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塞梅斯基文化空间：文化政治和文化遗产
2023-09-12
作者：马强
来源：《民族艺术》2023年第3期
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来自俄罗斯联邦的“塞梅斯基人的文化空间与口头文化”入选，类型为“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介绍“塞梅斯基人的文化空间与口头文化”的：塞梅斯基人在历史上是被镇压、流放并最终迁居至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的旧礼仪派教徒，他们保留了17世纪前俄罗斯文化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群体身份。塞梅斯基人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共约20万人，讲南俄方言。塞梅斯基人仍遵循古老的东正教仪式，以及对家庭的崇拜和强烈的道德原则。塞梅斯基人的传统音乐最具特色，多声部合唱团在庆祝节庆时演唱传统民歌，这些歌曲被称为“拉长”的歌声，植根于中世纪俄罗斯教堂音乐。苏联时期，塞梅斯基人社区被边缘化，被视为传统守护者的塞梅斯基人不断减少。在塞梅斯基人“走向世界”之前，其早已成为俄罗斯（俄国、苏联）学界关注的焦点。19世纪以来，塞梅斯基人及其文化（主要是民歌艺术）便被到访外贝加尔的旅行者、探险家、作家、民族学者、民俗学者记录，塞梅斯基文化的独特性被俄国知识界所重视。这些民族志材料被用于俄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辩论之中，塞梅斯基人及其文化或被描述成传承俄国传统的典范，或被塑造成阻滞创新的绊脚石。“塞梅斯基人的文化空间和口头文化”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后，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中国，民俗学家刘魁立率先关注到这个项目，从2010年代开始，数次率领中国学者代表团赴外贝加尔塞梅斯基人聚集区进行学术考察，并发表了相关学术文章。笔者有幸于2011年8月底至9月初随刘魁立教授在外贝加尔边疆区的赤塔市和红奇科伊区进行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探访塞梅斯基人聚居的红奇科伊村、阿尔汉格尔斯克村，并参加了当地庆祝丰收的节日“金色的土地”。本文正是基于本次调查所获资料以及相关文献，对塞梅斯基人的文化空间和口头文化（主要是民歌艺术）进行历史梳理和现状描述。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政治的视角下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塞梅斯基人是谁”“塞梅斯基人的文化空间如何形成”“塞梅斯基人的文化空间在不同的时代又有着如何境遇”。塞梅斯基人是俄罗斯族人的一部分，且是保留俄罗斯彼得时代以前古老风习的亚民族群体。塞梅斯基人独特的文化空间和宗教信仰的形成与延续与其历史命运密切相关。谈及塞梅斯基人的历史，还得从其“旧礼仪派信徒”的身份说起，这与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尼康改革相关。罗曼诺夫王第二位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支持牧首尼康于1653年进行宗教改革，要求全体国民改用希腊教会的经书和礼仪。尼康改革遭到部分神职人员和许多教徒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这些反对尼康改革的人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自称“旧教徒”，沙皇政府称其为“分裂派”，后因其顽固地遵循旧的礼仪改称“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形成以后，沙皇开始迫害旧礼仪派信徒，其中一部分旧礼仪派信徒逃到了现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地区（当时属于波兰），并定居于此。18世纪中叶，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旅居国外的旧礼仪派信徒是优质的劳动力。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特别法令，邀请生活在边境的旧礼仪派信徒返回俄国，宽恕他们所有的罪行，允许他们留胡子，赋予他们选择自己等级的权利，可以建立田庄并给予优惠。但旧礼仪派信徒对此并没有积极回应。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利用波兰分裂、政治软弱时期，派军队将2万名旧礼仪派信徒从波兰押送至西伯利亚。旧礼仪派信徒从波兰出发，被分成了几十批由200—300人组成的队伍，分批押解回国。其中有9批旧礼仪派信徒被安置在外贝加尔一带，主要分布地为：现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塔尔巴哈台区、比丘拉区、扎伊格拉耶沃区、穆霍尔希比里区；外贝加尔边疆区的红奇科伊区。19世纪初，定居在外贝加尔的旧礼仪派信徒逐渐形成了“塞梅斯基人”的族称。1772年，帕拉斯（П. С. Паллас）院士访问外贝加尔时，被安置在这里的旧礼仪派信徒被当地人称为“波兰人”“波兰定居者”。“塞梅斯基人”（Семейские）这个名字是由罗森（А. Е. Розен）在1830年首次记录。当地人称从波兰迁徙而来的旧礼仪派信徒为“塞梅斯基人”，外贝加尔旧礼仪派信徒也以“塞梅斯基人”称呼自己。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此名称与“家庭”（Семья）一词相关联。这表明，旧礼仪派信徒与其他外贝加尔的定居者不同，他们是携家带口来到外贝加尔的。同时，“塞梅斯基人”的族称也表明他们维系着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塞梅斯基人移居外贝加尔地区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祖先的习惯、风俗和信仰，严格地遵守圣训，“像祖先一样生活”。在迁徙过程中以及定居外贝加尔后，塞梅斯基人展现出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拓荒垦殖的能力。塞梅斯基人到来之前，在外贝加尔地区生活的族群主要为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哥萨克人。布里亚特人擅长游牧，通古斯人从事狩猎，亦兵亦农的哥萨克人生产粮食主要是为了自用。因此，这里的粮食价格非常昂贵，面粉依靠进口。随着塞梅斯基人的到来，这些地道的传统农民定居在难以耕种的土地上，他们为外贝加尔带来了数百年的劳作传统和农作经验，勤奋、务实、冷静和热爱土地的精神，让他们在面对土地时有着独到的观察力和独创性，足以抵抗艰难的环境。三四十年后，塞梅斯基人已开垦出大面积耕地，不仅可养活自己，还可以向其他族群出售粮食。1808年，伊尔库茨克总督雷金斯写道：“旧礼仪派信徒极为勤奋。在沙地和多石的地方居住了四十年，开垦了最好的耕地。”俄国著名作家、诗人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列斯科夫、梅尔尼科夫-佩切尔斯基、契诃夫都对塞梅斯基人表示出惊讶和钦佩，他们把干燥的草原和冰冷的山石变成了慷慨的粮仓，并在外贝加尔创造了强大的、有美感的、智慧的生活。涅克拉索夫在《祖父》一诗中描述了旧教徒在外贝加尔新的土地上定居、巩固的历史。塞梅斯基人非常勤劳，遵守戒律和教规。在外贝加尔，他们清理林地，开垦农田，排干沼泽，建设房屋，村庄发展很快。同时，塞梅斯基人建立了教堂、小教堂、祈祷室，源自彼得时代之前俄国的绘画、建筑、民俗、风俗、传统都得以传承和发展。至20世纪初，旧礼仪派信徒与俄国其他宗教团体相比仍处于不平等地位，但塞梅斯基人在自我认同上已达到一个高水平且稳定的地位，物质和精神价值在代际之间传递、保存。相比其他族群，塞梅斯基人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家庭—亲属关系在塞梅斯基人群体中的最高价值；彼得时代之前俄罗斯特定的生活方式、职业和文化传统；保留语言方言特征；在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多神教和东正教元素交织；高度的宗教信仰和对传统东正教的坚持。因此，从19世纪开始，塞梅斯基人因其鲜明的文化特征开始被民族学家们关注，诸多有关塞梅斯基人的民族志问世。19世纪70年代，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民族志学家罗温斯基（П. А. Ровинский）访问外贝加尔，于1872至1873年在《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消息》上发表调查报告，这是第一次全面地从历史角度展示塞梅斯基人语言和风俗的作品。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相关的民族志对塞梅斯基人的历史、民族、语言特征、宗教生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内容包括家庭传统、道德和习俗，社区成员之间的行为和互动，精神价值观和教育。塞梅斯基人开始为知识界所关注，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下，塞梅斯基人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和色彩。民族志视野下的塞梅斯基人有时被视为俄罗斯精神的传承者，有时被视为俄罗斯守旧文化的代表，是改革进步的阻力。在19世纪，无论国家政权如何打压旧礼仪派，当局也意识到，旧礼仪派信徒是俄罗斯民族道德的继承者和经济繁荣的贡献者，塞梅斯基人亦是如此。很多俄罗斯族作家和哲学家表达了对塞梅斯基人的钦佩之情，这主要是源于塞梅斯基人在民族志中呈现的积极形象：家中富足、热爱劳动、遵守家庭伦理、道德纯洁。塞梅斯基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具有美感。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家塔尔科-格伦采维奇（Ю. Д. Талько-Грынцевич）通过对数百名塞梅斯基农民进行体质人类学检测，认为塞梅斯基人在俄罗斯族人中最接近原始的斯拉夫人类型。奥索金（Г. М. Осокин）强调塞梅斯基人的外在美也来自他们的道德生活：“（他们）过着更正确的生活，不滥用烟酒，不放荡，塞梅斯基人是强壮、健康、美丽和有力量的人口类型。”十二月党人罗森（А. Е. Розен）到访塞梅斯基村庄，认为那里充满了秩序和勤奋。如果说19世纪的民族志里，塞梅斯基人是俄罗斯传统的代表，被赋予正面形象，那么，在20世纪的民族志中，塞梅斯基人则表现为守旧、拒绝文明与创新的形象：有着炽热信仰和盲目民族—爱国主义的拥护者；古老教会仪式的忏悔者；道德堡垒和古罗斯的守护者。波波娃（А. М. Попова）将外贝加尔教堂执事和熟读经卷的人视为“塞梅斯基人古老风习承载者和领导者”，他们是“塞梅斯基村庄的可怕恶魔，摧毁了所有鲜活的新意，用教会的力量迫使塞梅斯基人留在黑暗和无知中”。莫季茨基（В. П. Мотицкий）认为他们“小心地守护着旧生活方式、旧秩序的基础，奴役了人类的思想，掩盖了穷人和愚钝的阶级利益，以及妇女和青年人摆脱宗教压迫的愿望”。在旧礼仪派信徒身上看到的只是仪式主义、宗教的狂热、文化上的无知和民族和伦理的孤立。在当代俄罗斯，以民间独特生活、传统为代表的俄罗斯精神的复兴为塞梅斯基人提供了机遇。俄罗斯精神不只在于民俗、仪式和农民服饰，还在于热爱领袖和身边的人，热爱东正教信仰。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В. Г. Распутин）写道：“我们应该感谢旧礼仪派教徒，首先，他们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延续了俄罗斯的风俗、信仰、仪式、民歌、性格、基础和面貌。或许，这不亚于在战场上保卫祖国。”歌唱艺术在塞梅斯基人的历史命运和文化空间中占有首要地位，塞梅斯基歌曲包括宗教赞美诗、多声部复调民歌、快板歌等多种类型。歌唱艺术已经深深嵌入塞梅斯基人的仪式和日常生活之中。托尔斯泰说过：“音乐是情感的载体。歌词和音乐融合为一体，让人的思想和情感完美地合二为一，成为最大限度地丰富内心世界和改变外部世界的根本性方法。”塞梅斯基歌唱艺术中最为重要的代表——塞梅斯基民歌在塞梅斯基人流放过程中形成，并代代传承，通过不断地改变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追溯塞梅斯基民歌的产生和发展，它并不是“像祖先一样”机械地固守传统，恰恰能让我们看到塞梅斯基人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改良。塞梅斯基民歌起源于教堂音乐，有着中世纪教堂复调音乐、多声部演唱的显著特征。同时，又受到南俄、波兰以及外贝加尔各民族民歌的影响。塞梅斯基人的歌唱传统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历史价值，作为古俄罗斯歌唱艺术鼎盛时期的遗迹，塞梅斯基歌唱传统让我们有可能了解最古老形式的多声部民歌。定居外贝加尔后，塞梅斯基人仍保留着他们的传统和习俗，恪守“古老的虔诚”。旧礼仪派信徒的“精神之父”阿瓦库姆教导他们，旧礼仪派信徒不相信旧教堂的书籍以外的任何文献，只能演唱赞美诗、圣歌，歌颂神的力量和恩赐，而民间歌舞被认为是“恶魔的娱乐”和“异端”。在与自然和生活的苦难斗争中形成了塞梅斯基民歌，其与赞美诗全然不同。在宗教的桎梏中，塞梅斯基人只能将民歌藏到心中，不以示人。塞梅斯基民歌的流行出现在19世纪的下半叶。那时，西伯利亚开设金矿，西伯利亚铁路开始修建，需要大批劳动力，成千上万的塞梅斯基农民走出乡村成为工人。在矿山和工地，塞梅斯基人是非常自由的，没有了宗教束缚，经常围成一圈唱民歌。这些塞梅斯基工人回到家乡后，不顾神父的反对，开始在聚会时唱民歌，甚至跳舞……塞梅斯基人禁唱民歌的风俗得以改变。塞梅斯基民歌的类型也逐渐丰富起来，有讲述被逐出家乡的农民悲惨命运的凄婉的苦役歌曲和流放歌曲，还有婚礼、舞蹈、滑稽和游戏歌曲。在宗教桎梏逐渐放松之后，民歌在塞梅斯基人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任何力量也不能将民歌从旧礼仪派教徒的心灵中根除：他们总是感到自己是俄罗斯人。民歌总是能让勤劳的人心情愉悦，帮助他们祛除悲伤与忧愁，找到生活的乐趣。”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塞梅斯基民歌有着自己的主题和特点。塞梅斯基民歌多是源自波兰、前彼得时代，有300年的历史。其类型包括抒情歌、历史歌、婚礼歌、摇篮曲、士兵歌，还有关于内战和伟大卫国战争的歌曲。这些民歌的曲调和演唱方式来自中世纪的教堂音乐，也得到了西伯利亚民歌的滋养。塞梅斯基民歌的发音特点、曲调结构都是与教堂音乐相似。“1551年，复调音乐被引入整个莫斯科公国的教堂。”塞梅斯基民歌借用了教堂音乐中赞美诗和圣歌的复调旋律，同时，塞梅斯基民歌中添加了一些插入词，由于增加了很多音节，旋律就会延伸，获得更丰富的旋律色彩。塞梅斯基民歌有着独特的演唱方式，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多声部。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塞梅斯基人村落里，民歌都是集体性合唱（5—12人）。当地民俗学者告诉我们，塞梅斯基民歌演唱要“上得去”“下得来”，“当歌曲为人熟知的时候，应该集体演唱。音越低，民歌听着越舒服。男高音可能是一个人，而低音一定要人多”。这不仅是配合的问题，还体现了文化传承、生活经验和自我认同中的集体性。塞梅斯基民歌也吸收了其所居住地区民歌的特点。塞梅斯基人在抵达外贝加尔之前生活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地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该地区处于波兰统治之下。一些民俗学家指出，塞梅斯基民歌歌词中有白俄罗斯语和波兰语的元素。塞梅斯基民歌与南俄民歌的特点十分接近，这个观点得到了民俗学家休罗夫（В. М. Щуров）的支持。两种民歌都是从中声部歌唱开始，之后，中声部的旋律线不再凸显，从一个声部自由地过渡到另一个声部。在多声部结构中也能看到塞梅斯基民歌和南俄民歌的共同特点：男高声部在男女声部重合时，音域要高于女低声部；在多声部的合唱中，女低声部的作用更大，只有在女声部齐声的地方女高声部才得以凸显。此外，合唱中女声部不和谐的刚性垂直声线也与南俄民歌相似。迁居外贝加尔以后，塞梅斯基民歌也受到当地民歌的影响。外贝加尔地区位于中俄和中蒙边境线上，大量的哥萨克人在此居住。塞梅斯基人与哥萨克人比邻而居，哥萨克民歌对塞梅斯基民歌也有影响：塞梅斯基人也会演唱哥萨克民歌部分曲目；模仿哥萨克民歌男高音应和的演唱技巧；塞梅斯基人和哥萨克人在歌唱时都不会张大嘴巴，只依靠胸腔共鸣发出紧密、易变、铿锵的声音。塞梅斯基人的歌唱艺术（赞美诗和民歌）在宗教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交流的重要方式，是构成塞梅斯基文化空间的基础。塞梅斯基人歌唱艺术中，赞美诗（духовныестихи）具有非常重要的仪式功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塞梅斯基人的宗教节日和人生仪礼（婚礼、葬礼、洗礼等）中，如果没有吟唱赞美诗是无法举行的。即使在斋戒的时候，也是允许吟唱赞美诗的。在塞梅斯基人唱赞美诗的时候，“没有人会分心，每个人都在感受赞美诗，反思其内容……虔诚地对待赞美诗的内容和唱诗班的演唱，演唱带着虔诚的感情，有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唱诗不是休息，不是音乐和娱乐，不是表演，而是一种特殊的与上帝交流的苦行状态”。随着民歌在塞梅斯基人中广为传唱，民歌也逐渐嵌入塞梅斯基人的节庆体系之中。圣诞节前夜，塞梅斯基人要挨家挨户唱颂歌。圣诞节期间，塞梅斯基人穿上节日盛装，小伙子们成群结队地带着手风琴去给姑娘们唱“快板歌”，也唱长调。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一起跳圆圈舞。谢肉节是告别漫长冬天的日子，人们坐马拉雪橇，驾雪橇的小伙子和姑娘唱《星星》《黑夜》等长调。复活节时天气转暖，年轻人聚在秋千上，唱着长调《自由的鸟儿，金丝雀》《茂密的花楸树》。在圣三主日，塞梅斯基人用五颜六色的丝带和围巾装饰白桦树。傍晚，女孩们围着白桦树唱歌，曲目有《地板上放着白桦树枝》《我亲爱的男孩不要走来》《没有忧愁的金丝雀》《你是东方的星辰》。圣母帡幪日时，秋收已完成。年轻人聚在街上或者坐在长椅上，唱着多声部的长调、小曲和快板歌。秋冬季节的晚上，姑娘们会经常聚在一起，一边纺织，一边唱歌《如山的万尼亚向我走来》《我的金丝雀飞走了》《密林深处》。塞梅斯基人没有专门的节庆歌曲，但很多塞梅斯基民歌或热情，或幽默，或哀怨，非常适合跳圆圈舞和舞蹈。歌唱艺术在塞梅斯基文化中十分发达，塞梅斯基人“没有民歌都不会走路”。在塞梅斯基人的村落里有很多天才民歌手，他们很受人尊敬，经常被邀请去参加婚礼、游艺和艺术活动。苏维埃时代之前，塞梅斯基人村庄里有一套歌手培训体系。如，在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大纳库利村有一个专业的培训班，传承歌唱口头传统。即使到了苏维埃时代，文化事业体系中的文化宫、合唱队也十分重视民歌的发掘、传承，虽然，旧礼仪派信仰在这个时代被打压，但传统民歌艺术被较好地保存和传承下来。如果说，音乐有助于建构社会认同，塞梅斯基歌唱艺术在塞梅斯基人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塞梅斯基民歌的符号性形态（多声部、复调）有着鲜明的文化标识作用。民歌在塞梅斯基文化空间的普及性为社区共享身份认同提供了机会。此外，民歌艺术能激起塞梅斯基人共同的情感和历史记忆。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政权在全苏范围内增加反宗教宣传，宗教被贴上“落后”“保守”的标签，旧礼仪派教徒被赋予了阶级属性，甚至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在此背景下，旧礼仪派教徒的宗教生活转为秘密的、纯粹的个人行为。塞梅斯基人传统文化的某些元素丧失或广泛地世俗化。与塞梅斯基人的其他文化事项相比，塞梅斯基民歌并没有在苏维埃时期消失。此时的塞梅斯基民歌的传承虽然因被贴上宗教的标签而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但其经过改造和创新生成崭新的形式，更好地服务于宣传和文化事业，以期更符合苏维埃政权的需求，这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一些民间艺人根据传统民歌编了新歌，创作了新的苏联民歌，这些民歌具有很高的美学和艺术价值。如，大库纳利村合唱队创作的《列宁之歌》就是以抒情歌曲《多么棒的小伙，多么勇敢的人》的曲调为基础；传统的战士歌在新的时代被改编得更为丰富，吸收和融合了歌颂伟大卫国战争的素材；塞梅斯基民歌中对大自然的歌颂转为歌唱集体农庄的农事，无边无际的田野和牧场，为高产而奋斗的精神，歌颂庄员们辛勤的劳作和集体农庄的物产丰饶。塞梅斯基民歌在苏联时期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在于传承群体即民间合唱团（Хор）的大量存在，这些合唱团依托集体农庄，成为乡村文化事业的重要组织。在外贝加尔地区，当时活跃着几十支塞梅斯基合唱队，这些合唱队在当地城市和乡村演出。他们还在文艺会演、竞赛中表演，成绩优异者有机会去首都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演出。很多民歌手都享受政府颁发的津贴、奖金和荣誉称号。阿尔汉格尔斯克合唱团便是享誉外贝加尔地区的合唱团，它成立于1946年，该合唱团于1954年成为全州竞赛的冠军。1973年，该合唱团受邀到莫斯科剧院进行公演，登上了克林姆林宫的舞台，这是该合唱团的高光时刻。至今，在该合唱团荣誉室显眼的位置还摆放着刊登当初演出信息的发黄的旧报纸。1978年，该合唱团获得“人民合唱团”的头衔。集体农庄不仅是生产的组织形式，还是庄员生活的组织载体，村社时代的塞梅斯基农民生产生活的集体性在集体农庄中得到了继承，这为塞梅斯基民歌的存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阿尔汉格尔斯克合唱团保存的历史资料中有一份1987年的成员名单，共有26人，其中，男性7人，女性19人；退休人员4人，其余为集体农庄、学校和文化宫在职职工；最年长者63岁，最年轻的28岁。这是一个年龄和性别结构十分合理的合唱团。阿尔汉格尔斯克合唱团也十分具有艺术创造力，在十月革命、伟大卫国战争纪念日都要排演以塞梅斯基民歌串联起来的音乐剧。合唱团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1985年）的演出剧本《民歌赞颂胜利》。民间宴会。身着盛装的塞梅斯基女人们跳着圆圈舞（曲调采用《唉，你们不再年轻》）。手风琴手出场，弹奏《高山下》，人们开始跳起欢快的舞蹈，唱起快板歌……战争中断了快板歌，在歌声下送别男人们上战场（背景音乐《一路上尘土飞扬》）。送葬。村庄的人送别战场上的士兵。寡妇哭着，唱着民歌：“唉，德国人，你们德国人，该死的德国人，为什么要发动战争？”胜利。手风琴手回到了村庄，继续中断了的宴会，人们唱起了新的快板歌，人们即兴填词演唱庆祝胜利。人们和着民歌《唉，我拄着拐棍》的音乐跳起了圆圈舞。尾声。没有父亲的孩子们长大了，寡妇送别孩子，唱起了民歌《在斯莫连希纳广阔的田野上》。快板歌的旋律再次响起。在这个演出剧本中，塞梅斯基民歌传统和当时的政治宣传以及政治动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表现伟大卫国战争的曲折历程。塞梅斯基民歌中最为常见的有关流放西伯利亚的历史记忆的歌曲用以表现战场上的送别，战士歌用以表现战场上激烈厮杀的场景，欢快的民歌和快板歌用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塞梅斯基民歌艺术在苏联时期找到了合适的文化载体，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文化体制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在苏联时期形成的塞梅斯基人合唱团也成为日后塞梅斯基民歌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基础。在当代，塞梅斯基文化遭遇了现代生活冲击，传统的“塞梅斯基人的文化空间”被弱化。塞梅斯基人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塞梅斯基人”经历了从“宗教—社会”群体到“民族—文化”群体的转变，这与文化遗产运动密切相关。“塞梅斯基文化空间”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以民歌为代表的塞梅斯基文化开始得到官方的重视，出台并推动了一些旨在复兴塞梅斯基文化的项目，这可视为塞梅斯基文化空间新一轮的文化再生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空间”的定义，“文化空间”更多地指向“物理空间”和“周期性时间”，为突出“文化空间”的特殊性而确定其边界。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能会对“文化空间”产生封闭和僵化不变的误解。事实上，即使被视为最保守的塞梅斯基文化，其存续和发展也是具有创新性和开放性的。根据列斐伏尔对“空间”的阐释，空间是通过人类主体的有意识活动而产生，应阐释其物质、精神和社会三个领域的理论统一性。其包括一定范围内的物质空间载体，也包括这一空间内的思想文化、观念意识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塞梅斯基文化空间”恰好为我们理解“文化空间”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案例。“塞梅斯基文化空间”之所以在外贝加尔、西伯利亚乃至俄罗斯都具有独特性，与塞梅斯基人这一群体的旧礼仪派信仰、被流放和开拓新地的历史、恪守传统家庭观念、与当地土著居民的交往交融等因素密不可分。因此，“文化空间”可以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等不同维度来解读。反过来，当这些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一旦弱化或者消失时，其特有的文化空间就很难存续。20世纪90年代，在当时的外贝加尔地区，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旧礼仪派教堂，也没有受过训练的神职人员。塞梅斯基人的传统文化也逐渐消失，传统手工艺、绘画、雕刻、服饰缝制，这些文化事项只存在于出版物、博物馆之中。相比较而言，塞梅斯基歌唱艺术存续状态尚佳。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塞梅斯基人聚居的村庄进行的社会学调查表明，塞梅斯基人最具标志性的民族文化事项便是歌唱艺术。即便如此，塞梅斯基人的歌唱艺术也出现濒危状况，苏联解体以后，集体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改变，并深刻影响着塞梅斯基人社区。到21世纪初，由于年轻人大量涌向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人口仅剩下800余人，且以老人居多。塞梅斯基歌唱艺术依靠的是苏联时期各个村庄（集体农庄）成立的合唱团，这些合唱团老龄化十分严重且经费困难。阿尔汉格尔斯克合唱团团长安娜·季托娃回忆道，“1991年到2001年期间，我们合唱团经历了一段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给我们经费，合唱团老一辈成员相继离世，那时是我自己拿出养老金充当团费”。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状况在外贝加尔的塞梅斯基人村庄具有普遍性“。塞梅斯基文化”成为老年人的艺术。到21世纪初，塞梅斯基文化处于濒危状态，而正因于此，它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命运发生改变。2001年，“塞梅斯基人的文化空间与口头文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于保护塞梅斯基文化无疑是最大的推动力。塞梅斯基文化成为文化遗产之后，复兴塞梅斯基文化成为地方政府、文化机构、科研机构、地方精英和塞梅斯基人的社会和宗教组织共同的事业。布里亚特共和国塔尔巴嘎台区为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做出重要贡献，其所在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在传承和保护塞梅斯基文化方面出台了诸多政策，如规划《研究、保存和发展塞梅斯基文化（2001—2006）》，等等。作为塞梅斯基人另外的一个聚集区，外贝加尔边疆区红奇科伊区政府举办了“塞梅斯基圆圈舞节”（Семейская круговая），在节期举办不同类型的展演活动、民歌比赛、学术会议等，构成了塞梅斯基文化的展示空间。红奇科伊区在宣传中强调，通过圆圈舞节的举办，红奇科伊区成为“塞梅斯基文化中心”，也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圆圈舞节自2012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举办多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表1）从圆圈舞节的活动设置上可以看出，塞梅斯基民歌在圆圈舞节贯穿始终。这与红奇科伊区举办的庆祝丰收的“金色的土地”文化节有相似之处，每个展示本村农产品、手工艺品的展位都有穿着塞梅斯基民歌传统服饰的合唱队在表演，他们不间断地唱着塞梅斯基民歌，活动的最后还有塞梅斯基民歌竞赛。在圆圈舞节上，“我们的传统”民歌比赛已经举办多届，参赛队伍逐届增多，由十几支到二十几支，再到三十几支。其他地区、民族的合唱队，如当地的埃文基人和布里亚特人的艺术团也参与进来。据组织者称，“这些团体仍然保持着自己父辈古老的多声部歌唱技巧，所有的队伍演唱的都是本地歌曲，都是在自己的村庄中从老人那里记录下来的”。圆圈舞节是塞梅斯基民歌存续状况的检阅，对塞梅斯基民歌的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圆圈舞节的组织者特别重视塞梅斯基文化的活态展示。前四届塞梅斯基圆圈舞节均是在6月举行，会期与圣三主日重合，这可能是组织者的有意安排。在首届圆圈舞节上，阿尔汉格尔斯克民间合唱团在团长安娜·季托娃带领下向观众表演了传统的圣三主日的节俗。节前，村庄内外挂满了白桦树枝，人们用布条装饰白桦树枝，并亲切地称之为“干亲家母”（кумушки），节前挂白桦树枝有净化空间之意。合唱团一边唱着民歌《我们的小夜莺》，一边和来宾手挽着手跳圆圈舞。随后，合唱团带领人们来到河边，举行白桦树枝送别仪式，在优美的圣三主日圣歌声中，姑娘们将用白桦树编织的花环扔进水中，以致祝福。第二届圆圈舞节举办了“雪松节”，雪松是塞梅斯基人制作工艺品的重要原材料，雪松的种植、采集和加工是重要的手工艺。第五届圆圈舞节中，主办方提供了收割和丰收仪式的展示，这些仪式属于农业节俗，源自古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乞求神灵“长胡子的伊利亚”让来年有一个好收成。这说明，塞梅斯基文化中还具有多神教的文化遗存。官方推动的文化项目让塞梅斯基人有了更多的展示机会，在弘扬塞梅斯基文化的同时，专注于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这些项目有力推动了塞梅斯基文化的传播，但对于塞梅斯基文化本身而言，其衰落的趋势无法逆转。以阿尔汉格尔斯克村为例，至2016年前后，该村合唱团只有8位成员，且年龄偏大。相比于成员老化，缺少资助更让合唱团举步维艰。合唱团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都是在各成员家中排演。通过圆圈舞节等展演活动，当地政府也意识到保护民歌合唱团的必要性，政府每月向阿尔汉格尔斯克合唱团发放10000卢布作为活动经费。团长安娜·季托娃均分政府发放的经费，向合唱团的每位成员发放1000卢布，“让合唱团成员免受丈夫责骂”。政府发放的活动经费缓解了合唱团燃眉之急，但对合唱团而言仍是杯水车薪。没有坚实的基础设施，存续良好、吐故纳新的文化空间滋养，民间合唱团则无法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反过来，没有民间艺术团体的支撑和当地社会资源的支持，塞梅斯基文化空间的传承和延续也面临困难。在20世纪初之前，我们称塞梅斯基人为“塞梅斯基人（旧礼仪派信徒）”，这并无异议。“塞梅斯基人”和“旧礼仪派信徒”是一体的关系，塞梅斯基人是迁徙至外贝加尔地区的旧礼仪派信徒的后裔。而如今，塞梅斯基人已多不再坚守旧礼仪派信仰，“塞梅斯基人”和“旧礼仪派信徒”则成为相互区分的不同身份。塞梅斯基人从“民族—信仰”群体转变为“民族—文化”群体。经历了苏联时代无神论的宣传和政治实践，塞梅斯基人中的旧礼仪派信仰早已衰落。例如，作为塞梅斯基人歌唱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赞美诗已经失传。1999至2005年，研究人员在红奇科伊区的调查中只记录了5首赞美诗。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施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在外贝加尔地区旧礼仪派信仰的恢复却很艰难。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东正教复兴的浪潮下，很多塞梅斯基人已经不再坚持旧礼仪派信仰，而是加入了东正教会。在第四届圆圈舞节（2016年），主办方邀请了旧礼仪派教会的代表为到场嘉宾祈祷，举行洒圣水仪式。东正教会当地教区主教对此极度不满。与此同时，旧礼仪派信徒也超越了塞梅斯基人的范围。在外贝加尔边疆区，也有正式注册的旧礼仪派宗教组织：如库安达村的圣徒东正教会和赤塔市的赤塔圣洁烈士和忏悔者阿瓦库姆教会。还有一些没有注册的旧礼仪派教会组织活跃在红奇科伊区。这些教会组织成员不只是塞梅斯基人，还包括哥萨克、西伯利亚的本地人和移民（这些旧礼仪派信徒不属于塞梅斯基人，也不是塞梅斯基人的后代）。有着“塞梅斯基人”身份认同的老人将文化特征（民歌、方言和仪式）和迁徙而来的旧礼仪派后代（居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作为确认其身份认同的最主要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塞梅斯基人具有旧礼仪派教徒身份。我们在对当地人的访谈中发现，塞梅斯基人自我认同的重要的特质不再是旧礼仪派教徒身份，而是塞梅斯基文化的载体。我们是塞梅斯基人，我的父母是塞梅斯基人。我们不是西伯利亚人，也不是哥萨克人，我们拥有自己的一切——民歌、方言和仪式。我们和他们是完全的不同的人，我们更加欢乐和友爱。我们都是勇敢的人。（玛丽亚，生于1917年，外贝加尔边疆区红奇科伊区阿利比图伊村村民）在阔羌（阿尔汉格尔斯克村）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塞梅斯基人，整个奇科伊是混合的，有西伯利亚人、布里亚特人、哥萨克人，甚至还有茨冈人。（阿丽娜，生于1938年，外贝加尔边疆区红奇科伊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村村民）来自国际的认可（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有助于提升塞梅斯基人在社区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当地知识分子谈道，“十五年前，他们会隐瞒自己是塞梅斯基人的身份，他们甚至为此感到羞耻。但现在出现了一股自我认同和对保持这种文化的长者尊重的浪潮，人们为此感到自豪”。近年来，在红奇科伊区，认同自己是塞梅斯基人的比率已经有所增加。根据外贝加尔大学在红奇科伊区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当地居民自我认同分为两个部分：40%的居民认为自己是塞梅斯基人，41%的居民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人。这说明，认为自己是塞梅斯基人和俄罗斯族人的比例是基本持平的。此次调查也呈现出了塞梅斯基人的认同危机，即年轻人的认同感偏低。受访者中年龄越小，认为自己是塞梅斯基人的比例越低。新一代不把自己视为塞梅斯基人，而是俄罗斯族人。有一半的受访者（约47%）认为塞梅斯基文化“是老年人的文化”。老年人群更能感受到塞梅斯基人和其他民族文化群体的差异性，而年轻人群体则感受不明显。如果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塞梅斯基人的自我意识、归属感和认同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不突出。自认为“塞梅斯基人”和“俄罗斯人”的两个群体对塞梅斯基文化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在认同“塞梅斯基人”的群体中，有37.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塞梅斯基文化的追随者”，而在认同“俄罗斯人”的群体里这个比例只有12.6%。认同“塞梅斯基人”身份的群体对塞梅斯基文化的了解程度和认可度较高，选择对“塞梅斯基文化”不了解和不感兴趣的受访者仅为10%和5.8%，而认同“俄罗斯人”的受访者的选择为26.3%和12.6%。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独立之初，“旧礼仪派”“塞梅斯基人”的认同早已衰落。旧礼仪派信仰的衰落，塞梅斯基人城市化进程加速，如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青年人大部分已经离开村庄，塞梅斯基人离开了其文化空间，塞梅斯基文化的没落是必然的趋势。如今，塞梅斯基文化再次成为红奇科伊区乃至外贝加尔边疆区的文化名片，现在是通过外部的力量，这其中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认可，国家将传统文化视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知识分子再次将塞梅斯基文化视为古罗斯文化延续至今的代表，当地社区借塞梅斯基文化提高当地知名度，更多获取国家资源和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基础。这些措施能否成为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塞梅斯基文化空间，还有待时间检验。塞梅斯基文化空间是在独特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空间中生成、传承与发展的。18世纪下半叶，旧礼仪派信徒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在新居住地，在极为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塞梅斯基人不仅没有失去他们的文化特色，反而增强并传承给后代。如果总结塞梅斯基文化空间形成的原因，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命运的共同体，宗教的狂热以及沙皇政府不人道的、孤立主义政策都是重要因素。在此艰难处境下，塞梅斯基人形成了严守祖先传统、尊重家庭价值的风俗和习惯。塞梅斯基文化空间生成的条件在未来民族发展过程中都不会受到重现，因此，独特的塞梅斯基文化在文化多样性的视角下弥足珍贵。无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空间”概念的使用，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或者是官方和知识界对塞梅斯基文化的关注，“保持传统”都是塞梅斯基文化的重要标签。官方和知识界都在宣扬“保持传统”对于当代的意义，如保持民族文化的根脉、民族与国家认同的资源，等等。而在塞梅斯基文化空间的案例中，塞梅斯基文化之所以得以延续传承，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打破“传统”。塞梅斯基民歌是诞生于中世纪俄国的教堂音乐，塞梅斯基人挣脱旧礼仪派教会的束缚才将其发展成为塞梅斯基文化的符号。在苏联时代，在旧礼仪派信仰逐渐消亡、塞梅斯基文化日益凋落的背景下，塞梅斯基民歌和苏联文化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到了当代俄罗斯，塞梅斯基文化又因国家文化战略、国际社会的承认而获得了生机。塞梅斯基文化不是封闭、守旧、默守成规的，相反，它的开放、创新使其获得延续。塞梅斯基文化空间的案例为我们呈现了由权力主导的文化再生产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塞梅斯基人从“分裂者”“守旧势力”变为俄罗斯文化的代表，从被贬损、污名化的地位转为民族文化的精粹，甚至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代表，精神—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这种文化再生产机制是国家文化政治的表象，同时也与国际上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密切相关。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是对全球化的反思，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视。俄罗斯虽没有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但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关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甚至将传统文化上升至文化安全的层次，并将2022年确定为“俄罗斯各民族文化遗产年”，出台了《俄罗斯非物质民族文化遗产法》。俄罗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对我国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借鉴意义，是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的他山之石。
关键词：塞梅斯基人；旧礼仪派信徒；文化空间；民歌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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