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探索与争鸣》(沪)2022年第202211期 第132-139页

　　内容提要：智能革命方兴未艾，加上疫情应对的现实需要，于是各种技术治理手段在当代社会治理领域中急速推进。与之相伴，伪技术治理现象也逐渐出现，其存在伤害科学和治理的可能性。伪技术治理产生的根源是对新科技的误读与滥用，主要类型包括伪科学治理术和非科学专家政治两类，而治理转译异化为治理误译是它的合理性证成偏差的关键。从表面上看，伪技术治理与技术治理形式相似，普通公众很难加以区别。当伪技术治理实施的操控活动产生明显的压迫感，人们总是将之怪罪于技术治理和现代科技，容易走向完全否定的极端立场。因此，要警惕伪技术治理，揭露以科技为名的社会操控行为。

　　关 键 词：伪技术治理/技术治理/治理转译/治理误译

　　技术治理指的是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治理活动。1970、1980年代以来，技术治理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公共治理领域的基本趋势。21世纪初，随着智能革命的推进，社会中的技术治理活动更是向智能治理的新阶段迈进。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种技术治理尤其是智能治理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疫情应对以及复工复产活动中，对当代社会运行产生极大的影响。与之相伴，许多技术治理措施，如手机定位追踪、健康码等，也引发广泛的争议。并非所有打着科技名义的治理方式，都属于技术治理的范畴，而可能是伪技术治理活动。随着技术治理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伪技术治理现象也逐渐出现，必须认真加以厘清，尤其要警惕伪技术治理可能导致的危害。

　　伪技术治理产生的根源

　　所谓伪技术治理，指的是自称运用了新科技成果，事实上却违背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治理活动。技术治理的目标是科学运行社会，提高社会运行效率。而伪技术治理打着科学技术的旗帜，实际上追求的是利益和权力等目标。显然，治理活动不一定非得是技术治理，区别于技术治理的人文治理、伦理治理和法律治理等非技术治理，在当代社会广泛存在，同样不可或缺。就像非科学的宗教、艺术和文化等具有重要价值一样，非技术治理活动具有与技术治理同等重要的价值。

　　伪技术治理是一类特殊的非技术治理形式。它并非技术治理，但却伪装成技术治理，根本原因在于如此则能获得好处，能利用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分享社会对技术治理的实际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潜藏目标。伪技术治理自称技术治理，就像伪科学要自称科学、伪专家要自称专家一样。科技越是发达，技术治理越受到重视，伪技术治理就越层出不穷。

　　冒称技术治理是伪技术治理最基本的特征。当然，冒称本身并不一定导致恶果，也可能是“善意的谎言”，但其肯定会影响流行的科学观念。伪技术治理违背科学精神，细究起来并未遵循科学规范，并未运用现代科技知识，却自称为技术治理，在实践中会破坏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和理解。在此种意义上，它是反科学的。很多伪技术治理行为实际上是在谋求不正当利益和权力，却拉上科学技术作为冠冕堂皇的“挡箭牌”。当伪技术治理的运作产生负面效应，常常引起大家对技术治理的抵触情绪，因此，伪技术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对科学技术有伤害。

　　归根结底，伪技术治理产生自对新科技的误读和滥用。它可能并没有科学技术根据，却要谎称符合科学原理、运用了科学技术方法；它也可能自信遵循科学规范、运用科技成果，实际上却是在错误地、片面地理解科学技术。伪技术治理实质上是将新科技视为一种有力的社会操控术，而不是造福社会的真理探索术。新科技本身并非治理术，它被用于治理活动中发挥治理功能。伪技术治理将现代科技完全视为统治工具，强迫它为某种不合理的目标服务，是对现代科技的异化。

　　关于这一点，在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有很好的说明：表面上推崇科学，实际上在阉割科学，凡是与自己目标无关的科学就会被视为危险而被禁止。主宰者直白地说，“与幸福不相兼容的事情不只是艺术，还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给它套上笼头和缰绳”，①“我们只允许科学去处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其他研究一律禁止”。②换言之，《美丽新世界》中的科学已经不是真正的科学，而应当被算作伪科学。

　　德勒兹曾提醒我们：当代社会尤其要警惕将新科技视为操控术的情况，否则技术治理可能成为伪技术治理，智能治理社会可能成为智能操控社会。福柯亦曾批判现代社会，斥之为规训社会，即社会对每个人的身体和行为进行改造，使之成为驯服的臣民。德勒兹则发展福柯的思想，警示当代社会可能正在从规训社会滑落到控制社会：“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③也就是说，社会运行日益强调信息科技在控制中的作用：“对统治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简单或力学的机器；对惩戒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高能的机器；对控制的社会，与之相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④德勒兹所称的控制社会，实际上是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智能治理社会，是技治社会在21世纪之交演进到的新阶段。

　　在德勒兹担忧的操控社会中，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本该通过探索世界为提升整个社会运行效率服务，实际上却被用于操控每个社会个体的目标。这就违背了科学运行社会的技术治理原则，成为伪技术治理的帮凶。当伪技术治理盛行，整个社会可能沦为某种技术操控社会。总之，技术治理不等于技术操控，前者是有界限的，为整个社会效率提高服务的，后者肆意超过应有的界限，为某些人或集团的私利服务。

　　从表面上看，伪技术治理与技术治理形式相似，普通公众很难加以区别。当伪技术治理实施的操控活动产生明显的压迫感，人们总是将之怪罪于技术治理和现代科技，容易走向完全否定的极端立场。技术治理在当代社会遭受的各种批评，除了本身运行不好不畅的问题外，与伪技术治理出现不无关系。因此，我们要警惕伪技术治理，揭露以科技为名的社会操控行为。

　　伪技术治理的主要类型

　　当代形形色色的伪技术治理现象，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即伪科学治理术和非科学专家政治。前者的基础是伪科学，其并非真正的科学，后者则是专家治理偏离科学运行的技术治理原则之结果。

　　(一)伪科学治理术

　　伪科学治理术以伪科学为基础，是指那些本不是科学却自称为科学，以谋取不当利益为目的的非科学。科学并不一定比非科学更有价值，非科学不必因为自己不是科学而懊恼。但是，一些非科学的东西发现冒称科学有好处，便自称科学，以此骗得社会给予当代科技活动的各种利益，便构成了伪科学。

　　伪科学活动中总有伪专家代言，即非专家冒充为专家，以专家之名骗取人们的信任。伪专家们口中所称的、向大家宣讲的多是形形色色的伪科学，这些人信誓旦旦地以专家的身份迷惑公众，非法敛财。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伪专家很常见，一般藏身于商业领域，其一旦进入政治和社会治理领域，就往往与伪技术治理现象有关。

　　如果以伪科学原理、知识和方法来运行社会，得到的只能是伪技术治理，而不是真正的技术治理。与之相关的，最为典型的当属披着“科学”外衣的科学宗教。科学宗教宣布自己的信仰有科学基础，将科学推向神坛，属于极端唯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当代最有名的科学宗教有两支：一是以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孔德的“人道教”为代表的“实证的宗教”；二是科幻作家创立的山达基教(Scientology)。

　　圣西门提出过用“牛顿教会”代替基督教会的主张。⑤他主张以一种世俗的人道主义信仰取代对上帝的信仰。圣西门的学生孔德发展了新基督教的宗教观，其晚年热衷于建立人道教，主张人们要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人类，要把实证主义变成一种实证宗教。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宗教，这种宗教注定要取代建立在原始的神学基础上的一切不完备和暂时性的体系”。⑥孔德在欧洲和南美建设人道教教堂，供奉包括伽利略、牛顿在内的“实证主义圣人”，如今仍然有信徒。

　　山达基教属于崇拜超人的一类宗教，此“超人”是经科技提升过和改造过的人，具有强烈的科幻色彩，往往与科幻圈子、科幻文化息息相关。在控制论、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大兴的21世纪，一是通过人体增强对人类改造的观念日益流行，二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奇点”正在降临的观念日益流行，使得科技超人信仰日渐“火爆”。最初，山达基教主张用名为“戴尼提”(dianetics)的心理诊疗技术提升人的能力，后来其教义不断与科技新发展结合起来。然而它的核心经典《戴尼提：现代心理健康科学》⑦在笔者看来实则是伪科学作品。

　　各种科学宗教遭遇诸多非议。圣西门的想法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遭到基督教徒的强烈攻击。伍德认为，其完全是反基督的，妄图以政治经济的救赎代替灵魂的救赎，非常危险。⑧波兹曼嘲笑技术神学神化了技术，“宣称通往天堂的路是技术创新”，⑨主张以技术无神论对抗技术神学。必须要指出，大多数技治主义者都认为技治主义与宗教无涉，呼吁努力保持技术治理与宗教之间的界限。

　　(二)非科学专家政治

　　专家执政并不一定等于科学执政，以专家为名的治理并不一定等于技术治理。专家掌握治理权力之后，实际治理措施可能出现偏离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的情况，可以称之为“非科学的专家政治”。在当代社会，非科学专家政治时有显露。例如，某个具备专业技能的专家逐渐掌握政治权力，但之后可能利用这种权力实施非科学的治理方式。此时，技治主义成为专家操弄的欺骗性意识形态工具，作用是掩盖非科学治理的真相，为专家集团谋求私利服务。当代科技已经进入齐曼所谓的后学院科学时代，即学院科学时代具有完全自主性的科学，越来越转变为受到政治、经济和利益团体等社会因素影响的后学院科学。在齐曼看来，后学院科学有着不同于学院科学的一些特征，如集体化、极限化、效用化、政策化、产业化和官僚化，遵循PLACE规范，即所有者的(proprietary)、局部的(local)、权威的(authoritarian)、定向的(commissioned)和专门的(expert)规范。于是，专家的“研究被定向要求达到实际目标，而不是为了追求知识。他们作为专门的解决问题人员被聘用，而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创造力”。⑩因此，专家掌权后，因为私利原因故意偏离技术治理的情况，在后学院科学时代更容易出现。

　　总的来说，常见的非科学专家政治现象包括以下几种。一是极权主义的专家政治，即以专家政治形式走向极权专制，如小说《美丽新世界》《当睡着醒来时》想象的便是此类极端情况。小说中的极端机器乌托邦在现实中很难出现，但是不同程度倾向于极权主义的专家政治还是很可能出现的。二是官僚主义的专家政治，即以专家政治形式走向官僚统治，以专家组成的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科学运行社会为旨归，官僚组织的长存和扩展是它的最高目标。有学者认为，苏联后期逐渐滑入的正是官僚主义的专家政治，尤其是以统治为专业的专家之统治。(11)三是形式主义的专家政治，即没有真正科学运行社会，而是用形式主义的方法迷惑大众，如热衷于专家“背书”“站台”，使用各种技术工具(如电脑、物联网和AI)、量化方法、实证方法和所谓“试验推广”，目标不是提升治理效率，而是行谋求私利之实。四是“假智库体系”或“伪智库体系”，即国家政治生活中全面建立的专家支持决策体系，并非独立的分权体系，专家并不提出真正的科学建议，而是揣测决策者的意图，投其所好，或者干脆就是为政治家的决策进行合理性论证。此类学问，可以称之为“政策论证学”。

　　伪技术治理的证成逻辑

　　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是自然界，并不直接讨论如何运行社会的问题。因此，在技术治理活动中，需要从新科技成果中“推导”(或者更准确地说，“派生出”“引申出”“转变成”)治理结论，此即治理转译过程。治理转译是所有技术治理活动必须经历的使治理相关方目标一致化的说服过程，更是技术治理合理性得以确立的证成过程。

　　作为涉及治理者、被治理者、科技手段、治理知识、治理物资等异质性组成要素的行动者网络，技术治理系统中各要素要有效联接起来，需要不断维系行动者网络的转译机制。(12)在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译指的是“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利益(interests)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利益的解释”。(13)通过有效的转译操作，各方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契合，行动者网络得以稳固维系。在治理转译语境中，各行动者的目标得以拟合，在某种治理修辞学中得到统一，使得技术治理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显然，技术治理的修辞学必须以科技知识为基础，才能获得知识—权力在当代社会中的支持性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治理转译是一种知识—权力技术。

　　休谟指出过从“是”(即关于自然物的规律论)推出不“应当”(即有关治理的规范论)的逻辑鸿沟。不少后世思想家不赞同休谟的观点，休谟问题至今并未在逻辑上完全解决。但是，治理转译问题超出逻辑或思辨的范围，更多是具体治理语境下的实践问题。在现实中，人们一直从“是”推出“应当”——当然，并非符合逻辑地推导出“应当”。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信奉用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指导人类的行动——不仅是改造自然的行动，还包括改造社会的行动——从“是”推导出“应当”就更为常见。

　　总的来说，实践中治理转译主要有如下路径。一是通过科学观念来转译。斯科特的高能社会理论，从能源科学的角度来透视社会，把社会视为一个能量转换的大机器，从而得出输入输出要平衡的社会运行原则。(14)二是通过科学精神来转译。泰勒将科学精神与效率联系起来，认定“科学的”管理必定是高效的。(15)对此，有人评价道：“泰勒确信，他所发现的科学规律在性质上既是物质的，又是道德的。通过机械效率来识别‘好的’，他就模糊了‘是’和‘应该’的区别。”(16)三是通过科学方法来转译，即设计一些实验，使用数据和量化的方法，使治理知识科学化。四是通过技术工具来转译，主要是在治理语境中想方设法发明和使用一些机器、仪器、试剂、技术表格、统计技术等。五是通过科学知识直接转译，从“吸烟有害身体健康”推出“你应该戒烟”的转译就属于这一类。这一类转译隐藏推导过程的价值前提，往往可以导出很多转译结论，甚至出现明显自相矛盾的情况。六是通过社会科学来转译，将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然后由社会科学导出治理知识。自然科学化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主流，而人们相信社会科学就是研究如何运行社会的，因而用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指导社会运行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显然，治理转译非常复杂，并非如自然科学一般严格遵循某种逻辑规则，很容易出现偏差、错误和混乱，从而走到非科学、非理性的一端，甚至完全与科学运行原则相悖。此时，伪技术治理现象就出现了。换言之，治理转译与治理误译、技术治理与伪技术治理是同一证成过程的两种可能结果，必须对治理转译和技术治理的具体环节进行仔细推敲，谨慎推进，警惕越过治理与操控之间的界限。比如，通过社会科学进行转译就存在误译的可能。首先，抛开具体科学知识，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是否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是存疑的。比如社会实验的方法，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往往难以重复。管理学中的霍桑实验表明：知道身处社会实验当中，被试的状态可能发生显著变化。其次，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法伊尔阿本德甚至认为，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科学方法，科学“怎么都行”。(17)所以，坚持不同的科学论，在科学方法运用方面会有所不同。最后，关于科学原理乃至科学精神等现代科技的“形而上学”，各家各派更是莫衷一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类治理转译本质上是从科学形而上学推导出治理知识，与传统的治理形式如神权治理在某种情况下从神学形而上学到治理知识的神学转译术，在科学性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很容易混淆起来。

　　总之，伪技术治理证成逻辑的关键在于治理误译。伪科学治理术是故意治理误译的，因为它使用的证成前提就是伪科学而非真正的科学。有意的非科学专家政治，也会故意治理误译，将某种私利装点为科学结论。而无意的非科学专家政治，虽然无意，但也是会从新科技成果中“导出”非理性、非科学的错误治理结论的。

　　在当代伪技术治理证成逻辑中，常见的治理误译有以下情形。一是统计学误译，即用数字和数据支持某些明显非理性的治理结论。比如历史上被唾弃的优生学，就是以所谓社会统计学为基础的。二是反向论证，即用科学支持某些意识形态性的错误想法。比如“大跃进”时期，有人用科学知识论证“亩产万斤”。从表面上看，这是从科学推导出政策，实际是先有政策，“专家”再“强行”论证。三是概念污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被解读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治理误译，方法之一就是给自然科学概念赋予价值因素。如达尔文的进化概念本没有任何道德意涵，被污染后“进化论”就等同于进步，于是社会运行以不断进步为目标的观念就“获得”进化论科学基础。四是主体杂合。治理误译可能是因为对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混淆。在主体身上，同时混合自然和社会的因素，前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后者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由于两者同时集中于同一个对象的身上，因而非常容易混淆。比如，在边沁和福柯等人提出的圆形监狱理论中，犯人的肉体既是自然的，也是待规训的，就使得经验观察犯人行为得出的结论，非常自然地过渡到如何改造犯人行为的治理方法。(18)五是科学精神泛化涵盖。将科学运行社会抽象为坚持科学精神运行社会，然后从抽象的科学精神推演出非常宽泛的不科学治理结论。比如将科学精神理解为崇拜科学，就可以在科学的名义下接受科学宗教。

　　应对伪技术治理的挑战

　　面对伪技术治理，社会不能听之任之，应结合中国国情积极应对，努力消除伪技术治理，防止伪技术治理现象肆意泛滥。从宏观视角来看，至少需要考虑如下原则性建议。

　　一是消除误解，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念。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伪技术治理盛行，与社会上流行错误的科技观有关。因此，努力加强科学普及和传播，引导公众理解科技，消除公众对新科技的误解，对于防止伪技术治理现象有很大的作用。总的来说，目前常见的错误理解包括：伪科学，即不是科学的东西伪称科学，混淆视听，滋生治理误译；唯科学，即信奉科技万能论，极端的甚至否认所有非科学文化形式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科学是一种对现代科技的迷信，不承认科技知识具有可错性、有限性和不断发展的特征；机械论，其对现代科技的机械主义理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极端地、机械地把人和自然视为机器，容易导致对技术治理措施简单、机械甚至粗暴的运用。

　　中国在反对伪科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结合中国技术治理的实际，应该树立一种推崇又不迷信科学知识、相信科技力量的同时警惕技术风险的有限科学观，可以称之为“科技谦逊主义”。它的基本立场包括四个方面：有限科技论，即强调科学知识和技术方法的有限性；谦逊自然观，即强调敬畏自然；有限价值观，即强调现代科技价值是有限的；有限技治观，即强调技术用于治理的有限性。科技谦逊主义要求技术治理的设计者、实施者要时刻牢记科学技术的有限性，因为很多实践技术治理的人，对现代科技持有过高的期望和不切合实际的想象。忘记科技的有限性，丢掉谦逊的态度，既不符合科技的实际发展状况，也不符合大多数人对科技的认知，更不利于更好地运用技术治理措施。

　　二是制衡专家，警惕知识权力失去控制。专家权力过大，随意治理转译，导致技治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失去监督，将导致伪技术治理。因此，很多技治主义者主张制衡专家的技治权力，如普赖斯在《科学阶层》中提出的“四大阶层多元平衡论”。(19)

　　在有限技术治理理论看来，对专家权力的制衡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着手。从内部看，专家群体是异质性的，包含着不一致甚至冲突的“子群体”，应该利用不同专家的知识差异，通过专家相互制衡来约束技术治理的推进道路。这意味着有限技术治理同时承认自然技术专家、社会技术专家和人文专家的技治合法性，亦可以称之为“泛专家”的立场。换言之，应该在专家群体内部坚持民主原则，防止某个专业群体压倒其他专家。从外部看，专家并不掌握治理过程的所有权力，尤其不掌握最终的决策权力。在实际治理活动中，应对专家的权限进行清晰的划定。这种划定既是一种约束，即防止专家越权，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即专家的权力不能随意被剥夺。有限技术治理认为，专家在治理活动中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建议权和监督权，有些时候更重要的是划定的专家权力必须受到尊重，以法律法规以及正式程序等制度—技术方法来加以保护，防止专家参政成为形式主义的“摆设”。从更大的范围讲，专家权力属于学术权力的一种，有限技术治理建议整个社会应该建设成学术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新闻权力、宗教权力和文化权力等诸种权力平衡而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本身便是对专家权力的有力制衡。

　　三是约束政府，防止技术治理沦为操控。不可否认，政府是包括技术治理在内的大多数公共治理活动的主导者。如果政府的技治活动失去控制，任性而为的伪技术治理措施就会层出不穷，甚至导致技术治理越过界限沦为技术操控，偏离科学运行原则而成为伪技术治理。因此，必须重视制度—技术方法来控制政府主导的技治系统，对技术治理进行再治理。

　　有限技治理论认为，技治系统设计的重点之一在于处理限制技治权力的问题，防范政府主导的技治系统权力过大。其核心问题包括技治系统权力范围的制度划定和技治权力越界的侦测和纠错制度。前者要解决的是政府技治权力的边界何在的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政府技治权力越界时如何应对的问题。如何区分技术治理与技术操控，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需要在实践中确定两者之间的界限。因此，及时侦测技治系统的越界行为，并采用有力而敏捷的改正和补救行动，在政府主导的技术治理活动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归根结底，以民主制约束政府主导的技术治理，既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总体要求，也是技治系统在民主社会中能有效运转的前提。

　　技术治理重视计划的作用，推崇有限技治工程。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随着计算技术、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在更高程度、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计划成为可能。然而，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在经济活动领域，均有计划和市场因素，但它们之间有量的差别。

　　四是人民参与，保证新科技为人民服务。防止伪技术治理盛行，离不开民主制对技治制有效而适度的控制。梅诺德指出，当代西方民主制在经济领域越来越多地运用技治方法，并且认为当代民主制的有效运转已经离不开专家与技术治理。(20)在中国语境下，技治制必须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制服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因此，有限技治主义者认为，反对伪技术治理，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保证新科技及其在治理语境中的运用始终为人民服务。

　　进入21世纪之后，人民参与技术决策，监督技术治理过程，这些日益成为监督技术治理运行的最重要手段。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民主化浪潮盛行，各种技术方面的公共听证会(public hearing)、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以及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指业余科学爱好者通过网络组织参与科研活动)和开放科学(open science，指按照协议免费向所有人开放科研活动中的资料和数据)等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新举措，均可归于其中。在中国语境中，科学普及与传播工作应该努力实现专家与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而不是幻想将普通老百姓都变成专家。也就是说，人民参与科技活动最终目的不是来受教育的，而是要提高人民对科技活动和技治活动的兴趣与参与度，从而促进人民对技术治理的民主控制，及时发现和制止伪技术治理现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群众科学运动”，当时国家动员群众参与如粮食杂交、科学种田和血吸虫病防治等某些科技领域的活动，鼓励群众参与到科技活动中。(21)在不同历史时期，“群众科学”与“公民科学”出现的背景、实践理念和操作方法等均不相同，但是从技术治理的再治理角度看，均属于民主化地控制技治系统的再治理手段。

　　近年来，技术治理问题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对各种智能技术运用于治理活动的强烈关注。但总的来说，技术治理的理论反思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与之相伴的伪技术治理现象尚未得到应有的研究。本文对伪技术治理进行了初步探讨，尝试性给出了一点意见，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再治理问题，如何控制治理转译的问题，如何保证数据治理的科学性问题，如何防止伪智库的问题等。显然，伪技术治理研究能从反面提供借鉴，有助于技术治理系统的健康运行。因此，区分技术治理与伪技术治理，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①②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213页，第215页。

　　③④德勒兹：《控制与生成》，《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9页，第200页。

　　⑤参见昂利·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3卷，董果良、赵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⑥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⑦参见L.罗恩贺伯特：《戴尼提：现代心灵健康科学》，台湾海洋机构翻译社译，哥本哈根：新时代国际Aps出版社，1988年。

　　⑧Patrick M.Wood,Technocracy Rising:The Trojan Horse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Mesa,AZ:Coherent Publishing,2015,p.8.

　　⑨Neil Postman,"The Information Age:A Blessing or a Curse?"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vol.9,no.2,2004.

　　⑩齐曼：《真科学》，曾国屏、匡辉、张成岗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11)Zbigniew Brzezinsiki,"Cincinnatus and the Apparatchik，"World Politics,vol.16,no.l,1963.

　　(12)Michel Callon,"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s to Decid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 What is Not:The Socio-logic Translation," in Karin D.Knorr,ed.,The Social Proces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Dordrecht:Reidel Publishing,1981,p.197.

　　(13)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郑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14)刘永谋：《高能社会的科学运行：斯科特技术治理思想述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5)刘永谋：《技术治理视域下的泰勒主义》，《哲学分析》2020年第3期。

　　(16)爱德温·T.莱顿：《工程师的反叛：社会责任与美国工程职业》，丛杭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

　　(17)参见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18)刘永谋：《福柯论技术治理》，《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19)Don.K.Price,The Scientific Estate,Cambridge,MA.,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0)Jean Meynaud,Technocra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9,pp.13-14.

　　(21)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