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发展高新科技加强自身竞争，美国以“小院高墙”等形式不断限制对华正常技术转让及交流，不但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来之不易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全球战略安全形势。尤其是，在对华技术政策调整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过度强调“技术主权”，旨在保持对华技术优势地位，超出了国家间正当与健康竞争的范畴，成为一些国家用以限制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术语借口。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外交季刊》刊发《科学技术与国家主权》一文，提出“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等所有各方面的变化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由国家主权和实力构成的一个个屏障开始发生变化”。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任何思想守旧与墨守成规都将在相当程度上致使国家受到新的威胁而无法提前作出必要的预判。因此，此时“技术主权”强调的是技术对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意义，核心观点在于国家应重视技术的发展及它为国家主权带来的改变。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迎来“后冷战”时期，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因这个时段的经济全球化而获益，但该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始终存在严重的隐患并逐步走向分裂。在此情况下，美国、欧盟等工业与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与地区，纷纷强化自身的技术实力并试图牢固树立技术壁垒，以期作为强化自身地位与避免外部力量对其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作为政治理念，“技术主权”具有普遍性意义，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并非大多数国家可以企及，只存在于拥有较为强大科技实力的国家与地区的政策之中。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看来，确保自身“技术主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事关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技术主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在欧盟内部却得以畅行，出现了表面意义上“二律背反”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此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尽管欧盟是由欧洲范围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组成的超国家组织，各成员国均需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国家间的联合而让渡部分主权权益，但在它内部仍然存在明显的发展差异。换言之，以法国、德国为核心的欧盟，实现“技术主权”有助于联盟共同利益发展的同时，也必定会对两国的个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技术主权”的出现有客观原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产物，但其思想基础仍然是人类的“利己性”，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排他性”。

　　与其他一般性权力不同的是，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存在“不可让渡”的基本性质，但在各类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的时代，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绝对的主权更加无法实现。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对所谓的“技术主权”存在不同的理解。对于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技术主权”已经逐渐演变为对“技术自主”的追求——能够在遭遇外部力量全面压制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技术的更新与迭代，属于主权维护中的技术因素。因此，维护本国最为核心部门的技术独立并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避免因遭遇技术封锁而陷入经济生活严重困顿的同时注重军事技术的供给，是此类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于技术发展水平相对先进的国家与地区而言，“技术主权”强调的是竞争手段，在于优化自身的政治地位而非单纯地谋求生存的可能性，属于将自身主权权益向地理疆域外延伸的技术路径，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技术强权”，具有明显的权力扩张属性。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并不拥有先天的主权概念是基本事实，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技术与领土、领海以及领空等概念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本身并不是实体，而是人类因掌握了知识而产生的一种能力，因而不具备先天的“排他性”，在本质上与音乐、戏剧与文学等人类创作相类似。其次，技术是一种劳动成果，其拥有者的确应该得到与之相应的基本尊重。但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往往利用强大的技术优势而无序地扩大自身的权势，不但必然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而且造成这些国家的发展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最后，技术垄断及造成的不同国家间收入的巨大差异，必将致使大多数技术落后国家“不自觉”地选择放弃发展自身技术而依靠较低附加值生产的道路，阻碍大多数人类拥有自我进步的权益，必定不利于人类集体的共同发展。

　　“技术主权”不断蔓延的后果是严重且负面的，很有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再一次“打断”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走向普遍发展的道路，导致国际社会又一次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相互隔阂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社会仍然会保持目前的基本形态，国家仍将是最为基础的政治实体。在此情形下，国家将确保自身生存视作首要目标，与国防、军工等直接相关的技术必定会受到更为严密的保护而难以流散到目标区域之外。但是，其他数量众多且涉及民生的一般性技术则不应受到过多不必要以及泛意识形态化的限制，这不仅事关人道主义的伦理考量，而且与技术作为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天然流动性特征相关。技术为应用而存在，以人的知识储备为载体，以提高生产为目的，不可能被长期限定在某一指定的领域与群体范围之内。对此，任何强调“技术主权”的政治家或政府都非常清楚，其基本逻辑并不在于绝对封锁先进技术，而在于有计划、有步骤地限制与控制竞争力量的发展速度，拉长竞争对手与自身的“安全距离”。

　　牢固掌握先进技术，在可控范围内有条件地转让相对技术优势，是西方国家较为固定的做法，由此误导技术落后国家以技术引进的方式实现对前者的“赶超”想象。事实上，由于技术落后国家并不具备与西方国家相类似的成熟科研体系、充分的财力支持以及健全的成果转化机制，因此，实现赶超不但极为困难而且没有先例。在西方国家不断加强“技术主权”的大背景下，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技术自主”并且形成对他国技术领先的国家与地区不会很多。未来数十年时间，尽管许多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极有可能实现相对于现有发达国家的超越，但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技术水平与后者之间的差距却会继续拉大。对于中国而言，能否充分利用经济持续中高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本质意义上的“技术自主”，是事关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