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Taking Kant and Hegel as Background

　　作者简介：张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13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对近代认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认识论。为了发现和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需要依托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遗产。康德用“综合”概念来说明人在认识过程中如何建立起主客关系的统一性形式，借助康德的这一“综合”概念，我们得以建构起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问题，即“通过社会劳动实现的综合”。黑格尔则开启了对认识论问题的历史分析，并提出了主客同一性概念，借助黑格尔的这些理论遗产，我们得以理解马克思“劳动综合”的独特内涵，即在劳动中，认识的主体不是先验的意识主体，而是现实的人的具体活动，由此产生的认识是人在与自然的综合中发生的、人作为同一性主客体对自己历史性存在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认知。

　　关键词：马克思/康德/黑格尔/认识论/劳动综合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5ZDB002)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认识论问题，是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是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之思想史关系的框架下，追问马克思理论中到底有没有可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如果有，那是何种意义上的认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多有持“马克思没有认识论”之主张者，但又明显感受到康德、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对认识论发展产生的那种巨大的革命性的影响。(参见哈贝马斯，第3、26页；施密特，第112-113页；雷特尔，第5页)笔者以为，马克思确实没有康德开创的那种关于知识抽象形式及其先验主观条件的认识论，但经过黑格尔揭示的认识论之自我批判的中介，马克思以一种特殊方法改变了认识论问题的形式和内容，把认识论研究引向了一个全新的不同的方向。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

　　一、德国哲学的发展为马克思设置的问题背景

　　自康德提出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问题，认识论才有了自己特定的对象、方法和维度。康德对问题的解答，是在理性界限之内分析经验的先验结构，即用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概念去构成关于经验对象的知识。知识的构成过程称为“综合”，先验的标准是独立于经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对先验的综合来说，认识之可能性的历史起源是不可理解的，康德的认识批判悬搁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维度。然而，按照学界今天达到的问题意识，康德对主观性固有的思维形式进行先验的哲学反思，这本身就是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康德之后，一切自在的直接的东西都被主观概念所中介这一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观念。这个观念也被马克思接受，只是在马克思这里，起中介作用的不是先天的形式和无限的精神，而是有限的人的历史活动过程。

　　康德的认识批判要求为了检验知识是否正确和可靠，首先要对主体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康德要求的批判是一种内在批判，即对于认识之可能条件的研究必须保证本源的绝对性和论证的彻底性，使之能够经受彻底的怀疑，使这一批判本身能够成为科学。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包含着突破康德认识批判、重塑认识论问题的明确意图。黑格尔认为，认识批判不可能有一条内在的逻辑形式之路，也不应该把基于绝对怀疑的绝对确定性设定为认识的最高标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真实的知识都是“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在其产生的实际过程中包含主观与客观之各种辩证关系的丰富内容。康德的知识概念是以数学和当时的物理学为典范的绝对可靠的知识。与之相反，黑格尔认为，近代哲学赋予科学的规范力量是一个虚假的观念，现象学作为科学的新的自我理解，必须放弃以数理科学的范型为出发点，而成为一种辩证的思辨科学。

　　黑格尔打破了康德的认识主体概念。康德的主体实际是标识认识的一整套主观条件的概念。康德认为，主观与客观不同一，认识依赖于可能认识的主观条件，没有先验主体把认识的主观条件作为工具提供出来，整个认识对世界的建构就是不可能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把主体与客体彻底分开，假定“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观念，是认识论的最大误区。实情是，主体与客体是同一个存在内容的自我关联：“绝对即主体”。或者换一种说法，客体的存在作为实体，实际上是一个建立自身并展开自身的运动过程，因此实体本身就是主体，“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黑格尔，第53、10、11页)主客体的同一性是黑格尔认识论的新坐标系，在这个新的坐标系中，由于放弃了作为认识先验条件的主体能力概念和作为认识目标的正确知识概念，认识显现着另一种真实的内容，并构成了认识论的新问题。那么，这是一种什么认识？

　　黑格尔用“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代替康德的认识批判。现象学的对象是“显现为现象的认识”，它是自然意识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形态，对这种认识的现象学反思不依赖本源的绝对性，而是依赖“先前的东西”。在实际发生的认识中，只有先前经验过的东西才能在它的起源中被看清，并作为结果被回忆：“既然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是我们讨论研究的对象，那么它们的规定也就是首先被按其直接对我们显现的那样接受下来了的。”(同上，第58页)这就是“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这种认识的自我反思了解认识的整个形成过程，它考察事物的标准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基于显现出来的知识在自然意识中所经历的种种形态，“意识在这条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本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同上，第55页)

　　但问题是，这种从自然意识产生出来的“作为现象的知识”将充满错误，它在什么意义上成为认识论的新对象？正宗认识批判所强调的基于绝对怀疑的绝对正确认识，无非是惧怕在认识和真理问题上犯错误。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害怕犯错误的态度反而离真理最远。因为所谓知识的内在正确性只是形式上的抽象肯定，绝对怀疑则终止于抽象否定，除了“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一正确性标准，绝对怀疑把一切新的异质性的内容都“投之于这同一个空虚的深渊里去”。(同上，第56页)而对显现出来的知识的现象学反思，则开启了认识论研究的另一条道路。这里的关键在于，自然意识直接把自己看成或证明为知识，这不是一种抽象肯定，而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去说的。对事物的错误认识是感性世界之有限性的标志，在生活经验中，虚假意识的落后状况的解体是反思经验阶梯上的踏板，反思的观点就从这种解体中产生出来，认识从中学到的东西是“否定”，即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并超越自身。黑格尔指出，这种否定不同于怀疑主义的抽象否定，怀疑主义只看到纯粹的虚无，而看不到“如果虚无是对结果所自出的东西的虚无，那它就纯然是真实的结果；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无，它就具有一种内容”。(黑格尔，第56页)从一个不真实的知识里产生出来的任何一次结果都不会是纯粹的虚无，而是在对产生结果的那个东西的否定中包含着以前知识里所包含的真理。

　　这是一种什么真理？它包含一种什么内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理解黑格尔认识论反思的关键：“当结果被按照它真实的情况那样理解为特定的否定时，新的形式就立即出现了，而否定就变成了过渡；有了这种过渡，那穿过意识诸形态的整个系列的发展过程，就将自动地出现了。”这里出现的是认识论的新对象：“新对象的出现——新对象在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出现于意识面前——在我们看来，仿佛是一种暗自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同上，第56、62页)这种新对象的内容就是存在本身(即精神)之自我认识与自我形成的历史过程，它是发生在纯主观认识活动之“背后的东西”，是认识论的更深刻的问题。按照施密特的看法，由于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认识的先验条件这一问题失去了目的：“无论对黑格尔或对马克思来说，认识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历史的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描述成主观与客观的死板板的关系。”(施密特，第113页)黑格尔实现的关键变革是取消了认识论的先验基础，从而取消了先验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的绝对划分。一方面，连先验的规定性本身也是在意识的经验内活动的，在这一范围内，认识的先验框架赖以构成的那些条件可以在主体所处的有限状况下产生出来；离开了这一范围，先验本身并没有绝对稳定的点。另一方面，现象学的经验不同于普通的经验，它不包含在先验的前提下，而是包含在“显现出来的意识”中，这种经验包含着人们把握世界和进行活动的模式的全部变化，因而能够帮助我们觉察主客间的先验关系发生变化的“背后”的过程。

　　对认识论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对认识的反思经验只有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才能被理解。“意识形成过程”这一思想打开了认识论变革的方向，这就是对认识问题进行历史分析，在历史中实现认识的新综合。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通过历史性的活动而得到发展的，认识的要素也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因此不存在认识的先验形式。整部《精神现象学》都在强有力地推动这一认识论的变革，反复讨论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和类的自我产生的历史。比如在最重要的“理性”章和“精神”章充满了这样的思想：个体在他的行动中达到了与外在世界的统一，并终于认识到世界的真正主体是在“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精神，因而不存在先验的认识主体。黑格尔的“精神”实际上是指作为人的理性和生活意义之根据的世界整体，黑格尔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突出世界的主体性和过程性，因而这个概念的引入改变了认识论的问题。阿多诺说黑格尔的精神就是社会(参见阿多诺，第14-15页)，詹姆逊说黑格尔的精神就是集体(参见詹姆逊，第9、11页)。黑格尔以这种思辨的形式打开了认识论的历史维度，为马克思完成认识论变革铺平了道路。当然，黑格尔的理论也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矛盾，比如，黑格尔取消了认识的先验条件和知识的科学规范，却又预设了“绝对知识”的目标，而现象学的自我反思又不可能提供这种绝对知识。哈贝马斯尖锐地指出：“黑格尔认为，他的精神现象学研究不是把(康德)认识批判的理论推向极端，而是使它成了多余的”，但是当现象学仍然追求绝对知识而又达不到时，“它就使自己成了多余的。”(哈贝马斯，第16、19页)此外，黑格尔将他的主客同一性落实在精神的自我运动上，这其实是以一种更大的主观性来替代康德的先验主观性，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认识论的自我批判无法彻底完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但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是诉诸真实的社会历史活动，把黑格尔开创的认识论的自我批判进行到底。这对马克思实现认识论的彻底变革确实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来说，仅有黑格尔遗产是不够的，需要借助德国哲学更广泛的理论遗产。限于篇幅，本文对马克思问题背景的勾连仅涉及康德和黑格尔。

　　二、实践作为认识论的新综合

　　康德创立了认识论的问题，即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是什么，这一问题对认识论研究始终有效。康德还从形式上示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他的“综合”概念。对认识论研究来说，这个方向也是对的。这两点是康德对认识论的不朽贡献，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依循这一问题的方向，继续展开新的探索。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以及解决该问题的方法，经过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到马克思这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和转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具有严格的认识论意义，它提出对对象和现实的认识要从客体和主体的双重形式上去理解，也即从“实践的维度”去理解，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由此可知，马克思的核心认识论观点是：关于认识的可能性条件的探讨，不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先验结构和主观规律的研究，而是对人的实践能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研究。因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显现出来的意识”，不仅仅是具体行动的意愿，同时也是“认识着的意识”，它就发生在“类的自我产生活动”的实际过程中，因而是认识论的真正本原问题。与黑格尔“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相比，实践问题是对康德建立的认识论问题的更彻底的路径逆转。这样，在马克思之后，任何关于认识可能条件的探索，都不能再退回到先验的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去，而是必须以现实的社会历史问题为出发点。

　　在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时，借用康德的“综合”概念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方略。在康德那里，综合是思维将表象杂多在意识的统一性中联结起来的一种活动，它是主体为关于对象的知识提供主观条件的一种先天思想能力，所有理论知识无论从逻辑的意义上还是从发生的意义上都要回溯到建构性的综合。康德将综合理解为纯粹的思想能力，这是错的；但是康德将综合的本质理解为认识中的主客关系的建立，即“思想的主观条件怎能有其客观的有效性，即怎能提供关于对象的一切知识之可能性的条件”(康德，第82页)，这对认识论仍然具有奠基意义。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与客观的对象相关联，并必然植根于某种同一性形式。马克思坚持认识的可能性条件涉及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结构，所以从实践上来揭示人与世界的综合。因此，综合不应理解为纯粹的思想能力，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实践能力，它要求在唯物主义的新基础上重新解释认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马克思实践概念在哲学上的具体规定是“中介性”，即以人的社会实践为中介去理解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的这种本体论中介性最突出地表现于社会劳动中，因为在劳动中包含了人类最重要的、行动与认识双重意义上的综合能力及其形式(详见后文)。而实践综合之中介性在认识论上的进一步的规定就是“否定性”。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提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伟大成果就是“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320页)，正是否定性使实践的综合成为反思性的和在概念上可以理解的。这意味着辩证法就是认识论。按此理解，现实生活之所以能够被认识到是辩证的和能动的，就在于它包含着一种否定的因素，即任何现实存在物莫不扬弃自身；而这种否定性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人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人是天生的否定性存在，人通过实践改变和取消给定的存在，使存在由自然的直接现实变成间接的、中介性的“人的现实”，使存在二重化为主体和客体。这里需要注意，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不是由理论来完成的，而是由实践来完成的；推动历史本身辩证运动之否定性力量的实现形式，作为实践的综合统一性，就是劳动和斗争。它们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认识论反思的共同主题。当黑格尔把劳动和斗争作为否定性引入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他就进一步远离了康德“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性”，这为马克思探索认识论的新综合做了准备。

　　在探究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时，从康德综合概念中必须保留的一个进一步的方法是，所有的综合统一性无论从思想的意义上还是从实践的意义上都要归结为概念的建构。在康德那里，综合既作为直观的“把握”，也作为想象的“再生”，但由此产生的最高的统一性联结必须在概念的“认定”中才能最终确定下来。也就是说，综合的统一性形式必须在知性范畴上得到固定的表现，没有范畴赋予诸综合以最高的统一性，就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认识。①在马克思这里，实践能力在人的现实历史存在中产生的综合统一性，同样必须上升到概念的高度，才能达到对现实历史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理解。对此，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文献中给予了深入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这里，具体作为“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必然是思维和理解的产物，因为具体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只能“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它实际上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是思维着的主体以概念方式掌握世界的正确方式。而唯物主义的实践综合之认识论要义就在于：“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3页)关于马克思的实践综合，阿尔都塞有一个特别独到的说明，即实践综合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唯物主义立场的对世界的概念式理解，它要求严格区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拒绝黑格尔把现实对象同认识对象混为一谈的做法。“马克思反对这种混同，坚持把现实对象同认识对象区别开来。而认识对象则是思维的产物，思维在自身中把它作为思维具体、思维整体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把它作为与现实对象、现实具体、现实整体绝对不同的思维对象生产出来。”(阿尔都塞等，第36-37页)基于这一理解，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断裂”就在于，后者仅仅指向它的“对象”，即那些经验性的经济事实，而马克思则创建“对象的概念”，并要求用概念来规定和说明经济事实，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性的概念式理解。(参见同上，第210-213页)

　　从所有这些教诲得到的启发是：所谓实践综合是认识论的问题结构和解释原则的根本变革，而非把认识论变成对现实性、现实事物和现实活动的直接性的经验描述。实践综合要求的是，在新的哲学前提下，对认识如何可能问题给予全新的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解释，因而它要求上升到更高的理论思维界面。在理论的形态和方法上，马克思的实践综合保留了康德综合对“表现为概念的最高统一性形式”的追求，但这不是先验逻辑的范畴，而“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这就是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见到的那些既是实践哲学又是历史科学、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杂概念体系，比如作为实践的劳动和斗争(革命)，作为工业与科学的生产力和作为物化与剥削的生产关系，作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对象的商品与货币、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与资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