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联合国的相关遗产事业中，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2年启动全球重要农业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这一遗产类别，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①。我国是世界农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如稻作农业），农耕历史在1万年以上，是古代文明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农业遗产十分丰富。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来看，农业遗产实际包含除“自然遗产”外所有的文化遗产门类②。总体上说，农业文化遗产从概念上类同于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当然，农业文化遗产不同于一般的农业遗产，它更强调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系统、农业技术、农业物种、农业景观与农业文化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生态与传统社会的可持续性④。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乡土性的，“土地”是最接近于人性的“神”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依据正是源自乡土社会。因此，从学科角度上看，与其最接近、最有代表性的应为农学。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体系的概念（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或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在“文化”一词后面使用“系统”。其实，无论是“系统”还是“体系”，大致都是英文“system”的译用。笔者认为，使用什么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传统的中华文明中找到和确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属于我们自己的“体系—系统”。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一、整体系统
笔者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时，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之以“生生遗续”体系⑦。这一体系大致包括3个层次和要素，即总体系（system），次体系（sub-system）和核心元素（key elements）。其中，“六生”为次体系，每一个次体系中又有各自的核心元素。在“六生”中，农耕文明为基理。其整体形制如图1所示。
（一）生命礼仪
“生生”的第一层意思是生命。在我国传统对生命的认知里，“天人合一”是一个生命合成式表述。特别是人生的生命礼仪构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红白喜事”。中华文明大体上属于农耕文明，一切生计皆来自农业，民俗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大多与之有涉，比如古代帝王祈年仪式就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盼丰年。“年”的甲骨文为“图片”，像一个侧身站立的人头顶一束禾，意思是人把收割成熟的稻谷举在头顶，表示丰收。所以，“过年”指庄稼成熟，即收成之意。《说文解字》中释“年”为“谷熟”⑧。换言之，在我们的民俗中，“年”是压轴的。
（二）生态亲和
我国人民对生态的认知以“自然”为至上，它不仅指客观存在，也指自然存在的规律（道），而人即列其中，“天人合一”是谓也。在“天地人”这个组合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村落的主体为“自然村”。人之生命与心性为配合自然节律之产物。这其中不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比如，《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⑨由此可知，我国的“音乐”原是“道法自然”的产物。
（三）生计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生命、生活传承的“活态方式”，最有代表性的方式是生计——人要“活着”。而人类的生计方式至为重要者是粮食、是食物，“民以食为天”是谓也。“天时—地利—物候”皆围绕之。《周易·无妄》曰：“以茂对时，育万物。”⑩即遵守时令培育万物，才能得到丰产。《尚书·尧典》曰：“食哉，惟时！”⑪我国各地的饮食特点也反映了独特的地方性生计方式，而传统饮食制作技艺也成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
（四）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之于生计关系重大，由此也发展出独立的工艺技术的分类和体系。逻辑性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手工技艺也因此意义重大。《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述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情况，即所谓“百工之事”，着重介绍车舆、宫室、兵器以及礼乐之器等的制作和检验方法。另外，其对礼乐中的钟、磬、鼓等形制以及相关乐器的制作，都有详细描述。《考工记》将“百工之事”分为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⑫。对车舆、宫室、兵器及礼乐诸器等的制作有详细记载，开创了中国古代手工艺的分类制度。这些都属于传统手工艺的范畴。
（五）生业组织
我国古代通常将行业称为“生业”。在生业百工中，首先为务农，这是因为我国的“农本”传统。后来所称的“业缘”，其中有许多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各行各业，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四民方可乐业，国家方可安和。正如《汉书·食货志》云：“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⑬
（六）生养制度
“生养”是生物继嗣的自然本性，没有生养就必然导致物种的灭绝，这便是自然的道理。“生养”指自然天性，自然规律，所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⑭。而在各行各业的“英雄祖先”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农业始祖，即“农神”。我国历史上的农业始祖虽不统一，但教民植农、尝百草者大都为明君，如燧人氏、神农氏、轩辕氏、伏羲氏等。这也体现了中国政治思想上的“民本”观念⑮。
在上述的“六生”传统中，“传承”无疑是至为重要的内容，其原则之一是“整体传袭”。我国现行的传承，特别强调功利性和操作性，包括诸如生产性传承的原则，以及对象传承、行业传承、个人传承、家族传承等传承范围，还有引入性传承、指导性传承、示范性传承等传承模式，亦有观念性传承、行为性传承、身体性传承等传承类型。这样的传承，看起来分得很细致，却可能对遗产形成伤害，原因是将中华文明的整体价值撕裂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遗产本身是一种认知价值下的知识、经验、技能的整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传承，或以特定语境的功能性需求，只能是求其“象”而非循其“脉”的“利用—利益—利己”传承。当下诸如“开发利用文化遗产”的口号时现于各类媒体，其潜台词是：因为遗产有可利用的价值，所以我们要保护。这虽不能说错，但却偏颇。同理，我们在建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时，需要凸显的是自古延续的整体传承，包括“天道—义理—知识—经验—技术”于一体的完整系统。
二、文明根脉
如上所述，我国当下的非遗保护与研究，由于对学科建构的急切性，更多地着眼于眼前相关学科的功能性需求，而忽略或轻视了传统的文明根脉和文化基因。特别是未能将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基理的“农学”植入和嵌入，或是未能将其视为核心价值，而是围绕现行教育体制中的“表象关系”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建设。笔者发现，在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的建构中，缺乏对农业的重视，导致明显的急功近利式的诉求，有舍本逐末之嫌。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整体上属于农耕文明，以“农耕—游牧—山地—海洋”文明为融合。我国古代把国家称为“社稷”，可见一斑。“社稷”可以简述为：国家最重要的事务是祭土（社），最紧要的事务是粮食（稷）。根据学者的考述：“从原始农业时代中期起，粟就居于粮作的首位，是北方人民最大众化的粮食。粟的别名为稷，用以称呼农神和农官，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⑯这说明中华文明“以农为本”。
就传统的农耕文明而论，“地（土）”通常与“天”并说，具体而言，就是天时与地利的配合。《说文解字》云：“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⑰“社”即为典型意象。《说文解字》释之曰：“地主也。从示、土。”⑱又释：“土，地之吐生物者也。”⑲这是人们最为直觉的认知。《管子·形势解》曰：“地生养万物。”⑳土地生长粮食，养育生命，我故尊之，贵之，祀之。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以稷（粟）为谷物的代表，谷物之神和土地之神（社）合为“社稷”，共同受人们祭祀礼拜。社稷之祀成为国家之祀㉑。
所以，我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政治”即“农本”。“政”从正。《说文解字》释：“正，是也。”而“正”即“政”。《说文解字》又释：“政，正也。”㉒《尔雅·释诂》曰：“正、伯，长也。”郭璞注：“正、伯，皆长官也。”㉓“邑”为城，源于农。《说文解字》释：“邑，国也。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㉔而城邑源自乡土，尤指乡村㉕。《释名·释周国》云：“邑……邑人聚会之称也。”㉖初时为乡土的交流场所。吕思勉认为，在所种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个聚居之所，是之谓“邑”㉗。这也是“井田制”的基本形貌。“邑”大致属于“公田”范畴㉘。
就农业而言，土地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田畴，并形成“田理”之道。中国“道理”之大者从“田”而来；“田理”不仅涉及认知价值、国家方略、管理制度、知识谱系等，更关乎民生大计。一些重要领域的概念皆与田土存在历史关联，诸如田地、疆界、井田、城邑、里甲、邻里、坊市等皆与之有涉。简言之，地为“方”，“田”为“方”之样榜，是为“天下田理”。可以这么说，要了解中国，需明鉴“田理”，因为，“理”从“田”来，“理”在“田”中。
这样的逻辑推导出农耕文明的关联序列：永远的农业指望永续的土地，永续的土地生产丰足的食物，丰足的食物提供人类身体能量和生命的维持与延续。这也是社会伦理之第一要义。管子有一句著名的箴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㉙这说明传统的礼仪建立在田粮富足之上。在中国，维护社会秩序之“礼”，原本与饮食有着内在关联㉚。《礼记·礼运》言之凿凿：“夫礼之初，始诸饮食。”㉛表面上粮食与礼仪并重，甚至有“礼”同于“邦”之假义，但二者相形，实食前礼后。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不少类型都与传统“礼仪”有关。
在一般人的眼里，“三农”之农事平常、平凡，故常被人们置于“世俗”范畴。然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迥异之处在于：“俗”者亦“圣”。所谓“俗”，其象形为“人”靠着“谷”。《说文解字》曰：“俗，习也。从人，谷声。”㉜文字学阐释，“俗”与“欲”有关，本义指七情六欲的俗人。白川静释俗中的“谷”为“容”，表示在祭祀祖先之时的祖庙和祭器 。祭器上隐约朦胧出现神的身影，是为一般性的信仰和仪礼内容。而“俗—欲”之通，有世俗、习俗和凡俗之义，亦有卑贱、低俗之义㉝。这反而说明农业中的“神圣—世俗”，也构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体内容。
农业与食物生产首先是满足人之自然生存，在此基础上产生食物之美味体验（文化）。中国饮食的最大特点是，多元饮食本味与反哺之中和。从农业的角度，“和土—天时”配合，养育土地，所谓“阴阳之化，四时之数”㉞。“味”有一个前提，由“尝”来实现。《说文解字》云：“尝，口味之也。”㉟张光直说，到达一个文化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㊱。古时，“尝”也是一种祭礼，即在秋收时节祭天帝和社稷的礼数。《礼记·王制》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㊲在这里，“品尝”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生理“品味”，而成为一种对“时”的遵从。
我国与时间有关的词汇、词语皆有“日”。传统的农事、农耕、农作无不以时为准，为据。“时”，甲骨文图片即图片（止，行进），加上图片（日，太阳），表示太阳运行。其造字本义为太阳运行的节奏，季节。《说文解字》释：“时，四时也。从日寺声。”㊳《管子·山权数》云：“时者，所以记岁也。”㊴《淮南子·天文》云：“四时者，天之吏也。”㊵《韵会》云：“时，时辰也。十二时也。”㊶“辰”有天辰和地辰之分，二者相辅相成。天辰是星象，地辰是农具、蛰虫。《尔雅·释天》释：“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注：“龙星明者以为时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时候主焉。”㊷即主春时、农时。《说文解字》释：“晨，房星，为民田时者。”㊸“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㊹有的学者认为，辰如龙象㊺。
由时可知，古代天、地、人之“三才”观念，构成了一个时空整体合一的“认知—知识—表述—实践”体系。特别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属于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农耕文明之中（图2）。2016年，“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二十四节气鲜活地反映了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实情。王祯《农书》中的“授时图”，是“天地时物”的细致图释（图3）。
二十四节气
由此可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的农学关系密切。然而，今天在建构“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中几乎忘却了这一最为重要的文明根脉和文化基因。即使是与学科相对应的“农学”，也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这是一个重大缺失。笔者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学科依据、常理依据，不是其他，是农学。
三、非遗与农学
大致上说，我国传统的农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分支越来越细，进而建构出宏大的农业学体系。这个体系在专业方面包含许多分支学科，而且是一个连续体。传统农业中有许多内容、因素、元素属于博物学范畴，比如土壤种类、山石构造、地方气候、雨量情形、林木种类、动植物分布、独特物种、地质情况、河流水系、物种适应等，这些都是“地方性”的博物学原理，而区域性农业其实是建立在这些因素之上。
日本学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农学体系之分布，可供参考：（1）农学原论（农学史、农林水产业·农村·农学的本质与课题、价值目标、研究方法、体系关联学科）；（2）生物生产环境科学（围绕生物生产的环境条件关联学科，如气象学、宇宙情报学、水文学、杂草学、鸟兽害学、害虫[昆虫]学、农地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海洋生态学、微生物环境学、栽培植物起源学、地球环境学、地理情报体系学等）；（3）农学生命科学（分子、细胞水平领域的生物机能利用关联学科，如应用生化学、分子细胞育种学、生物情报学、微生物科学、生物机能科学、食品生命科学等）；（4）生物生产科学（植物、动物、海洋生物、微生物育成·管理·利用的关联学科，如作物生产学包括作物学、育种学、果树、蔬菜、花卉、园艺、栽培学、热带农学、干燥地农学等，森林育成学包括森林学、育林学等，动物生产学包括遗传育种学、生殖生理学、动物营养科学、生体机构学、草地管理学、动物生产管理学、兽医学等，海洋生物生产学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学、海洋资源利用学、水产资源管理学等，微生物生产学包括酵素化学、微生物育种学、发酵化学、酿造学等）；（5）关联产业科学（支持生物生产的资材产业以及生物材料的流通、加工关联学科，如农艺化学包括肥料学、农业学、化学生产资材学等，生物生产机械学包括生产·加工机械学、设施工学、作业系统学、作业机器人工学，生产能源科学等）；（6）生物生产·社会—经济学（围绕生物生产·利用的经营、经济、社会关联学科，如人口学、食料经济学、农林环境经济学、农林水产经营会计学、农业金融论、生物资源经济学、经营信息学、地域经济学、农村社会学、都市·农村关系论、国际农林水产经济学、农史学、农业地理学、生物生产伦理学、家政学[家庭经营学]、食文化学、健康学等）；（7）环境创造学（生物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综合性环境创造关联学科，如环境整备学包括农地整备学、水环境工学、地域环境创造学、森林环境学、造园学、环境设计学、景观学、农村地域规划学等，环境保全·修复学包括水质保全学、绿地环境保全学、森林·山地保全学、地域环境保全学、沙漠化防治学、干燥地绿化学、农地修复学、水质净化学、大气净化学、废弃物利用学等）㊼。我们相信，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未来延伸的分支学科还会与日俱增，但农学的根基不能丧失。
众所周知，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历史，还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民俗”都是一个绕不过的领域。大致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俗”的生活和生命表演。在中国，“乡土”的基本指喻范畴就是“风俗”，并被赋予特殊的内涵和特别的意义。“民俗”与“风俗”的表述和含义交错，有时可互用㊽。古代的“风”与“俗”不是同类词，是对照词。据方志云：“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成为俗。”㊾意思是说“风”由自上而下的教化所生产，“俗”则是基层民众自我教化的结果。《汉书·地理志》还有另一种说法，即“风”由自然因素促成，“俗”则由社会条件决定。孔子曾在论及礼乐时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㊿风俗成了建立社会伦理基本的范畴。
以传统的农学论，由“农桑”演化出来的民俗非常多样。“农桑”为我国古代传统农耕文明之泛称，其中“耕织”（农桑）是两个无法拆卸的有机构造的组成部分。故我国古代农书中大多说农必言桑，王祯《农书》最详，以“农桑通诀”贯通之：“《农谱》有蚕事者，盖农桑衣食之本，不可偏废。”51在华夏农耕文明体系中，耕与织（男耕女织）互为逻辑，男种地，女织衣，“女不织，或受之寒”52，这也形成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特殊形态，全世界唯中国独有。自古以来，农有“神农”，织有“嫘祖（蚕神）”。
从名实学表述传统的角度，在中国，只要是正业，必有其正名。“农”有“先农”；“蚕”亦有“先蚕”，即以元妃西陵氏为始祭之。自周建坛以后，历代因之53。“稽之古制，后妃祭先蚕，坛、壝、牲、币如中祠，此后妃亲蚕祭神礼也。”54男耕作，其神可溯黄帝——社稷之共主；而蚕神为黄帝元妃嫘祖，史传其族属西陵氏。《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55正是这位正宫娘娘“始教民育蚕”56。嫘祖的故事在民间演化为许多民俗活动，尤以女性活动为多57。
我国古代的蚕桑丝织技艺除满足人民的生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农桑—农商”，即作为物流交通、商业贸易的重要物品，故有所谓的“丝绸之路”，更有今日之“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这说明纺织在古代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古罗马帝国最早因丝绸之路上丝织品的传播，称中国为“丝之国”。中国古代纺织品采用麻、丝、毛、棉的纤维为原料，纺绩（纺纱、缉绩、缫丝）加工成纱线后经编织（挑织和机织而做成布帛，通常称纺织品。不同时期的纺织品是衡量人类进步和文明发达的尺度之一58。
农桑传统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特殊体制，使耕织事务很自然地成为我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内容，其中最为著名、最为典型，也最有特色者为《耕织图》。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登载了以农具为主的插画约300幅。这些图不是王祯原创，主要是参考楼璹《耕织图》和曾之谨《农器谱》的图绘内容。楼璹的《耕织图》虽然既有图又有诗，但其本质是对现实的记录和反映。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古代的耕织诗图体例，现存《耕织图》大多以南宋楼璹或清代康熙年间焦秉贞所绘版本为祖本。楼璹《耕织图》有耕图21幅、织图24幅，每图都附以一首八句五言诗，把传统文人诗画一体的形式呈现在农事、农业、农具之中59。
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也是礼教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强调耕读文化是自然的、逻辑性的，并由此演化成为人们最为普遍的认知价值，也形成了最为普通的生活状态——“耕读并举”“半耕半读”“耕读传家”“晴天耕作、雨天读书”等。但“耕”不只是下田耕作，泛指包含农耕基础上的所有生产活动，如渔、樵、采、集、殖、织等；“读”亦不仅指简单的读书，泛指包含着整个有关道德礼义、教化伦理的内容，如教育、科举、孝悌、祭祀、红白喜事等（图4）。“耕读”与其说是具体行为，更重于文明价值。
今天我国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与类别和传统的“耕读传家”存在历史性关联，重要的是，这些类型深刻地包孕着中华农耕文明的“基因”。
耕读文化基因
结语
随着我国“遗产战略”的推行与深化，特别是在建构与西方遗产的“政治话语”相抗衡的重要范式过程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只有在中华文明的根脉上继承属于“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方能够既根植于“长时段”的历史积淀，又能解决当下所面临的学科上“非遗建构”的急需。而要做到二者兼顾，窃以为，“文明根脉—农学基理—非遗建构”三位一体方为合理。
（作者系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一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文化遗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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