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百年之前，1925年泰东图书局和亚东图书馆各自出版了《人生观之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两本内容几乎一致但序言倾向性差异很大的文集。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论战之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正式结束。这场又被称为“科玄论战”的思想交锋由张君劢在1923年2月清华大学的“人生观”讲演为缘由，同年4月，丁文江撰写的攻击性评论《玄学与科学》为肇始，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但正如陈独秀和胡适在文集序言中分别指出的那样，争议的焦点从一开始就被带偏了。真正具有持续讨论价值的主题应该是“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样的”，而争论的双方被意气和偏见带到“科学是否能指导人生观”进而“科学是否万能”这样的立场宣示上。最终“玄学派”无力给出一个具有规范性的宇宙观与人生观，而“科学派”则由“压阵老将”吴稚晖截断中流，给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版本——“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物欲横流的人生观”。胡适在序言中号召“科学派”在吴稚晖的模型上给出防卫与修正，并亲自动手描绘了一共十条的“新人生观的轮廓”。至此，这场争论无疾而终，参与论战的敌友亲朋也“分道而行”，离散到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各个势不两立的流派中去了。

　　从后世的视角看来，这场论战多少是凌乱潦草的。一方面，“玄学派”不仅在现代科学知识上有严重缺陷，而且他们所依赖的哲学立场也空疏过时，只能贩卖并复读西洋进口的老旧观念论，非但无力展示形而上学之于科学的必要性，甚至在论证上连基本的防卫都无法做到。另一方面，“科学派”无力对“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给予一个一般化的回答，既没有断言承载着本体论信念的“科学之一般”，也没有给出作为方法与方法论特征的“一般之科学”。他们自以为能给出一个现代科学所刻画的世界图景，但事实上仅仅给出了基于当时现成的具体分支科学所衍生的信念集合，自以为能给出一个作为规范的宇宙观和作为训导的人生观，但实际仅仅给出了版本不一且非常笼统以至于在根本上无用的“唯科学主义”教义问答手册。

　　但是，这一场被世变所掩盖从而被国人所遗忘的论战并非徒劳无功。就其作为对思想的提示而言，其核心争议所指向的那些问题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消逝。在当代学院学术的讨论中，我们依然需要严肃地面对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一：知识的诸多框架性要素，包括但不限于作为形式科学的数学和逻辑学，是如何得以出现在这个物理世界之上，并以此构建起经验科学的？这也就是“玄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

　　问题二：当代科学所对应的本体论主张，是如何与我们作为有感知和思想的个体所体验到的心灵活动及其内容接榫的？这也就是“科学的宇宙观是否能全局性地支配人生”的问题。

　　问题三：人作为一个自然物种，同时也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各个层次的自然律则是如何在人的实存之中得到局域性落实并给予规范的？这也就是“科学的宇宙观是如何具体地规定一种科学的人生观”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前辈真正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出于种种原因无法将这些问题通过现代学院学术的语言来明确表述，进而获得处理之抓手的问题。

　　现在，回答这些问题的任务接力到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手中。王球的《人心与人性——从唯物之心到演化之性》一书（以下简称《人心与人性》）接过了这一思想之历史所交付的任务，对以上的问题二和问题三给出了深具理论说服力的正面回答。由此，我们终于有可能在今天对当年的论战进行一场哲学而非思想史的回应了。可惜的是，出于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的限制，《人心与人性》没有处理问题一。

　　关于问题二，将自己标识为“心灵哲学”之研究的回应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首先，对应于当代自然科学，唯一可被接受的本体论设定是物理主义。其次，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承诺与我们主观的内在体验之间的“解释鸿沟”并非断然不可跨越，也不需要诉诸超物理层次的机械降神，而是可以通过物理主义层次上的信息论解释框架来进行有效填补的。最后，物理主义的本体论设定与我们日常生活的信念集合（世界观）之间并不需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需要将我们贬低为可悲的被困于“种族假象”中的自然律则之奴隶——“态度二元论”能够在人类理性可思议的意义上解放我们为“两个世界的公民”。

　　关于问题三，将自己标识为“心理学哲学”之研究的回应同样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得到恰当理解的演化心理学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本能”与“教化”之间的二律背反，从而将作为“行为—心理复合体”的人约束在作为自然律则的演化论模型之下。其次，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人之本质”的理性在演化心理学的视角下，祛除了传统哲学所执迷的种种神秘化特征，可以得到一个基于当代认知科学和演化论成就的充分且合适的说明。最后，作为人生意义之探求的基础，“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可以超越传统“人禽之辩”的困局与当下的“人机之辩”的恐慌，在一个既保有当代科学成就又具有超越性维度的“人性学说”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展示，从而一个无畏且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与一个深具人性并不懈追求意义的人生观是可以在“态度二元论”的基础上得到实现的。

　　当然，《人心与人性》并未臻于完美。例如，信息论的现象概念解释，作为一种理论模型也会遭遇所谓“多重可实现问题”。也就是说，无法排它地确认信息论的模型是唯一正确的。再如，受到学院学术写作体例的限制，书中的论证往往很难完美地做到在艰深缜密与简单明快之间进行恰当的平衡，从而在事实上对读者的智识背景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即使对我这种“大同行”也深具挑战。但无论如何，《人心与人性》所给出的这些回答是深具启发的，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严肃、精细且讲求论证版本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许，我们现在有能力回应胡适的期待了——给出一个吴稚晖模型的修正版本。王球这一基于“态度二元论”的工作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回应。

　　或许更重要的是，《人心与人性》可以是一场新的“科玄论战”的基础。由于王球的工作，这一场新的论战可以超越前代，得以有效且富有成果地进行。现在，王球站到了观念论者这一边——“态度二元论”这一理论洞见的确有一个观念论的对应版本，也就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态度与区域理论。现在，这是现象学家们的任务了。

　　最后，请让笔者说出作为一个观念论者的阅读感想：对笔者而言，《人心与人性》与其说是振聋发聩，不如说让笔者觉得“本该如此”。作为一个现代人，就秉持的本体论信念而言，广义自然主义可能是智识健全的底线。笔者理解的“广义自然主义”是物理领域的物理主义与观念领域的数学柏拉图主义之合取。而张君劢式的老旧观念论立场与诉诸生命之神秘直觉的进路，则早已过时。好的观念论应该与物理主义齐头并进、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而行。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