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成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比较等。黄金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等。

　　内容摘要：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敏锐地把握到了近代社会存在的“劳动-贫困”悖论：黑格尔指出一方面劳动构成普遍交往中需要满足的“中介”，另一方面由现代分工所主导的“劳动-交换”体系必然导致贫富差距问题；同样，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特别是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在近代社会劳动所带来的劳动者贫困现象。解读并消解“劳动-贫困”悖论的迥异的思考路径，呈现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重大思想差异。黑格尔基于概念辩证法，将“劳动-贫困”悖论的根源归结于绝对精神尚未发展到国家阶段，因而指出只有绝对精神经由家庭、市民社会走向国家阶段进而完全实现伦理这一环节，上述悖论才得以化解。马克思基于具体劳动辩证法，并将之深入到对“人体”的解剖之中，指出“劳动-贫困”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只有透过生产关系的生产完成对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解和透视，诉诸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才能找到化解悖论的现实道路，从而真正超越了黑格尔哲学。

　　关键词： “劳动-贫困”悖论；理性国家；具体劳动辩证法；生产关系变革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5期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识到，近代市民社会使个体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劳动-贫困”悖论现象。这突出表现在，黑格尔首先肯定了劳动的积极意义，认为劳动构成普遍交往中需要满足的“中介”，但同时由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所主导的体系必然导致追逐私人利益的个体为市场的偶然性所支配，个体面临着私人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进而陷入物质贫困的状态；同样，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更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但是在近代社会中，劳动成果却归少数非劳动者所有。黑格尔基于概念辩证法并从绝对精神发展的逻辑出发，将“劳动-贫困”悖论产生的根源归结于绝对精神尚未发展到国家阶段，因而指出只有绝对精神经由家庭、市民社会走向国家阶段进而完全实现伦理这一环节，上述悖论才能得以化解。马克思则把具体劳动辩证法作为解读“劳动-贫困”悖论现象的方法论基础，并将之运用到对“人体”的解剖之中，指出“劳动-贫困”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因此只有透过生产关系的生产完成对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结构的理解和透视，诉诸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才能找到化解“劳动-贫困”悖论的现实道路。深入解读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劳动-贫困”悖论思考的两种路径，从中彰显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超越，无疑是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哲学-经济学”变革实质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黑格尔考察“劳动-贫困”悖论的逻辑理路及其理论困境

　　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诉诸“逻辑在先”[1](P281)的原则，试图通过概念辩证法建构把握绝对的体系哲学大厦，着重揭示绝对精神回归自身的过程，由此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绝对统一。而揭示并消解近代市民社会所蕴含的内在矛盾，是黑格尔哲学呈现上述过程的必要环节，对“劳动-贫困”悖论的解读又构成黑格尔考察市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黑格尔从劳动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双重维度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劳动-贫困”悖论。

　　首先，黑格尔通过揭示现代劳动所蕴含的特殊与普遍、独立与依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劳动的积极意义。第一，为满足自身特殊需要所进行的自利性劳动经由分工和交换的中介，转化为了具有普遍的社会性意义的劳动，这种个人劳动社会化使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实现了“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2](P210)同时也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创造着沟通他者的机会，生成了普遍的需要体系。第二，作为市民社会构成要素的“需要体系”中的劳动与交换推动了个体从特殊走向普遍，扩大了人类交往的普遍性，由此奠定了带有普遍性特征的集团和等级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则“保持和增加了普遍财富”。[2](P210-211)

　　其次，黑格尔通过“需要-劳动”辩证法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了劳动的消极意义。

　　第一，在市民社会结构的劳动抽象化过程中，劳动越来越“细致化”，从而产生了“分工”，特别是“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2](P210)，这必将导致个人能力的退化。同时，当劳动超越了个人的直接需要后，将沦为一种为社会需要的“抽象”而工作的“普遍劳动”，“普遍劳动”作为劳动本质的异己规定性，体现为“劳动的价值不再直接在于它的生产”，[3](P361)对“普遍劳动”的追求也终将导致抽象观念与抽象物对人的统治。

　　第二，由每个个体的劳动相互依赖所形成的劳动体系，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消极后果。因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得个人打破了家庭和宗族的纽带并逐渐摆脱了共同体的依赖，“使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疏，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个人最终沦为“市民社会的子女”。[2](P241)而工业的发展打破了人的原有生存样式，使生活“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表现在一方面市民社会中那种“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的最巨大媒介物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易”，另一方面“商业也通过它而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2](P246)市民社会工商业的进步增加了“流动性”的风险。由此，大量原子式的个人失去了自然的谋生手段并立足于一种流动性（动产）之上，为市场的偶然性所支配，必然容易受到“偶然的、自然界的、和外部关系中的各种情况”[2](P243)的影响而陷入贫困。

　　第三，市民社会中劳动结果的异化必将导致结构性社会危机。“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之下”，劳动者被社会所抛弃，“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2](P244)市民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逐渐凸显为现代社会关系的焦点和核心。贫困使得穷人无法占有劳动产品，无法通过市民社会中的交换体系获得财富，将导致“贱民反抗”。表现在“贱民”被排除到市民社会之外，也即被抽象劳动及其所创造的财富体系所抛弃，“轻佻放荡，害怕劳动……不以自食其力为荣”，[2](P245)依赖“恳扰求乞”之类的偶然性方式维持生计，也必然产生“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2](P244)的情绪，成为政治上难以解决的顽疾。

　　关于“劳动-贫困”悖论产生的根源，黑格尔则诉诸对“绝对精神”逻辑演进规律的探讨来加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相对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伦理精神的普遍性国家来说，是一个异质、抽象和片面的存在，它是无数特殊性个体的集合，因此，还处于伦理精神发展还不够充分的阶段。在这里，充斥着各种偶然性、任意性与特殊性，“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2](P197)“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2](P197)必然导致追逐私人利益的个体从属于受市场的偶然性的支配。在充满偶然性的市场中，私人利益互相对立和冲突，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积聚到少数人手中，由此才导致“劳动-贫困”悖论现象的产生。黑格尔以理念的逻辑统摄现实的社会生活，以抽象的思辨运动过程取代现实存在的运动过程，将绝对精神演进中的特殊性环节所产生的“劳动-贫困”悖论现象、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张力，归结为“理性的狡计”，设定为绝对精神通向伦理实现阶段上的一个必经环节，这样，黑格尔哲学实际上试图通过诉诸理性、精神、自由等概念的自我运动来完满阐释现代社会的演进，进而揭示市民社会中的“劳动-贫困”悖论现象产生的深层根源。

　　当黑格尔哲学把“劳动-贫困”悖论的根源归咎于“绝对精神”发展逻辑的自我运演时，自然也就无法依赖于市民社会自身来化解上述悖论。黑格尔曾详细考察了通过交换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内部调控来消解“劳动-贫困”悖论的方案：一是出于同情心而做出的个人慈善等偶然性的援助；二是依赖物质救济的方式；三是通过就业援助给予劳动机会，那样“生产量就会因之而增长”；[2](P245)四是通过海外殖民的方式弥补国内市场不足的缺陷；五是不得不求助于“同业公会”。但是黑格尔认为“劳动-贫困”悖论是“生发于市民社会结构自身的罪恶”，[4](P236)是“市民社会和公共权力机构（它监管着市民社会，确保商业是自由的、公平的）无法解决的问题”，[5](P322)甚至“哀叹以下事实，即可能阻止贫困蔓延的主要机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5](P328)而只有将市民社会上升到国家阶段，完成绝对精神完全实现伦理的环节，上述悖论才得以最终化解。可见，黑格尔将“劳动-贫困”悖论的消解路径融入他建构的伦理实体之中加以实现。

　　但是，黑格尔采用思辨的诊断方式把特殊与普遍、独立与依赖、个体与社会、经验与观念的矛盾统一于绝对精神发展中，并试图通过“精神→实现”路线，依赖于“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来扬弃市民社会中的“劳动-贫困”悖论，仅仅停留在辩证法各个范畴环节的逻辑运演和伦理筹划，暴露了其沉湎于观念领域的症结和缺陷。同时，黑格尔对普鲁士专制国家掺杂了太多想象的成分，寄希望于掌握知识的官僚等级所组成的政治国家来实现非人的社会统治问题，最终难逃在实践中遭遇失败的困境，彰显出其在化解市民社会“劳动-贫困”悖论的限度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