿》后写下的《评李斯特》一文中，马克思的思想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是毕莱⑤《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一书中关于无产阶级悲苦状况的摘录。这比恩格斯的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类似著作要早四年。蒲鲁东在1838年至1844年之间，也认真地抄录了大部分他阅读的笔记本。马克思这里对毕莱的研究，应该受到了蒲鲁东的影响。在这本重要的论著中，马克思看到，毕莱指认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苦难是一种文明的现象”。[1](P552)这是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口口声声说的那个“文明社会”只是富人的天堂，而对工人来说，只会是无尽苦难。毕莱说，像英格兰这样的先进资产阶级国家里，“一个富裕的国家，凭借其工业的天才能力而强大、将机械(la mécanique)的奇观应用于生产，以野蛮的手段占领领土，谴责其罪犯和穷人、使其遭受前奴隶的酷刑”。[1](P556)这直接撕下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伪装。在毕莱眼里，英国资产阶级凭借着自己经济发展和在生产力上的优势，用殖民主义的方式占领他国土地，把那里的人民变成现代奴隶；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化大生产，创造前所未有的劳动生产率，但却将工人变成无能的穷人。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手稿》中，再一次集中引述了毕莱此书中的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状态。

　　第四，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遭遇人本主义的批判话语。这是指在《巴黎笔记》的最后，马克思对法国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等书的摘录。一是关于货币的颠倒本质。马克思看到，与上述无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货币和通货的理论描述不同，布阿吉尔贝尔一针见血地指认出，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中，“货币成为了无耻的外衣”。[1](P46)这也意味着，货币外衣掩盖了资产阶级经济生活中内在的阴暗罪恶。因为，金钱在“真正的商品的位置上的出现是一种人们只有‘混乱的细节的观念’的表象的代表”，它造成了对真实发生在资产阶级交换制度下遮蔽起来的“可耻的不公平和不正义”。特别是当“金钱已经成为万物的执行者”，[1](P51)它从一种人创造出来的交换工具颠倒为支配一切的神灵般的偶像，甚至是“这个偶像的神父和祭司”。[1](P52)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正是金钱造成了这个人的世界中最大的袪序(désordre)和本质上的扭曲。这就会是一种人的真实关系的颠倒和异化。这应该是在赫斯之外，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看到对货币所进行的十分深刻的批判，他自然会联想到自己刚刚在《穆勒笔记》中生成的人本主义交往异化和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当然，针对布阿吉尔贝尔的重商主义倾向，马克思也指出他对货币的看法，并没有真正理解“交换本身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价值完全剥夺了自然和人的‘公正价值(Juste valeur)’”。[1](P54)如果对金钱本质的认识，不能上升到对整个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否定，那么这种批判决不可能是彻底的。

　　二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意识形态的人本学证伪。在对布阿吉尔贝尔经济学的摘录中，我们看到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市民社会中非人的“自由放任观”的评论：“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学说。所有现代国民经济学家对一切的放任。在布阿吉尔贝尔那里和在其他人那里一样，物的自然进程(der natürliche Lauf der Dinge)，即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将会构序事物(Sache in Ordnung bringen)。在他那里，正如在后来的重农学派那里一样，在这一学说之上还有一些人的东西(Menschliches)和有意义的东西(Bedeutendes)，与那些试图用最非自然的手段(unnatürlichsten Mittel)来装满自己的钱箱的经济和旧国家相对立的人的东西，以及对于解放资产阶级生活(bürgerliche Leben)的第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然而资产阶级生活必须要在解放了之后，才能够显示出它是什么。”[1](P53)这是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之后，出现在《巴黎笔记》中不太多见的大段评论。可以看到，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布阿吉尔贝尔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出现的“自由放任”的批判。因为在布阿吉尔贝尔这里，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放任，恰恰是在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以物的自然进程，来自发地构序事物，本质上，这是一种用非自然的手段“装满自己的钱箱的经济”规律，也就是第二自然辩证法的规律。这是对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然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在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人的东西(Menschliches)和有意义的东西(Bedeutendes)”，这正是从资产阶级生活的旧世界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力量。这是很高的理论评价了，因为，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解放观是一致的。

　　三是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经济危机观的批评。在马克思看来，布阿吉尔贝尔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生产过剩”的看法，是接近萨伊的错误认识的。他说，“当布阿吉尔贝尔由产品交换不足以及因此而来的生产和生产的消费不足来解释过剩中的不足时，这同萨伊以其销路说否认生产过剩是颇为相似的”。[1](P54)对此，马克思评论说：“萨伊也像在他之后的穆勒和李嘉图一样，承认在某个一定的生产部门里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由于在一定国家里总是涉及一定的产品，因此在该国一切生产方式中也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这归咎于生产的无意识，恰恰是生产不是按人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异化和私有财产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6](P55)笔者以为，这同样是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之后比较重要的一段评论。因为，马克思批评布阿吉尔贝尔对生产过剩问题的看法，没有更深一层去揭示资产阶级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生产的无意识机制，这种生产无意识表征了资产阶级经济运动的第二自然本质，说到底，是没有以人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同时，“国民经济学家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惊奇：在一个国家内，尽管多数人极端缺乏最简单的生活资料，但产品过剩却可以发生。他们知道，财富是以尽可能的普遍贫困为条件的。他们不是为人而是为财富而产生出来的”。[6](P56)出现生产过剩这样的经济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逐财富，而不是为了人的真实需要。或者说，“生产不是为社会而是为社会的一部分人进行的，生产必然因这一部分人而失去自己的价值，因为它由于自己同这一部分少数人相比的多量而毁灭自己”。[6](P57)所以，马克思才直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危机的真正的根源，恰恰在于这种第二自然辩证法的前提条件是异化和私有制。这正是马克思即将在《1844年手稿》中阐发的深刻主题。

　　在《巴黎笔记》最后的第十笔记本上，马克思在对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与起源》(1808)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表述：“‘劳动是创造的原则，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财富的三大来源’。每个人通过不同或分开的手段，为人们所希望的物品的生产做出了贡献。”[6](P97)劳动为财富之父，土地为财富之母，而资本也是财富的贡献者。其实，这就是《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的三栏分立了。

　　注释：

　　①指约·弗·布雷、威·汤普森、约·瓦茨和他们的著作：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瓦茨《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科学原则述评，去伪存真》，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编者注。

　　②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编者注。

　　③《德法年鉴》是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1844年2月底只在巴黎用德文出版了1-2期合刊号，主编为阿·卢格和马克思。由于当时卢格患病，这一期杂志主要是由马克思编辑的。这一合刊中就包括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461页；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2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注。

　　⑤毕莱(1810-1842)：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代表作为：《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他是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弟子。1837年，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发起了一场竞赛，主题为“研究各个国家的苦难的各自组成部分和标志是什么，寻找它们产生的原因”。由于认为送来的答复并不足够，最后竞赛的期限被延长至1839年12月。在22份的答案中，毕莱赢得了2500法郎-金牌。这份文本为他写作《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提供了基础，这被认为是1840年左右关于贫困问题辩论的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