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与丰富的文明。中非在文化层面有诸多相似性，其中也体现为双方传统家文化的相通性，即中非传统家文化均通过“一体之亲”的理念调和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差异，运用生命时间意识构建世代相续的生命共同体，并共同秉持从“身家一体”扩展至“天下一家”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中非两种传统家文化均源于生活经验，以“关系为本体”的自然宇宙论为基石，遵循面向他者的伦理学原则，建立起亲缘式的主体间性。与西方传统家文化相比，尽管中非传统家文化均强调和谐、仁爱和感恩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性，但差异性更为突出。基于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之下建构的西方家文化，秉持“以一驭多”的理性宇宙论、以理驭情的知性伦理学、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理念，同中非传统家文化的“一多不分”的“关系宇宙论”、以情入理的面向他者的伦理学以及自我与共同体命运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形成鲜明对比。中非不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不仅有助于双方理解彼此的发展道路，并且可丰富人类社会的思想财富。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家文化  中国哲学  非洲哲学  个体主体性  生命共同体

　　作者简介：程秋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习近平主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哲学传统中，中国和非洲相似的家文化存在相通性的哲学基础。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非洲哲学重要的独特性之一，也是把非洲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作为思想的出发点。在全球化促进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当下，家作为人类共有的生命体验，承载着深厚的情感纽带与共同的哲学思考，应在世界哲学领域显示其独特的重要地位。这对于开展中国、非洲以及世界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携手同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

　　中非传统家文化的相通性

　　在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体系中，其相似或相通之处在家这一人类最古老、最能牵动人的深沉情感场所得到了显著体现。家作为社会性的组织，立于生物根基之上，但总在生物天性与文化之间保持着妥协性的平衡。这种平衡状态深刻体现了人类家庭理念的共鸣，成为连接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的不可或缺的桥梁。

　　第一，中非传统家文化都以“一体之亲”来平衡个体与共同体的差异性，构建差异共存的生命互联网络。人类家庭生物性的天性决定了其在保全族类生命延续过程中，必须容纳一切可能的差异性，诸如性别差异、姓际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文化差异、资源差异、自然与文明差异等，这些差异亦自然、亦文化、亦个别、亦整体地支持并维护着家的存在。中非家文化既没有把这种复杂的差异性化约为凌驾于“多”之上的“一”，也没有把每一个家庭成员分割为与他者不可通约的“原子”，而是以“一体之亲”协调家族整体的差异性与共同性。“一体之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随处可见，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吕氏春秋》亦言：“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这里的“身”，不是个人的一己之身，而是“亲子一体、家庭联体之身”，家是“身”的体现、践形和放大，身是家的形象和化约。

　　这种“身家一体”、身心合一、命运和荣辱与共的论述，在非洲文化中比比皆是。在穆尼亚拉齐·马韦雷（Munyaradzi Mawere）的著作中，我们读到，根据非洲传统“家是因其本身而受到重视的事情……只要被我们称为 ‘朋友’或‘家人’的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他们就不是真正的‘朋友’或‘家人’。”在约瑟夫·尼阿萨尼（Joseph Nyasani）的文章中，我们读到，“整个非洲社会，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关系网络，就像有机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一样。当身体的某个部分生病时，整个身体都会受到影响。当一个家庭或部族的一个成员获得荣誉或成功时，整个群体都会欢欣鼓舞，共享荣耀，这不仅是心理上的（就像一个人在当地足球队赢得比赛时会感到高兴一样），而且是本体上的：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荣誉的真正组成部分”。如此个体生命与族群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融合，是建立在知性逻辑基础上，以“普遍或个体”“形或质”“心或身”“公域或私域”截然二分，这让那些祛除家存在的西方理性主义者难以理解。没有文化共性，要建立文化交流就得花费力气克服种种阻力。而中非正是家文化的共通性，为跨文化的对话和合作奠立起必要的基础。

　　第二，中非家文化都以生命时间意识构建世代生成的生命共同体。强调家在本体论上的整体性，使得两个地理虽远隔却共同存有敬老慈少的文化，以家化的生命时间形式相遇。无疑“时间中隐藏着我们的起源，我们如何生成。”这里的时间有别于物理和数学上工具性的计时时间，而是对“我们”一体化生命源流之谜的解答。人从空间上巡视周身世界，是由亲缘共同体逐层扩展关系网络，而从时间上则切身体己地把握到世代相继的家化的时间。在柏拉图的思想中，他虽力图探讨废除家庭的概念，但也对世代生命的整体性发出感慨：“存在与时间共生共存（The double form），自然赋予了人类与全部时间结合在一起、从现在延续到未来的不朽性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原本的时间……它首先是代际时间。”只有在代际时间的意义结构中，我们才能解读出“亲亲世代共同生活的爱意——慈爱、孝爱、悌爱、友爱等——发生和自维持的机制”，也才理解“父母生之，续莫大焉”的独特文化语境。张祥龙先生据此从3个层面解读“孝亲”的含义：“孝意味着子代对年老父母乃至前辈亲人的照顾、尊重、怀念和继承。孝道是对这种孝行的自觉化、深刻化和信仰化。从哲理上讲，孝意味着子女与（年老）父母和祖先的生存时-间在意识层面的再交汇。”作为自古以来就塑造并引导非洲人精神世界的“乌班图”理想，将其“代际时间”奠基于关系本体论之上，进而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生命在时空境域中的精神与肉体的统一。由于关系合理性的确立，班图人的存在才得以延续，“孩子的生命是祖父母，乃至曾祖父母生命的延长。由于过去与现在相互关联，在当下生活的人是从祖辈那里获得了生命……遵循班图精神的人能够生活在当下还得益于未来，因为在班图精神指导下的生活不仅有益于我们现有的人，还会增进我们后辈的福祉。根据上述思想，自私自利者是缺乏班图精神的，因为其行为有损于后代的福祉。”这与中国传统家文化“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是何等相似。

　　非洲人的精神世界与中华文化“慎终追远”有相似的敬祖传统。无论对于中国还是非洲人的精神世界，每一个人的诞生和死亡不是生物性的偶然事件，而是构成生活世界的本质的成分。在非洲人的传统观念中，他们信奉“生命力不灭”，即所谓“幼童成长为成年人 、成年人蜕变为老年人、老年人演化为祖先、祖先再次降生都是生命循环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此“前世”“今生”与“来世”，生者与逝者同时空和谐共存的关系被视为非洲人普遍信奉的生命辩证逻辑。非洲人普遍相信，祖先绝非赋闲的亡灵，“祖先仍然存在，看管着家园，直接关心着家庭和财产方面的一切事情；他们使世界物产丰饶，人丁兴旺。”可见，死亡非但没有切断生者与逝者的沟通，反而通过参与家庭事务加强了家庭成员的联系。“未出生的人”作为未来的存在，活着的人必须确保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并得到供养。由此，非洲哲学家反对将儿童作为农场劳动的工具，不考虑他们的生活质量，呼吁以人类生命的尊严或家庭的重要性作为生育的前提，人们期望每一个生命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人的世代性不同于生物的世代性。生物的世代性由生物性的肌体来承担，只实现生物的本能，而人的世代性是指生活在世界中每一个个体，都必然生活在活生生的文化传统中，生活在一个由精神标识的意义世界中。德国哲学家奥托·弗里德里希·博尔诺（Otto Friedrich Bollnow）在通过人与空间的关系找寻人类“真正的家”时认为，时间只能给人带来悲伤的经验，瞬间只能令人联想到生命易逝。然而，世代生成的时间性也能感悟到生命的生生不息，让我们看到一种无需祈求彼岸上帝，就能在人自身体验到令人生、人世、人类有序的意蕴，这是一种充满生命希望的哲学观。

　　第三，中非家文化都有从“身家一体”到“天下一家”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无论是中国的家文化还是非洲人的家文化，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超越了血缘共同体的狭小叙事结构，共同筑起以家为根的宇宙秩序。在中国儒家传统中，“身家一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它强调敬长扶幼、慎终追远的家的情感和意义结构。这种观念不仅塑造了家庭成员的健全人格，更由近及远地成为维系社会、政治乃至天下和谐秩序的基石。正如孟子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又“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异谓而同构早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从孔子的“天下为一家”到张载“乾父坤母”“民胞物与”、再到王阳明的“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乃至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是以家的亲情为源头，以仁心和仁德为理据向社会及天下秩序的逐级推广和放大。与之相类似的将以家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类比类推于伦理规范、社会结构、自然及宇宙秩序，遍及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和哲学。

　　约瑟夫·尼阿萨尼在评论非洲哲学时说道，“在非洲，血缘关系似乎是本体论联系的无尽螺旋。”乌班图作为非洲的世界观、学说、意识形态、哲学、伦理、社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之本，在其所塑造的道德宇宙中，人类被认为是一个由爱和忠诚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人们共同生活或凝聚在一起，彼此尊重，而削弱了工具化的道德追求，“在一个理想的家庭中，人们享受着团聚的感觉，合作参与计划（或至少支持彼此的目标），努力使彼此过得更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这样做是为了彼此……家庭关系本身在道德上也是有价值的……至少一些东非哲学家曾提出过社会应像理想家庭一样的宏大愿望。”尼雷尔主义（Nyerereism）将乌贾玛（Ujamaa）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乌贾玛是斯瓦希里语中的词语，可译为家庭或兄弟情谊。在尼雷尔的理论中，家庭应理解为包含着整个的人类社会，它认为这是典型的非洲式的社会主义，“我们所有人所属的家庭必须进一步扩展——超越部落、社区、国家甚至大陆——包容整个人类社会。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乌班图精神强调，“部族概念并不限于人类社会，它还可以扩展到自然界和无形世界。在许多非洲文化中，个人认同往往与动物图腾联系在一起。这使人想象到，人类与自然界拥有共同的起源和认同。”这也就不难理解，肯尼亚哲学家奥德拉·奥卢卡（Henry Odera Oruka）把地球或世界比作家庭单位，认为其成员之间有着亲缘关系。

　　传统的中国人和传统的非洲人虽因历史、地理、气候、居住和生活习惯等原因，栖居在迥然不同的“家”中，但是关于家、世代和对家的超越性的观念是相通的，两种家文化之间有着现实的对话基础。非洲家文化和中国家文化一样，都在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国家文化有“一体之亲”到“天下一家”，而在非洲，如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Mpilo Tutu）所言，“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共存，为了友谊、集体和家庭，我们原本应该生活在相互依存的微妙网络中。

　　中非传统家文化相通性的哲学基础

　　中国人之家与非洲人之家相遇相通，必有其共同的或相似的哲学基础。中非家文化都源于面向生活经验的逻辑思考，这与探讨超越具体经验的存在、形式、本质、实体等普遍性问题的传统西方形而上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传统超离经验世界的形而上学，当涉及人的存在和本质时，强调个体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导向抽象的、理性的自我，无视人身处其中的家庭亲情关系的密切性、相互性和具体性。而以生活经验为起点的家文化，一开始就不去预设一个终极本体的存在，它将哲学锚定在人设身处地关联世界和他人的生命共同体网络，天然地拒斥自我中心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抽象思维，建构内涵丰富的人伦情理的主体性哲学。

　　第一，中非家文化之本质始于生活经验的以“关系为本”的自然宇宙论。宇宙中的事物千差万别，西方哲学家选择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的自然科学解释路径，却没有很好地平衡灵魂与肉体、自我与他者、探索自然奥秘与归家之间关系，导向把人看作独特的、坚不可摧的个体实体的基本叙事方式，引导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意识形态。而中非相似的“一体之亲”的家文化，则源自以“关系为本”的自然宇宙论思考。诚如安乐哲先生所言，“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儒释道，有个共同点，即它们的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其源头和活水都是以‘关系为本’的自然宇宙。这种宇宙论始终阐述“生生之谓大德”，人与天地自然不是主体与客体、思者与被思者、征服与被征服，以及分割与对立关系，而是身心一体，人与天地万物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与中国“关系为本”的宇宙论遥相呼应的非洲宇宙论中，“乌班图”是一种生活哲学，它象征着非洲精神和道德行为的支柱，它关注的是加强班图人的统一性或一体性、尊重和团结的人性。在“乌班图”文化中，所有的互动都以社区、家庭、孕育的关系以及与自然土地的关系为导向。普拉西德·坦佩尔斯（Placide Tempels）断言，班图人的“人”（muntu）的理论与西方的“个体化事物”（individual things）的概念大相径庭，它“无法将人视为独立的个体，无法将人视为脱离与其他生物的本体论关系、脱离与周围动物或无生命力量的联系而单独存在的力量。班图人不可能是孤零零的存在，因为人属于部族”。

　　第二，中国和非洲相似的“关系本体论”引出面向他者的伦理学。人通过他人被定义是非洲显著的特点之一。在非洲人看来，人通过他人才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自我的义务、自我的权利的限度以及对他人的责任。撒迪厄斯·梅茨指出，“无论是对于儒家伦理还是对于非洲伦理来说，人发展自己的人本性的首要方式之一，是‘通过他人’，即通过某种方式与他人建立联系。”他认为，能够深刻触动占非洲人口大多数的南非人道德观念的，乃是“只有在寻求社群，进而与他人和解的情况下，才能过上真正有意义的人类生活。”如此把他人看成绝对的存在的伦理学，自然不会遵循智性逻辑演绎出排他性的“唯我独尊”的“执一”理论，而是基于“关系本体论”所思考的差异共存的“两一”伦理。这种“两一”伦理，贯穿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角色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意涵当中。“角色伦理学”是安乐哲先生伦理本质的透视。其基本叙事方式包括，“‘在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追求完满圆熟’（仁），‘在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极尽适宜’（义），‘寻求恰当处理关系的、习熟的行为技艺’（德）……‘对我们在自己的角色和关系中的所作所为表示坚决与忠诚’（诚），‘在我们多样的关系中极尽和谐共生’（和），‘在与他人相处时守信’（信），‘感同身受地、审慎地与他者换位思考’（恕），”这与他者的关系的品质“构成了具体个人的核心人格”。而无独有偶，社群主义倡导者界定了非洲本土文化的共同特征，认为“存在即参与”（to be is to participate），不应是“我思，故我在”，而应为“我参与，故我在”，或“他人在，故我在”。乌班图在祖鲁语，字面意思就是“人通过其他人而成为人”，也就是说当人承认他人的人性时，也就承认了自己的人性。所谓“对他人的人性”，即人应该以同情、仁慈、敬重和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他人。非洲本土文化认为个人不能孤立存在。没有他人，个人就不可能有意义、有目的地存在。肯尼亚哲学家约翰·姆比蒂（John Mbiti）明确断言，只有从他人、群体的角度来看，个人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义务、自己的特权以及自己对他人的责任。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非洲哲学中的“他人”，都未先预设一个先验自我，在“我”逻辑链条上推出的“他人”，也非通过“我”的“移情”而联想到的“他人”。他人绝对的存在，是前“自我”的存在。他人首先是亲人。一个人一旦成为生命体，就享受家人无条件供给的养料了，一出生就被安排进家的秩序中了，他（她）开始共享家庭价值的规范，因此有“立爱自亲始”，然后才“爱有差等”到邻人，才有热情好客和善待陌生存在者。

　　第三，从“关系性宇宙论”和面向他者的伦理学，推及祛独立自主的绝对主体性，并自觉地建立起亲缘式的主体间性。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通过现象学的方法论证了自我主体与陌异世界的相互关联的必然性，并指出了人与他人和自然界互为主体的尺度，由此击破了西方文明长久以来沉迷于个体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由于胡塞尔的哲学体系尚未迈出西方传统知识论的门槛，其主体之间依然采取审视式的互观态度，在相互博弈中换取彼此的生存空间。而中国哲学和非洲哲学虽有地理上的远隔，却都同样顺应人类固有的天然的亲缘情理，无需像胡塞尔那样在意识中构造出陌异性的他者，力证自我与他者拥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知识论共识。亲情哲学既是中国哲学宇宙本体论，又是中国人道德感的源头，是人与周围世界“共情”的基础。亲情源自家庭，而缩约为己身，推广为国家天下，此所谓“四海之内合敬同爱”，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人类亲情通达宇宙自然，便有“山花山鸟好弟兄”。亲缘情理与生俱来，它超越个体性自我，沉淀为社群的共同记忆。令人惊异的是，被康德贬为“人类其他成员中精神颓废的种族”的非洲哲学，同样强调社群团结中亲情的力量。肯尼亚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这样描述前殖民时期的非洲传统文化：“更广泛意义上的家庭不仅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核心，而且规定了其结构。在大家庭中所有同一辈的成员都是兄弟和姐妹，辈与辈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父亲与儿子、母亲与女儿……宗族（clan）和村庄是家庭的进一步扩展，村庄的群体和民族的情形也相同。兄弟式的存在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关系。这里所关系到的不仅是自身的民族，而且是关系到整个非洲大陆，最终关系到人类整体。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universal brotherhood，普遍的兄弟关系）。互相之间的帮助和彼此操心意味着，财富在原则上是要瓜分的：关心即分享（caring is sharing）。”加纳哲学家哥克瓦米·哥耶克耶（Kwame Gyekye）更是把这种人类的情感扩展到宇宙整体，他认为“与共同体的维系关系首先意味着人从属于大家庭意义上的家庭。共同体结构继续扩张形成的更大的圈子，就是村庄或者城市、民族、非洲大陆、人类整体的共同体，还有最终自然的共同体和整个宇宙的共同体。”实际上，班图哲学的基础就是社群主义，“正是这种家族本体论赋予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习俗、风俗、语言、制度和风俗、心理反应，更广泛地说，赋予了他们的整个行为以特殊性和地方色彩。”

　　灵魂的亲疏是判定交往品质的天然尺规。亲情是人世间不可化约的情感，亲情式的交往原则是人可感知的与人最亲近的原则。面对家人的责任和举手投足的善举，是始于足下指导人行千万条道路的身体化的理论，是思想“生根”与“生长”的坐标原点。西方原子式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险恶的虚构”，淡化道德和政治的责任感，为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合理性论证，为国际秩序中的“零和博弈”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而基于家庭“共同情感”达成的共识，为解决当今复杂的国际问题提供了“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共存之范本，正所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同时，我们也看到，非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像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一样紧密”的社群生活，其亲情式的主体间性理论，催生了非洲哲学的淡化现代资本殖民的乌托邦主义。例如，桑戈尔把非洲基于“情感”的社群主义，看作内涵深厚的人道主义，认为它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所言的阶级对立，本身“就应该有一条直接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然而，以“圣人哲学”而闻名的肯尼亚哲学家奥德拉·奥卢卡在《基于家庭原则的全球伦理学》（Parental Earth Ehtics）一文中，却基于家本主义思维，揭露西方殖民者以援助计划的名义，掠夺非洲资源和市场的本质。他尖锐地批评道，这种看似乐善好施的援助行为，实质上背离了非洲基于父母对孩子的爱和操心所规定的“家庭的基本原则”，即“彼此间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会被独自遗弃在困境之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应延伸到全世界，呼吁发达国家缩减巨额的军费开支，节制过度奢靡的生活，履行以家的基本原则所规定的人理应具备的责任意识，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最低生活要求的条件得到保障。

　　中国、非洲和西方传统家哲学之异同

　　血缘家庭单位是人类的共同起点，家文化与人类文明密切关联。纵观中国、非洲和西方的传统文化，都蕴藏着深厚的齐家之道的精神探索，都创造出关于人道、家道及人伦传统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而放眼西方世界，由于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传统中无节制地放大个人主义，对传统家庭中人道之本、人伦之美的价值构成严峻挑战，甚至对人类文明秩序构成破坏。“无家可归”出自西方思想家对深陷现代性殖民生活世界的深沉反思，但这同时也是对被动地接受西方式现代化的非西方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信息流通的速度和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的当今时代，各种文化、思想、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交织碰撞，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复杂格局。中非传统家文化以家为纽带，将个人与家庭、家族、国家乃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以“关系为本”的存在论，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信任，其契合性还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而且也能够唤醒被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思潮遮蔽的西方思想家关于家哲学的精辟论断，促使我们理性判断中国、非洲和西方家文化所依存的哲学基础之间的异同。

　　从相似性看，中国、非洲和西方都有源远流长的家哲学传统。同中国、非洲相似，西方的家哲学在存在方面以气化流行为生命源泉，强调人类追求生命不朽的类本质，以及精神不朽的观念；在人性论方面，西方的家哲学以“仁”“爱”作为伦理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爱或仁既根源于宇宙的至上存在，又内在于人的心性；在社会哲学基础方面，西方的家哲学强调社会性存在为人的类特性，重视家庭之爱在社会关系中的优先地位，以恩惠和感恩为家庭和社会和谐的纽带。西方的家文化同中非家文化一样重视孝道和家庭和谐，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和谐对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强调和谐、仁爱和感恩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齐家之道与治国之道相通。

　　从差异性看，第一，通过对比发现，家哲学并非主导西方哲学的核心价值，理性至上和个人中心主义，才真正构成中、非和西方家文化深层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最为显著的差异。西方近3 000年的思想潮流，在总体上是推崇理性的。自苏格拉底始，强调理性在德性、幸福和人生意义中的核心作用。理性被视为人的本性，是人区别于万物的根本标志，又是实现价值目标的主要手段。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被后来的思想家，如斯多亚派、基督教思想家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虽然西方近现代文明面临社会问题，催生了反理性主义思潮，但深受理性主义浸淫的理性主义传统并未被根本动摇，仍深深影响着各种主流价值观。由此而有基于反思性批判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没有家的历史”。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哲学往往忽视与人最直接相关的经验，从而忽视“家”的哲理探讨而更多地关注与人体—家庭—世界整体当中的局部经验，如对感知、意识等进行逻辑分析。20世纪现象学思潮兴起后，西方哲学家才开始重新审视和直面人的整全经验，才有像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等哲学家关注到家的问题，强调人在世界中就像在家中一样，具有亲密性、亲熟性和情境性的特质。从社会历史的发展看，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化”与“工业化”的制度安排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了“秩序重建”的角色，个人主义与民主政治兴起。西方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化伴随着殖民扩张，与之相伴的现代秩序设计，以抽象人权和工具理性为基础，服务于资本主义普世帝国的统治策略，“每一个人身处的婚姻、家庭、社群、国家，都将失去‘文明’庇护，而在意义真空中遭到解构。”而西方的反理性主义哲学，用复杂体系、生造概念、晦涩语言包装其真实意图，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各种非理性因素，断言存在本身具有非逻辑或非理性的性质。它在伦理观上否定传统道德的合理性，在价值观上则由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它反对把个体消融于整体之中，要求备加关怀个体生存，极度张扬个性，进而挑战传统文化中人们倍加珍爱的家庭价值，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这种反理性主义的迷思早就萌芽在古希腊罗马哲学，集中爆发于20世纪，它直接对家庭价值产生颠覆性冲击。其主要表现：一是妇女观念发生演变，从柏拉图到马尔库塞，妇女观念经历从公有到性解放的转变，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变迁。二是从犬儒学派发展到海德格尔的本真性，不断为弃耻感文化辩护。知耻被视为文化的开端，而雅典的犬儒学派以裸体和公开性交的无耻行为著称，斯多葛派为其辩护，认为这是自由人自尊的体现，20世纪的海德格尔则强调人要摆脱约束性的装饰，过真实的生活。三是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鼓吹性爱多元化的主张，发展到当今美国的“性爱多元化”，直接废人伦，祛家道，使传统家庭珍贵的价值荡然无存。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和反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迷思，正在走向对古典家庭价值的双重解构和对绝对个体自由的极度张目。随着西方资本对非洲等地区的渗透，这种西方祛家主义的思维强势入侵非西方的精神世界，传统的作为人类社会道德基础和人伦秩序的家庭美德遭到无情漠视，贬低家庭、唱衰家庭、祛家去国，以及鼓噪未来家庭必然消逝的话语，在“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口号下，危及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和文明主体性。若要回归家哲学本位，究其深层要理，则需打破长久以来中西哲学对话的二元架构，开展中、非和西方三元方位下的哲学对话。

　　第二，中非家文化体现着“一多不分”的“关系宇宙论”，而西方的家文化屈从于“以一驭多”的“理性宇宙论”。中国、非洲和西方共同致力于倡导仁、爱、慈、敬、孝等家庭美德，其目标在于使差异共存，达于“天下归仁”。正因为中国哲学具有“身家国天下”连续体的基础，才会产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类比逻辑，才会有王阳明倡导的天地万物成“一家之亲”的博大胸怀。再远眺非洲传统哲学，非洲本体论中的 “与万物同在 ”是非洲哲学最鲜明的特征，社会生活中“具有传统特点的非洲人，‘都是和谐、友好、合群的大好人。对于我们来说，社会和谐是至高无上的……和谐最重要的实例应存在于家庭之中。’”而在西方哲学中，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如此教育不尊重父母的青年人：“难道你不知道国家对于别种形式的忘恩负义并不注意……但对于那些不尊重父母的人却要处以重罚，不许他担任领导的责任，因为认为这样的人不可能很敬虔地为国家献祭，也不会光荣而公正地尽他的其他责任。”但在《理想国》中与青年对话的苏格拉底，却以理驭情，“以一驭多”为逻辑起点，得出重城邦而祛家庭的结论。中世纪被奉为美谈的夫妻忠诚说、尊父爱幼说、兄弟和解说，均来自一个凌驾于世俗生活之上的上帝的训诫，它既非人内心的自我觉悟，亦非契合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生不已的天道自然。当上帝已死，道理、道德、情理和法理需要重置，尼采又奉上以一超多的超人来实现理性与激情的统一。

　　第三，中非家文化体现着以情入理的面向他者的伦理学，而西方的家哲学受限于以理驭情的知性伦理学。中国和非洲传统中的面向他人的伦理学，始于情而入于理。蒙培元先生指出，居于儒家全部哲学核心的“仁”，可视作最高的德性，“本质上是情感理性即情理，而不是认知理性，也不是纯粹意志……儒家重视心灵的整体结构及其功能，追求心灵的整体境界，但其出发点则是情感，情感才是心灵的存在，既有宇宙论、本体论的依据，又有价值意义。因此，仁学又是知情合一之学。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知爱其亲”“知敬其兄”之“知”，其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意识。肯尼亚约瑟夫·尼阿萨尼教授写道，“非洲哲学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社会性……社会性产生了非洲个性、非洲特性、非洲团结等概念，以及许多其他的美德，证明了人类及其同胞的人文特征。耐心、乐观、相互同情和同理心等美德是非洲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它将个人潜能的范围扩大到他人的生活及其所关切的问题。而西方的哲学家，对真理的爱胜过世俗的自然情感。例如，在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康德那里，“敬重是一种情感，伴随着一种纯粹立足于理性的态度。

　　第四，中非传统家文化体现着自我与共同体命运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意识，而西方的家文化寄身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哲学是“身家国天下”四位一体结构，它不只是一种寓情于理的隐喻，更是一种社会生活实践；它不仅形塑出真正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而且隐秘地贯彻于社会的治理方式，维系着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我认同。正如老子言：“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反之，则“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栽物纪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这种始于亲而达于天下一体的人格修炼，人人皆可为之，从“人皆可以为尧舜”到“六亿神州尽舜尧”，都不离“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同样，以“与万物同在”为本体论的非洲哲学，认为“在社会中，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全部，在共同体中，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团结、同舟共济以及将生者和死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纽带等价值观”，这种神秘的结合“是非洲人的本体论……它的特点是一种整体观，在这种整体观中，不同的生命在本体论上彼此密切相关。对于非洲人来说，没有独立于共同体之外的“我”，只有融入共同体当中的“我们”。而西方传统哲学更崇尚单子个体之间的和谐，“单子没有窗户”，单子之间互不相连。个人与团体则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古希腊人尽管“也有在城市中共同生活的社群主义观念，但他们更追求个人自由，并且倾向于尊重民主框架内多元观点之间的对立。”中世纪信仰主义虽以基督教观念为基础，但实质上仍是以个人为中心，如僧侣和国王的权力争夺也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自由主义者公开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与传统的君主至上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至上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不乏家与国关联的话语表达，但其本质主要是立于非实践性的情感隐喻，或是与某种政治理念联系在一起的修辞，而非深植于人内在生命结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第五，中国、非洲和西方的家哲学都有以生命时间构成的世代生成性，诠释活的传统与未来动态勾连的精神密码，但西方的宗教异化切断了这种世代相连的生命网络。正常且健全的家，必有由祖先、在世的人、尚未出生的人构成动态的世代性的生命链条。家庭成员融入世代的能力，不仅仅是体现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精神延续性的动力。西方的家哲学也大量书写着敬老抚幼，慎终追远的箴言，它使家庭的每一个体主体关联进有意义结构的世界，关联进一个活生生的世代叠加起生命厚度的传统之中。这个活的传统由在世的人实践、筹划、理解并诠释，指导未来世代的生活。法国历史学家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eustel de Coulanges）写道，“祖先虽然不见形体，却仍能与家人们生活在一起。他仍是家族中的一员，仍作他们的家长。先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幸福的、神圣的，他注视着他的那些生活在世上的子孙们。”然而，在中世纪“万元归一”的话语下，上帝的观念是安置各种关系、整合多元化的社会的根本原则，上帝意志来安排着世俗人的生死祸福，末日审判切断了世俗生活中生者与逝者之间的精神沟通。

　　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仅是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深刻塑造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规范。个人主义的倡导为个体主体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独立发展空间，但这种主体性的过度膨胀如果失去必要的约束机制，会滑向极端个人主义，就可能成为侵蚀社会团结的隐忧，甚或导致共同体共同生活秩序的瓦解和崩溃。贺来：《在异质化的现代社会探求“共同生活”的伦理之道》，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5期，第10页。面对这一挑战，如何重建既积极肯定个人主体性必须的价值又要维护共同体团结的良性秩序，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通过比较中国、非洲和西方传统家哲学可以看出，家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经验与情感纽带是相似或相通的。自古及今，家文化因其深厚的哲学基础，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文明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道德伦理及宗教信仰等多维度的构建。家深深地扎根于人类共同的世俗生活世界，在塑造完整人格、强化共同体意识，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与团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更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未来，通过对话与理解，打破由理性与非理性极端倾向所竖起的文化隔阂，促进不同主体间的和合共生。因此，家在构建更加包容、和谐的社会秩序方面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性价值。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一家”“和而不同”来回答“我们如何在一起”这一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和谐”充分表达了非洲哲学所认为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生存和生活方式的特征。罗马人也认为两性和谐关乎社会稳定，认为“男女不和，国无宁日”。中、非和西方传统家哲学思想都不约而同地经历现代自由平等理念的洗礼。个体主体间的平等，多是在以“解放家庭”之名，以解构传统家的价值之实下展开的。对此，有识之士警示：“平等自由之说，苟无法律教育以济之，亦断不可行之于家庭”。历史经验证明，抽象自由平等口号下的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会分化瓦解社会团结的基础，破坏共同体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同样，当“我”向“我们”屈服，使自我被消融于群体，必然会丧失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关联于命运共同体的个体主体性，它鼓励每一个人都担责于身、心系家国天下、成就自我，把践行“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生活的底层逻辑。

　　在以非西方文明为主体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曾掀起揖美追欧、为国破家、去国祛家的家庭革命洪流，它引发了政治文化的根本性变迁，导致社会解体和文明主体性根基的动摇。当今充盈于耳的“家庭危机”“无家可归”、人伦解体、危机四伏的世界的呼声，究其根本，就是在唤回家文化依存的存在论基础。古人云，“人穷则返本”，这对于家人则表达为“伤于外者，必返其家”，“家”与“本”本就同源同构。毋庸讳言，中国、非洲和西方古典家哲学的经典论述，依然是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思考如何返家归本，有效平衡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价值思想的源头活水，这也符合中国家哲学传统重家礼和返本开新之生命延续的基本精神。

　　“没有中非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人类文明史同时是人类家庭的演进史，人类家哲学的思想结晶于家庭生活之中，它应当作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的重要对话主题。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讲到，“非洲是21世纪的希望热土。”非洲哲学作为人类哲学重要的一元，其丰富的家文化以及哲学思辨成就，同中国传统哲学共有最基本、最普遍的共情与共识。正基于此，中非之间应深化文明对话，完善人类应共同拥有的思想财富，抵制偏执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中非传统家文化也必然面临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问题。鉴此，中方坚持“在现代化进程中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共存，共同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结出更多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