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百姓日常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其中盐更是涉及国民生计的重要食品和物资，制盐几乎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历史上产盐地往往都是富庶的地区，孕育出了不同地区悠久而璀璨的文化。传说炎黄时期夙沙氏将海水煎煮后制成了青、黑、白、黄、紫五色盐，被后人奉之为“盐宗”，并建庙奉祀。考古人员曾相继在山东、福建等地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前5000—前3000）煎煮海盐的盔形陶器，证明炎黄时期确有制盐活动①。如今在山西运城盐湖还保存有唯一的一座盐宗庙——池神庙（图1），表明这里很早就开始了制盐活动。传说尧、舜、禹当年都曾选择运城盐湖附近的蒲坂、安邑建都，为的就是取盐便利，由此运城盐湖成为中国历史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盐的首要功能是食用，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②。不唯如此，盐还有祭祀、医用等百事之用，“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馐，共饴盐”③，甚至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而被视为治理国家的密钥，所谓“官山海”“正盐䇲（策）”④，即管控盐、铁等自然资源被当作国家治理的要务。因为盐是人们生活之必需，谁控制了盐的制备与流通，谁就控制了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故古代的各政权往往因盐业资源而立国。如鲁成公六年（前585），“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运城盐湖），国利君乐，不可失也”⑤，盐因此也被称为白色黄金，盐利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自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始即推行“食盐官营”，后世竞相效法。秦汉两朝更将盐的生产销售收为国家专营，如汉代专门设大农丞负责财税收支，下设两丞管理盐事、铁事租税。著名的《盐铁论》即反映了当时对官营盐和铁的重视。
▲图1 运城池神庙（王胜维拍摄）
由于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制盐之法多有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刮地得之，淮、浙之盐熬波，川、滇之盐汲井，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此其大较也”⑥，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盐技艺和制盐文化。目前，我国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制盐技艺已有8项⑦，分别为山西运城河东制盐技艺、浙江象山与海南儋州海盐晒制技艺、山东寿光卤水制盐技艺、江苏连云港淮盐制作技艺、四川自贡市和大英县的井盐深钻汲制技艺、西藏芒康井盐晒制技艺，省市级项目的数量则更多，反映了我国制盐技艺及制盐文化的丰富多样。运城盐湖，又称盐池，因位居中原核心区域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文化积淀使之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和综合特征，内容涉及自然、历史、社会、人文等多方面，对其进行保护需要我们秉持系统性思维，调动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参与。为此，笔者围绕系统性保护和社会参与这一议题，对运城湖盐文化遗产保护及社会力量参与保护路径作初步探讨。
一、运城盐湖概述
我国是世界上多盐湖国家，运城盐湖为我国四大盐湖之一，是位于中原地区开发历史最早的盐湖，其他三大盐湖——茶卡盐湖、察尔汗盐湖、巴里坤盐湖均位于青海、新疆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条件造就了运城盐湖。运城位于黄土高原东沿第一台阶，属华北平原丘陵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由北向南分为汾河河谷区、峨嵋高原区、运城盆地和中条山区。盐湖在运城盆地和中条山区最低点，海拔324.5米⑧，呈条形状，东西长30千米，南北宽4千米，总面积132平方千米⑨。《山海经》中记载的“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⑩，即指此地。运城盆地是新生纪第四代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约0.5亿年前）因地壳变化形成的沉积洼地，由于大量含盐的矿物质汇集并经沉淀蒸发而形成天然盐湖。每当南来的气流越过中条山后形成焚风，在下沉过程中增温减湿而使空气变得干燥，加速了湖水蒸发和盐类沉积，使之成为储量丰富的盐湖，因之被誉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与四川自贡（井盐）、江苏盐城（海盐）共同成为中国古代三种主要产盐方式的重要产地。
因运城地处黄河以东，古称河东，盐湖所在地称解州，故运城盐湖又称河东盐池、解池，所出池盐因而被称为河东大盐、解州池盐。河东大盐人谓盐中佳品，颗粒大、白度好、品质优良，享誉海内。《吕氏春秋》载：“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⑪意思是说，当时山西的河东盐是最好的调味品，其他还有四川阳朴的姜、湖南桂阳招摇山的桂、广西越骆国的竹笋、用鲟鳇鱼肉制成的酱、宰揭山颜色如玉的甘露、西方大泽里的鱼子酱。南朝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也曾将河东盐奉为盐中极品：“东海盐、北海盐、南海盐、河东盐池、梁益盐井、西羌山盐、胡中树盐，色类不同，以河东者为胜。”⑫唐代文豪柳宗元更是称河东盐为“国之大宝”⑬。医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多次提到河东大盐的产地及价值⑭。
二、系统性保护的理论基础
2020年，运城将唐初发明的五步产盐法，又称垦畦浇晒法，即晒盐技艺（运城河东制盐技艺）成功申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成为运城湖盐文化遗产保护的切入点。然而除传统技艺外，运城湖盐的文化遗产还涉及历史、城市建设、经济贸易、生产技术、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保护工作显然应该扩展到更广阔的层面，为此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对运城池盐进行全面审视。从文化遗产保护视野看，盐业遗产更接近“产业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的类型，国际上已将产业景观遗产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遗产类型进行针对性的保护，其中包括农业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商贸及文化传播类文化遗产，等等。制盐技艺属于非遗项目，而非遗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自然、社会、生活在这个系统中水乳交融。为此，我们应将运城盐湖视为文化生态系统，将保护对象由传统技艺扩展至其赖以存续的整个生态链。
系统性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非遗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其作为系统性的存在，如在非遗生态保护区中，自然环境、人文传统与非遗项目存在普遍联系；非遗生产性保护中涉及创作、生产、市场、营销各个方面，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有机循环系统；对非遗项目的管理涉及政策制定、协调、监督、服务等，也是一套系统性的制度建设；此外，参与非遗保护的社会力量也需要系统化协同运行，而不能各行其是。系统性实际上是客观世界的普遍属性，人类思维的系统性也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这里包括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目的性、稳定性、突变性、自组织性、相似性（或整体性、结构性、立体性、动态性、综合性）等一系列原则，而系统方法就是分析系统内部结构要素的功能和系统与外部环境及其他系统之间的互动与协同关系，以此保持系统中生态链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动态平衡。系统论是系统思维的方法论，以系统的结构、特点、行为、动态、原则、规律以及系统间的联系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功能进行总结归纳。对文化遗产保护而言，系统方法就是运用系统观点和理论认识与处理文化遗产的存续方式及运行方式，并协调和优化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途径、效率与质量。系统方法既可以作为经验方法获得感性材料，也可以作为理论方法将感性材料上升到理性认识。
运城盐湖遗产是一个巨系统，在这个巨系统中存在自然、社会、工艺、文化等不同层级的子系统。如同人体结构一样，各个系统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运城盐湖保护与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河东制盐技艺只是盐湖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对其保护应置于子系统及巨系统中进行考量。系统方法与传统先分析、后综合的思维方式不同，而是从整体出发，先综合、后分析，最后复归到更高阶段上的新的综合，凸显系统性思维的整体性、综合性、度量化和精确化的特征。
三、盐湖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特征
运城河东制盐技艺的保护虽然针对的是传统技艺的保护，但由于关涉自然、历史、人文、物质遗存等多重要素，只有将其纳入系统中进行整体保护才能真正取得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非遗保护工作时特别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⑯，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也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坚持系统性保护。围绕新时代新任务，统筹协调非遗保护传承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的关系，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系统观念，全局性谋划非遗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做好各项工作的衔接配合，推动非遗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大作用”⑰。在运城河东制盐技艺及运城盐湖文化遗产保护中也应贯彻系统性保护思想，并具体落实到保护实践中。
（一）自然生态系统
运城盐湖的形成得益于特殊的地质地貌环境，盆地、湖泽、山陵、气候等构成其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运城盆地属暖温带半温湿大陆性季风气候，降雨集中在每年7—9月这3个月，年平均日照约2500小时⑱，光热资源丰富，水分蒸发远大于降雨量，是我国气温较高的区域之一，十分有利于池盐的生产。每年出盐时间集中于2—8月，每到仲夏时节，南风自盆地南面的中条山山谷中的盐风洞应候而出，“声隆隆然，俗称盐南风，盐花得此，一夕而成”⑲，昼夜之间就在畦中生满了盐花，当地谓“南风起，盐始生”⑳，正常年份一年可产盐6次。相传当年舜帝在此抚琴作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㉑诗中的“财”当指运城盐利。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盐工们发现了“解池盐产必资南风，南风不时，盐即失利”的道理，认识到风向、气温等气象要素的变化与产盐的密切关系，显示了古人的聪明智慧。
盐湖、阳光、山谷、季风构成了湖盐结晶的生态条件，这些自然要素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相互作用产生了运城湖盐，人们将这种利用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制盐的方法称之为“种盐”。
除高质量的大盐外，自然对运城盐湖的赐福还有诸多，如湖泥中富含硫酸盐，有愈伤、杀菌、美容、健体之功效；盐湖深层有地热矿泉，富含铁和盐等矿物质，被称为中国的赤汤“金泉”。由于湖水含盐量极高，所产生的浮力要比海水高得多，远大于人体密度，人可漂浮而不下沉，故又有“中国死海”之称。这些资源无一不是大自然神力作用的结果。此外，盐湖也是候鸟的栖息地，环湖数十平方千米的湿地栖息着火烈鸟等数十种候鸟，加之四季优美的景色使其成为著名的生态旅游区。以上可见，运城盐湖的生成、存续和演进都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加持。
（二）文化生态系统
由于人类的参与，环绕着湖盐的生产、营销、管理及其诸多文化事象构成了复杂的社会人文系统。中国多元一体的传统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主要发源地的，位于中原地区的运城盐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文献记载，尧、舜、禹曾相继在河东建都，舜帝抚琴吟唱《南风歌》与伯乐“青石槽”相马都发生在运城盐湖之畔㉒。与河东池盐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西周铜器铭文，学者考证山西翼城（西周时期晋国都城和晋侯墓地所在地）大河口墓地出土的西周霸伯簋铜器铭文“唯十又一月，丼叔来盐，蔑霸伯历”一句中，所记为丼叔来霸国经办盐事，霸伯参与其事㉓。或释为丼叔主持祈求盐卤丰产之事，或释为丼叔亲至霸国鉴定盐卤的种类和等级。无论怎样，都表明西周王室对解池盐业的重视，也说明解池盐业的生产和分配都有官方的介入。此一时期的河东大盐除食用外也被作为祭祀用盐，并形成了特殊的祭祀文化。当年晋国所产池盐除满足本国食用外，还行销上东、陕西等地和西域㉔。公元前740年，晋国铸造的“戎生编钟”上镌刻有铭文：“嘉遣卤责（积），卑（俾）谮（参）征繁汤，取厥吉金，用作宝协钟。”㉕记载了当时晋国派遣车队载着食盐前往楚国的繁汤（今河南新蔡县韩集镇的繁阳故城）换取楚国的铜，用以铸造戎生编钟，晋国正是凭借丰厚的盐利而睥睨列国。秦国统一中国后曾在此地设河东郡，宰相商鞅推行“壹山泽”，将河东盐池收归国家统一管理；汉承秦制实行盐铁专卖，并完善了河东盐池的开发与售卖制度。汉成帝、汉章帝都曾分别亲临河东“览盐池”“观盐池”，足见朝廷对湖盐经济的倚重。唐代对湖盐生产也极为重视，唐太宗亲自“车驾观盐池”，由于当时长安、洛阳两京均使用河东大盐，池盐产量持续增长，行销区域扩大，“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㉖，可供20余州食用㉗。朝廷在河东设立盐官、盐铁使，开征盐税，并通过盐法变革扩大政府盐利收入。当时运城盐湖所创盐利占全国盐税的四分之一，财政总收入的八分之一（唐大历年间，全国财赋收入为1200万缗，其中，盐利收入为600万缗，河东盐池的盐利达150万缗）㉘，使河东盐利成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鉴于运城盐业对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唐代宗诏赐河东盐池为“宝应灵庆池”㉙，并敕建盐池神庙进行祭祀，该庙是国内现存唯一以盐神为祭祀对象的敕建庙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袭唐制，宰相包拯曾在河东推行过“钞引”法，使之成为盐商买卖、存储和销售的有价证券，进一步促进了河东池盐的生产和行销。除池神庙外，现存重要文物建筑还有环湖的禁墙（始于唐代，宋代扩建，成于明代，防止走私贩私，先有壕篱，后有拦马短墙，后筑禁墙），全长58.07千米㉚，担负治安防盗、防汛防涝的任务，现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另外，如元代的盐务学府、明代石刻——河东盐池之图、古盐道（晋商在贩茶、经营票号之前也是贩运河东大盐起家的，即河东盐帮）、民国景德馨盐号等，均为对运城盐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记录，对地方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过持久的影响，构成了盐湖文化景观遗产的重要内容。
除历史建筑和文化空间外，民间还流传有大量与河东大盐相关的神话传说，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说公元前30世纪，黄帝与蚩尤为争夺盐池曾在此发生激战，“黄帝杀之（蚩尤）于中冀，蚩尤肢体身首异处，而且血化为卤，则解州盐池也。因其尸解，故名其地为解”㉛。沈括《梦溪笔谈》载：“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㉜每年8月初秋，部分盐湖呈玫瑰之色，即传说中的蚩尤血，实则是杜氏盐藻在气温升高后产生血红素而呈红色所致（图2）。
▲图2 七彩盐湖（任志坚拍摄）
由于河东制盐历史与文化的厚重，在运城地区促生了一门富有特色的专学——运学，主要研究运城历史及城市文化与盐业的关系。运城因盐而生，整个城建史自然与池盐密不可分。在古时运城曾被称为盐氏，汉时所设盐官河东均输长又名司盐城。元代此地称潞村，所出之盐遂称潞盐。元末为盐务而专门建造了凤凰城，为今日运城的前身，“天下盐治不一，举无专城，河东何以独有专城？盖煮海者商灶延绵沙际，千里相望，如淮、浙、长芦皆非一州一邑之地。故但居要以临之，而所附则皆通都大邑，已有提纲挈领之势。若河东盐产于池，向立盐司于解州，秦、晋、豫三省商民群萃一城，每患地小不足以容，城之特建，势使然也”㉝。运城的城市建设、城市文化及社区生活无不与盐息息相关，如城池的东西南北门分别名曰放晓、留晖、聚宝、迎渠，透露着运城与自然环境及盐业的关联；城内四街九坊的建筑如盐栈、银行、票号、旅馆、饭铺，以及百货、手工制作行业等也多流露出与盐业的亲缘关系；孔庙、乡贤祠、名宦祠、书院、藏书楼、学宫（学校）、社学等文化建筑也大多因盐业发达而建立。可见，盐文化已经浸润运城的血脉中，交织成错综繁密的社会人文系统，正所谓“地效灵，天挺秀，爰有育宝之区；前创始，后增修，斯有凤城之建。运治非盐池不立，盐池非运治莫统也”㉞。盐是运城之魂，如瓷器之于景德镇，花灯之于自贡，运城城市与文化建设应合理纳入盐湖文化景观遗产系统之中，盐湖相关的历史文化及遗迹、遗存都是地方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折射着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关联着中华历史文明。
（三）生产工艺系统
运城河东制盐技艺主要侧重于传统制盐技艺方面，即五步产盐法。梳理运城池盐的制作生产可以发现，它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将其置于整个生产系统中进行保护。河东制盐初为“天然结晶，集工捞采”的天然晒盐法，“朝取夕复，终无减损”㉟，后经历代盐工不断改进，如将盐分较高的卤水引入特制的畦地，配入淡水经蒸发后结晶成盐，后来盐工们又发明了洗盐方法，加工出更为纯净的花盐、印盐㊱。至隋唐时期发明了五步产盐法，又称畦盐法，运城制盐趋于成熟稳定㊲，该法垦地为畦，灌卤水入畦，配以淡水，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成盐。天然卤水是取之不尽的产盐母本，生产过程中采用沟、塍、畦、畹之交错轮囤的方法，遵循池盐生产的规律，充分利用自然气候优势，采用分段制盐技术，缩短了产盐周期，极大地增加了盐的产量，使人工制盐进入新的阶段。明清时期，垦畦浇晒法又增加了分段连续作业，对不同盐畦种晒工序进行合理有序的调整和安排，并在参考唐宋以来“沟、塍、畦、畹交错轮囷，若稼若圃”㊳之法基础上，改进卤水调配技术，增加过滤设施，使池盐产量和技术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核心技艺有五个方面，或曰五步：（1）集卤蒸发：将卤水输送到蒸发池蒸发，借太阳辐射和风力进行自然蒸发；（2）过箩除杂：以硝板为“箩”，待蒸发的畦中卤水析出大量白钠镁矾沉淀后，对产盐卤水进行除杂和提纯；（3）储卤：经4~6次过“箩”除杂，最后将过“净水箩”后的卤水提送到储卤畦存放；（4）结晶：结晶畦中加淡水，使结晶出的盐同盐板分离，利于铲出，通常5~7天为一个结晶过程；（5）铲出：使用盐铲将盐从盐板上铲出㊴。清理结晶畦硝板，将撤畦老卤返回，添加新卤继续下轮生产㊵。五步制盐法并非孤立的循环分步工艺，实际上涉及用水和治水两套系统，是浇晒与水利工程两类作业的有机结合。其中，用水制盐核心工艺是移动滩水、调配卤水、进行吹晒；治水工序则包括壕沟、水门、路径等引水设施的建设，与防洪排涝密切相关。可见，制盐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工艺系统。
四、盐湖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内涵
运城盐湖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特征要求我们在保护中也应秉持系统性方法。所谓系统性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具体包括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相关性和目的性五个方法或原则，也有分为整体性、自组织性、开放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等。
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开放性、自组织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等，是所有系统共同的基本特征。系统论要求从整体和全局出发，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功能以及系统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考察、分析和研究对象，以求（保护对象）最终得到最优化运行结果。整体性是系统性保护的原则之一，如保护盐湖要整体保护自然生态、物质文化遗存、制盐生产要素、相关文化事象等，它们都具有文化遗产价值，都是池盐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这一原则，盐湖保护的视野应扩展至整个盐湖景观文化遗产的生态片区，按照层次性原则划分为核心产盐区、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区、风貌保护区等，按关联性原则将与湖盐文化密切相关的山、湖、日光、季风等自然生态要素均纳入盐湖保护的视野。
整体性原则主要侧重于平面化的关系，而结构性、关联性则侧重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运行机制。系统内的各要素位于系统结构的不同层级、节点位置，在整个系统中占比不同、功能不同，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影响，就像人体各系统的工作原理。就盐湖文化景观遗产系统而言，生态、社会、生产、商贸、技术、文旅等各系统占据系统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对系统运行起着不同的作用，并维系着系统的动态平衡，如从时序性来看，呈现出生产让位于经贸，继而让位于文化，再后让位于生态的特征，等等。与此同时，在子系统内部，生态要素、生产要素、社会要素之间也发生着相互关联、制约、互动的现象，这是系统结构性、自组织性、动态平衡性的必然反应。这些原则同样辐射到社会保护力量的作用方式和实践路径上，反应为社会力量在非遗保护实践中的动态协同机制。
制盐技艺是盐湖文化景观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应将其纳入盐湖景观文化遗产系统的保护之中，如此更彰显其价值与意义。随着河东大盐生产规模的萎缩，除了少部分食用外，更多地转向医用、药用和工业用盐（包括化学、轻工业、食品业），并衍生出其他日用化工产品。盐湖的价值中心已然发生转移，五步产盐法原初的科学价值已经让位于历史价值和文旅价值，说明了文化遗产特别是工业文化遗产动态发展的特点，反映了文化遗产系统的动态性特征。正是基于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原则，制盐技艺的传承保护也要对标池盐生态、功用等动态性发展的总体需要，比如制盐技艺的生产性价值向文化性、展示性、体验性价值的转化，其价值评估与定位和盐湖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总体目标（目的性）战略相协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运城盐湖的食盐生产逐渐缩减，至1947年仅占全国总量的3%㊶，盐湖开发利用开始转型，五步产盐法也随之淡出人们的视线。传统技艺乃至相关文化的传承受到一定影响，传统技艺传承难以为继。现有从事池盐生产的盐工20余人，代表性传承人4人㊷，需要加大传承力度，同时吸引社会力量介入保护。运城盐业生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山西省地方国营运城盐业化工局全面接管，是社会力量介入盐湖保护的标志性开端，单纯的盐业生产转向盐业生产和盐湖综合开发并重，运城湖盐的生产及湖区的综合利用跨上新台阶。2013年起，生产企业对制盐工艺进行不断地挖掘、继承、恢复，采用生态、循环、低耗的人工产盐技术，生产的池盐质纯、味佳、色洁，除食用外，还可用于祭祀、医药和工业领域。自2013年，河东大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如今盐湖产盐基地保存有4万平方米的蒸发畦、过箩畦、储卤畦、结晶畦㊸，既用于河东大盐的生产，同时作为产盐技艺培训和露天活态展示场所，老盐工在这里展示核心工艺和工序，并做示范讲解，五步产盐法得到了活态传承。作为生产系统的要素，多处治盐及治水设施也被保留下来，如姚暹渠防洪线，白沙堰、常平堰等护池堤堰，罗义滩、城北滩等多处蓄水滩洼区，南部横卧东西的护宝长堤，产盐的配套卤水井、运输江道等。另外，还保存了产盐用的水车、水斗、钢钎、盐铲等传统工具，这些工具部分仍在使用，部分用来展示；历代生产的河东池盐样品也有保存。自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启动以来，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访谈记录，对五步产盐法工艺进行录音、录像，撰写池盐生产技艺口述史，编辑出版有关运城池盐生产、行销、生活的历史文化丛书等，促进了制盐技艺的传授和文化交流。以上论述可见，前期对盐湖相关遗产的保护主要还是围绕生产性要素及物质产品研发方面，对盐湖文化景观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及开发利用还有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五、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协同
由于非遗类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的方式也是多样性的，有些是群体性的，如民俗、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项目；有些则是个体性的，如传统医药、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类别。在传承和保护上有各自不同的方式。除传承人、项目保护单位外，作为保护主体，其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如果保护对象扩展到盐湖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力量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对应盐湖文化景观遗产的综合性、层次性、动态性、结构化特征，参与保护的社会力量也将是多层次的、结构化的，其中涉及社会力量的细分、角色定位、参与方式、协同机制等问题。对于非遗传承主体，传承人和传承群体具有传承与保护的双重责任，是传承保护的核心力量。现在掌握制盐技艺的盐工均为国有公司的员工，其中直接参与垦畦浇晒法的实地生产者有传承人、技术人员及盐工。当代传统制盐技艺持有人，他们是既有专业知识又有管理经验的现代工程师。如王承陵，原盐化五厂厂长、地质学专家，全面掌握潞盐生产和管理技术；赵犬生，原盐化五厂产盐畦技术指导、产盐技艺师傅；李进福，原盐化五厂产盐畦技术指导、产盐技艺师傅；张惠萍，原元明粉分公司原料部四工段段长、五步产盐法传承人㊹。
制盐技艺的保护主体除传承人外主要还有两方面人员。一方面为该项目的保护单位——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项目保护单位”），前身为“山西省地方国营运城盐业化工局”。为保护制盐技艺，项目保护单位成立专项领导小组负责保护、传承、展览、宣传等各项工作的落实和监督，集团所属盐湖旅游公司和原料分公司负责项目传承与宣传推广的实施工作。从实力来看，项目保护单位是全国最大的无机盐生产基地和日用洗涤剂生产企业之一，不但拥有盐业生产技术，还拥有包括旅游观光等在内的盐湖综合开发权。从定位来看，项目保护单位主要是工业生产性质的企业，对文化遗产保护及文化产业相关业态的运营还处于探索试行阶段，面对业态的不断更新变化需要因应时势内引外联进行创新发展。其中，可能的发展目标导向，如：（1）以追求整体优化为目标（综合优化环境、景观、生产、旅游、文化），按系统整体性的特点建立运营和管理系统；（2）依据系统目的性要求，明确系统所要实现的目标（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3）按系统内部的层次性和关联性的特点，优化管理系统，使层次关系理顺，工作范围明确，系统整体协调发展（景观生态、盐业生产及新产品研发、文旅与文化产业等）；（4）根据系统结构性的特点，把握系统结构的变化规律，适时调整，以求平衡发展（生产、社会、文化动态协调发展）；（5）根据系统的相关性特点，使管理系统适应业态和环境。
另一方面是外围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运城盐湖的全面保护离不开社会力量多维度高质量的参与，要拓展和疏通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和途径。首先，需要政府主管部门会同项目保护单位做好前期研究工作，解析社会力量的层次、类型、能量、特性等，进而按照层次和角色类型划分社会力量并协同工作。例如，保护单位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观光等文旅部门及科研院所密切协作，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盐业文化论坛、盐湖文化推广日、盐湖文旅节等活动，唤起全社会对池盐文化及制盐技艺保护的重视和支持，使运城池盐文化成为运城名片；与生产贸易相关的生产企业、研发机构、商贸企业等合作，将河东大盐进行衍生品开发，深入挖掘其医疗、养生等附加值，研发、生产康复类理疗器械，开拓池盐利用的新途径。2016年以来，项目保护单位已与清华大学、中北大学、江南大学、中国日化研究院、中国地质科学院等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并成立了运城池盐生产与应用的专门研究机构。其次，社区居民、观光游客同样也是隐形的社会力量，他们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是产品质量的评判者，是产品改进升级的原动力，游客还同时是文化遗产的传播者。这些力量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身份角色也在不断发生变动和转换。
运城盐湖除盐业生产功能外，如今更以丰富的生态景观资源凸显其游览、漂浮、盐疗、泥疗、温泉等观光旅游功能，制盐技艺本身也变身成为一项具有观赏性的文旅项目。今日的运城盐湖不仅是盐场，而且或将成为富含历史、经济、文化、科学、景观等多方面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胜地。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很多遗产地曾经是产盐地，如奥地利哈尔施塔特旅游小镇就是由哈尔施塔特盐矿（Salzwelten Hallstatt）发展而来，该盐矿有7000多年的历史，曾是哈布斯堡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其所属萨尔茨卡默古特湖区（Salzkammergut）也因盐矿而成为著名的文化景观旅游区。另如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维利奇卡和博赫尼亚盐矿（Wieliczka and Bochnia Salt Mine）、罗马尼亚的普莱德盐矿（Praid Salt Mine）和布加勒斯特附近的萨利纳·图尔达盐矿（Salina Turda Salt Mines）等也都是当地历史文化的见证，如今或是以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博物馆，或是以休闲娱乐和疗养胜地而蜚声世界。我国四川和重庆目前也正在联手助推川渝井盐遗产整体申报世界遗产，凸显了该类遗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资源潜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扩大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ZDA0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与公共艺术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2011-2024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