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农业起源与发展史，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出现比较成熟的农业生产体系，浙江余姚河姆渡、陕西西安半坡等是典型代表。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体系更是日渐成熟与完善，进而在整个国家层面形成了浓厚的重农理念与思想。这一思想，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有了萌芽，此后经过夏、商，到西周初期形成比较明确的理念，战国时期更是被作为一种系统性概念而提出。与此同时，重农思想亦逐渐被统治者采用进而转化为一种统治实践，形成了“以农为本”的立国之策——魏国李悝、秦国商鞅等的政治实践即是典型体现。而随着农本思想成为统治国策，经过国家层面长期的制度性规范与宣传教化，到秦汉时期，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与定居农耕社会初步形成。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与定居农耕社会的形成，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以农为本”的重农理念。翻阅古代文献，相关记载可谓比比皆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业不仅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是民众衣食与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也是施行民众教化、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所在。正如英国著名农业科技史家白馥兰所说的那样：“中国农业还不仅仅是一种物化活动，而且同时也是政府实行社会管理和伦理思想统治的基础。中国人本身对农业的界定，是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和兴国之‘基’的。”基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其中“劝农”即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目的在于提醒统治者（尤其是地方官员）重视农耕、劝勉民众致力于农业生产，以保证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农有丰收、民有衣食、官有租赋、国有治安。在中国古代，劝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传统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之一”。

　　总之，受以农为本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形成了非常浓厚的重农、劝农理念与传统。这一理念与传统，渗透于上至国家政治、下至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表达与呈现形式。大体来说，我们可根据表达所依赖的媒介或类型将其分为四个方面，即口头传统、仪式行为、文字书写与图像系统。其中，与重农、劝农传统相关的口头传统，主要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种口头叙事，如故事、传说、谚语等；仪式行为，即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多样化仪式活动，其中既有籍田礼等官方仪式，亦有照田蚕等民间仪式；文字书写，即记载农业生产活动与表达农业重要性的文字记述，如劝农文、农书等；图像系统，即描绘农业生产活动的各种图绘形式，如耕织图等。当然，这四个方面，并非截然分立，而是相互联系与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式与内容多样，却也有其一致性的地方，即深刻体现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且充满强烈的劝诫性意味。下面，我们即从这四个方面，从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古代重农、劝农的多样化表达体系略做描述与分析，进而对农业生产与中华传统文明间的有机逻辑联系略做分析与探讨。

　　一、口头传统：农业生产的“神圣性”表达与知识传承

　　口头传统，即“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史诗、歌谣、说唱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文类以及与之相关的表达文化和口头艺术”。历史上，受农耕传统的影响，曾产生大量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神话、传说、故事等口头表达形式，很多口头传统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其中一些还进入正式的历史书写而成为“正史”与“信史”。

　　在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种口头传统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与农业起源相关的故事、传说与神话等，比如农业始祖后稷神话。《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为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弃之陋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这段有关后稷的文字，虽进入《史记》而成为“正史”，但其最初肯定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进行流传，今天陕西武功等地仍旧有与其相关的传说故事流传，《农业始祖后稷传说》被列入陕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按后稷神话与相关文献记载，后稷生而卓异，好稼穑而成为农业之始祖。除后稷外，神农亦被认为是农业的发明者，“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这一神话虽也进入文献，但其早期肯定也是以口耳相传方式流传。众所周知，农业的发明绝非一人、一时之事，但为何还要将其放置于一位神异的圣人身上呢？姑且不论这两个神话产生的具体动机何在，从重农、劝农的角度来说，有将看似普通的农业生产“神圣化”的意味在里面，其背后目的则在于凸显农业生产的不平凡与重要性。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如马文·哈里斯就认为，印度圣牛崇拜的实质，是基于母牛所具有的无可取代的社会经济功能（农业畜力、肥料与燃料的重要来源等）而对它们所进行的人为神圣化。

　　与农业起源相关的类似的神圣化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蚕业起源与蚕神的传说。其中，在南方地区广泛流传的有嫘祖、马头娘或蚕花娘娘等传说。以马头娘传说为例，说古时有一女思念远行的父亲，向家中所养之马许诺若能载父而归便嫁给它。马载父而归，女却违背诺言并将此事告知其父，父怒而杀马并剥其皮。一日马皮卷女而去并于树上化为蚕，邻家取而养之，收获甚丰，由此养蚕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此故事最早见于晋干宝《搜神记·马皮蚕女》，其文以“旧说太古之时”开篇，说明其最早是以口耳相传方式流传的，在我国江苏、浙江等蚕桑产区至今仍被广泛讲述并衍生出诸多的版本。北方地区则有蚕姑传说，比如辽东满族柞蚕养殖区流传的《蚕姑姑的传说》《蚕姑娘》《蚕姑姑的来历》等故事，发挥了解释农事信仰、传授生产技艺等多方面的作用。这些故事虽然内容与情节各异，但共同的特点在于对养蚕的起源做了“神圣性”的解释。再比如在河北、山东等地广泛流传的麦王奶奶故事。相传麦王奶奶是一位老太太，曾帮助人们抗旱而确保了小麦丰收，人们为报答其恩情并祈求麦作丰收而祭拜她。正如一首流传在山东等地的民间歌谣所唱的那样：“麦王奶奶从南来，身穿红袄藕色鞋。麦王奶奶实是灵，手拿扇子扇太平。一扇风调并雨顺，二扇叫它挡冰雹。三扇防备蚂蚱咬，四扇扬场遇匀风。五扇大囤满小囤流，家家吃穿都不愁。”人们相信麦王奶奶能保证麦子的丰收，为此于农历三四月间举行仪式供奉她。此外，各地流传的诸如棉神故事、藕神故事等，也都是将农业生产“神圣化”的表现。

麦王奶奶神像，河北，拍摄者：王加华

　　还有一些传说，表面上看与农耕生产无关，但其背后却有农耕生产的印记，体现出耕织生产的深刻影响，作为我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的牛郎织女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牛郎织女故事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至少在先秦时期已有这一故事的影子，汉代逐渐定型，魏晋时期又与七夕结合而最终发展为后来的内容。我们在此关注的问题是，故事的主人公为何会被称为“牛郎”（牵牛）与“织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以农立国，耕与织是民众衣食之需的最主要来源，所谓“女当力蚕桑，男当力耘耔”，“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由此，男耕女织也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社会最为理想的分工模式，所谓“夫男耕女织 ，天下之大业也”。让我们回到牛郎织女故事，牛郎与织女过的即是一种男耕女织的生活。牛是传统时代最主要的农业劳动力，是农耕活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与象征符号之一，所以男主人公被称为“牛郎”；织则被认为是传统时代成年女性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因此女主人被称为“织女”。而牛郎织女故事之所以成型于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也并非巧合。前已述及，汉代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与定居农耕社会逐步形成的时期，精耕细作的传统形成并深刻影响了我国后世的农业发展模式。此外，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兴起，东西方丝绸贸易大发展，“织”的重要性亦获得了进一步提高。因此，从农耕生产的角度来看，牛郎织女故事就是中国古代重农、劝农传统的一个投射与体现。

　　除故事、传说外，更广泛、普遍的与农耕相关的口头传统是农谚。农谚，即世代口口相传的有关农业生产的谚语，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早在文字记载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其最初是以歌谣形式出现，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从歌谣中分化出来。农谚的内容，据游修龄根据《中国农谚》一书所搜集的三万多条农谚所做的统计，气象类农谚占25.16%，水稻类农谚占 14.56%，小麦类农谚占 11.45%，棉花类农谚占3.95%，蚕桑类农谚占 1.13%。农谚的这一分布态势，与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完全一致。农业生产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传统农业主要靠天吃饭，必须遵循气象等自然节律，这既是前提与基础，也是决定农业生产能否丰收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必须给予足够重视，由此导致气象类农谚所占比例最高。水稻与小麦分别是南北方地区最主要的农作物，棉花与蚕桑是解决民众穿着的重要衣料来源，因此与这四种作物相关的农谚所占比例亦处于前列。

　　农谚是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产物，来自群众，具有通俗性、概括性、地域性、群众性以及科学性等特点，富有泥土气息，易于理解，便于记述与口头传播。农谚最主要的作用在于指导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正如民国时期《中国农谚》的作者费洁心所言：“农谚是一种流行民间最广的谚语，它是农民经验的结晶，农民立身处世、耕种饲养，都用来做标准的······中国数千年来，因农民识字知书的不多，农事著作的稀少，他们只知农谚是一种切合需要的知识，所以父诏其子，兄绍其弟，一切稼穑之事，都取法于农谚的。于是农谚便成为农家唯一的课本。农人虽然一字不识，却能念之成诵，脱口而出。”因此，农谚就相当于一套农业生产“指导手册”，指导着农民大众从事各项农业生产活动。如果我们把各种作物的全部生产过程分解为一个一个的环节，则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会有相关的农谚与之相对应。以水稻为例，从土壤耕作到播种、中耕锄草、施肥、灌溉、除虫，再到收获的各个工作环节，都有相关农谚存在。当然，作为一种口头话语形式，农谚不会自动产生、散播与传布，必须有人的参与才行，而在这一过程中，有经验的农民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通过生产经验总结而“发明”某些农谚，又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农谚传给下一代。

　　二、仪式行为：重农、劝农传统的象征性表达

　　仪式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意在通过特定的动作与辞令等表达特定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念，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意味在里面。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受此影响，历朝历代均建立了一套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官方仪式或礼仪活动，具体如大雩礼、籍田礼、先蚕礼、鞭春礼等，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彰显统治阶层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表达重农、劝农之意。受此影响，民间社会亦发展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仪式活动，并渗透于生产活动、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仪式活动的实质，亦在于彰显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教化劝农。

　　古代中国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官方仪式中，籍田礼是由帝王亲自为之的最为隆重的礼典之一。籍田，又称耤田，即“天子亲耕之田也”，“古之王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籍田，盖其义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逸也 ”。因此，籍田礼即天子亲耕之礼，其目的在于提供祭天、祭祖之需，表达重农、劝农之意，其背后的逻辑是：连高高在上的帝王都要亲自耕田，升斗小民怎么能不努力劳作呢？正如贾思勰所言：“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况夫田父而怀窳惰乎？”历朝历代，籍田礼虽然并非每年都会进行，但却一直代有举行。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帝王，就都举行过籍田礼，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雍正皇帝先农坛亲耕图》，就描绘了雍正皇帝亲耕的场景。在中央与帝王层面有籍田礼等仪典，地方与地方官员层面亦有相应的劝农之制，正如《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正月始耕……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这即汉代著名的行县、行春与班春劝农之制，主要用意即在于敬授民时、劝民耕种。在今天的浙江省遂昌县，每年春季仍会举行班春劝农活动。实际上，劝农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各级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除班春劝农等活动外，唐代之后，在地方层面举行的官方劝农仪式活动，不论是地域的广度还是民众的参与度，非立春鞭春仪式莫属。立春是传统社会的重要节日之一，其最具代表性的仪式即迎春与鞭春，又尤以鞭打春牛为胜，故立春又俗称为“打春”。在一些地方，立春鞭春会伴有相应的颂词，如在吉林海龙，“打春并颂词曰：‘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国泰民安，三打大人连升三级，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谷丰收，六打合属官民人等一体鞭春’”。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代表春天的开始，因此要进行劝耕、备耕等各项活动，而鞭春的实质即在于劝农备耕并祈求丰收。这种劝农的意味，在有关鞭春的缘起传说中即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相传东夷首领少昊率民迁居黄河下游，要求大家从事农作并派自己的儿子句芒管理这事。春天来临，句芒要求大家翻土耕田、准备播种，人们积极响应，只有老牛仍在沉睡。为了督促老牛劳作，句芒让人用泥土做成牛的形状，然后挥鞭抽打。鞭打声惊醒了老牛，吓得它赶紧起身投入劳作，当年人们获得了好收成，从此鞭春习俗便流传下来。

　　除官方农耕仪式外，民间社会亦存在着丰富多彩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仪式活动，比如各种节日中的祈农活动，如春祈秋报、二月二打粮囤等，都有祈求农业丰收的意味。在此仍以立春为例做说明。受官方迎春、打春等仪式活动的影响，各地民间亦产生了迎春、祀土神等活动，如浙江武义：“家设酒肴以祭土神，谓之作春福”，安徽泾县：“民家祀土地神。”在浙江衢州柯城区九华乡妙源村，如今立春时节仍会举行立春祭活动，祭拜春神句芒，迎春接福，祈求五谷丰登，同时举行扎春牛、演戏酬神等活动。在立春祈农等仪式活动的举行过程中，还往往伴随一定的说唱活动，如在贵州平塘毛南族立春日的迎春活动中，便边举行迎春仪式边唱迎春歌，祈求五谷丰登、儿孙满堂：

　　立春到来是春光，太阳出来暖洋洋。今天到此迎春光，迎接春牛到农庄。牛马六畜都健壮，庄稼丰收谷满仓。今天到此迎春光，天帝神君下凡阳。请你吃杯迎春酒，不会生病又健康。今天到此迎春光，五福仙君下凡阳。请你吃杯迎春酒，我们堆金又积粮。今天到此迎春光，玉堂星君到我门。请你吃杯迎春酒，儿孙满堂福满门。今天到此迎春光，天德星君来到堂。大家吃杯迎春酒，万事顺利大吉昌。

　　受此影响，在一些地方，更是产生了以仪式为辅、说唱为主的立春习俗活动，即说春，如在重庆酉阳：“立春日，州县官祀于勾芒之神，礼毕，以一人善口辩者奔走陈说，曰说春。”在长期的说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诸多的固定唱词，如在甘肃西和、礼县与贵州石阡等地，说春（实为“唱”）的内容多样，其中又主要与二十四节气、渔樵耕读等相关，如《二十四节气》《十二月生产》等，意在告知民众不同时节应做何种农活并祈求农业丰收等。

　　除上述立春等节日期间流行的祈农等仪式活动外，日常生产生活中与祈农相关的仪式亦是丰富多彩、类型多样，如江南稻作地区流行的开秧门、关秧门仪式，其中第一天插秧种田称为“开秧门”，最后一天结束称为“关秧门”。在开、关秧门的日子，农家都要置办酒席，菜肴的丰富程度仅次于除夕。其中，中晚餐要有一满碗拳头大的猪肉，俗称“种田片”，其他还有鸡蛋、竹笋、糕点等。蛋是彩头，竹笋代表节节高，糕则代表年年高、时时发。席间还要猜拳行令，称为“发从”，寓意稻发于其中。进餐时若遇上不速之客，亦来者不拒，认为多请一个客、多添一双筷，下半年就能多收一担稻谷。祈求稻谷丰收的意味一目了然。再比如在江浙稻作区流行的“照田蚕”活动，即将稻草扎成小把于稻田中点火奔跑并焚烧野草。早在南宋年间，著名田园诗人范成大就曾作《照田蚕行》诗，描述照田蚕的盛况：“乡村腊月二十五，长秆燃炬照南亩；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气飘流萤；今春雨雹茧丝少，秋月鸣雷稻堆小；侬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年田蚕好；夜阑风焰西复东，此占最吉余难同；不惟桑贱谷芃芃，仍更苎麻无节菜无虫。”在此诗的“诗序”中，范成大解释此活动的目的为“以祈丝、谷”，即祈求蚕桑与稻谷丰收。此仪式以后代有流传，且不一定只于腊月二十五进行。照田蚕仪式举行时，通常会伴有祈求吉祥的话语，如上海郊区说“我家田里长稻，别人田里长草”，浙江嘉兴的祝辞则是：“火把掼得高，三石六斗稳牢；火把掼到东，家里堆出个大米囤；火把掼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火把掼到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掼到北，五谷丰登全家乐。”总之，照田蚕习俗既体现了江南地区的水乡生态，又是江南稻作与蚕桑并重的经济结构对民众行为影响的结果。

　　即使是人生仪礼与日常社会交往等活动，看似与重农、劝农传统的直接关系并不大，但亦有其影响与印记。比如在甘肃皋兰，男女订婚仪式有这样一个习俗活动，即男方带到女方家的酒，喝完空出来的酒瓶，由女方家装满五谷，带回男方家中并播种在地里，春种秋收，生生不息。这一习俗即体现出农耕传统对人生仪礼的深刻影响。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农业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最主要方式，因此在空酒瓶中装满五谷并带回家播种，代表了女方对男方的帮扶与期望，即希望农耕有成、自己的女儿能过上好日子。再比如陕西关中地区，当地有“看麦梢黄”的习俗，即每年在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出嫁的女儿带着杏、黄瓜等回娘家看望父母，问候夏收的准备情况；麦收结束之后，母亲则去女儿家探望，看女儿家的收成情况。对此，当地有俗语曰：“麦梢黄，看亲娘。卸了杠枷，娘看冤家。”唐宋以后，小麦逐渐成为北方地区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面食随之成为北方人最为珍视的食物，故清末来华传教士明恩溥说：“在中国北方，白面馒头和酒被认为是最高档的食物。”因此，麦收前后父母与女儿相互看望并问询麦收的准备及收成情况，体现出麦作对民众仪式生活的影响，其背后体现的则是农耕传统对民众生活的深刻影响。

　　三、文字书写：重农、劝农传统的直接表达与间接表达

　　中国具有非常悠久的文字书写传统，即使从已非常成熟的甲骨文算起，至今也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在这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与文字书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而与古代中国以农为本、重农劝农的传统相适应，在各种文字书写中“农业”又是重要内容之一，留下了大量重农、劝农的直接或间接性表达，如各种劝农诏、劝农文以及农书等。

　　农业生产对维护国家之繁荣与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历朝历代凡有作为之皇帝，都会表达对农业生产的深切重视与关怀，发布劝农诏即是重要方式之一。比如，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其劝农、重农的手段即主要体现在劝农诏的颁布上。据相关文献记载，文帝、景帝在位39年，共颁布过6次与农事相关的诏书，这其中还不包括与田租减免、赈贷等相关的诏书。在文辞表达上，这些劝农诏的开头，通常都以“农······本”开篇，以表达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比如，文帝二年（前178年）九月的诏书即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帝王发布劝农诏，地方官员则颁布劝农文。劝农文，即由地方官员制定与发布的督促、发展农业生产的文告，是宋代新出现的一种劝农形式，后世亦多有发布。翻阅宋代文人文集，可以发现大量的劝农文字，比如黄震《咸淳八年春劝农文》《咸淳九年劝农文》、黄裳《劝农文》、朱熹《（漳州）劝农文》《南康军劝农文》等。这些劝农文，一般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开篇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宣传国家的重农政策与官吏的劝农职责；正文强调勤劳的重要性，并针对当地农业生产状况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强调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性；结语劝导广大农民要听从劝谕。劝农诏与劝农文的主要目标对象是下层民众，如劝农文就曾被“大字楷书，榜要闹处，晓告民庶，乡村粉壁，如法誊写”。只是其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令人满意，正如谌佑的《劝农曲》所云：“山花笑人人似醉，劝农文似天花坠。农今一杯回劝官，吏瘠民肥官有利。官休休，民休休，劝农文在墙壁头。官此日，民此日，官酒三行官事毕。”

　　与劝农诏、劝农文、劝农诗等相比，更为普遍与重要的、与农耕相关的文本书写则是农书。我国具有非常悠久与繁盛的农书写作传统，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如《中国农业古籍目录》收集的各类农书就有2 084种。这些农书，体裁、内容以及所涉及地域范围等多样。关于不同农书分类间的区别，白馥兰曾从官修农书与私修农书的角度做过专门分析：官修农书涉及地域范围及内容广、注重泛化描述、重传播、重在利民、重教化，主要是给各级官员“牧民”之用；私修农书多呈现地方性特色、重细化描述、重实用、重实际的经济及经营考量，主要是给作者的亲戚、邻居等提供有用的技术指导。关于这些古农书的性质，传统主流观点基本都将其作为一种技术性文本来看待，认为起到了记载、传播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诚然，中国古代农书的主要内容，确实是在记述不同作物的具体种植技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当然是一种“技术性”的文本，是我们了解古代农业生产最主要、最直接的资料，但若回到农书产生的具体时代背景中去看却并不一定如此。笔者的看法是：中国古代的农书写作，重在教化与劝诫，是中国古代重农、劝农传统的重要体现，因此白馥兰有关中国古代官修与私修农书不同作用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虽然与劝农文、劝农诏等相比，其劝诫的意味并非那么直接与明显。

　　首先，中国古代农书的作者或编纂者，基本都是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官员与知识分子。按照传统儒家观念与要求，儒家官员与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在于勤政爱民、管理国家、教化民众，所谓“君子务治，小人务力”（《论语·子路》），而在以农为本的社会大环境下，农事自是其中最需要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所谓“农桑者······古之王政，莫先于此”，因此，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重农、悯农情怀，并自觉将重农、劝农视为自己的天然职责，而农书写作就是他们表达重农情怀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然，具体到每本农书来说，其具体的社会背景与创作动机可能是不同的，但借农业说事儿、以表达特定的思想或观念却是共通的。以明末清初描述嘉湖地区农业生产的张履祥《补农书》为例，其本质上是明清一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清军南下，大明王朝一朝崩塌，于是明遗民们都在反思一个问题，即强大的大明王朝为何会被一个“蛮夷”所灭。在张履祥看来，对农业生产的不重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为唤起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他在《沈氏农书》的基础上，创作了《补农书》这一地方性农书。

　　其次，就中国古代的农书写作来说，其重要特点之一是后书“抄”前书，即大量引用已有农书与相关文献，这在官方主持纂修的大型农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特点的形成，既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尊重历史与过往的思想趋向有关，也与写作者基本是未参加过多少实际农事劳作的儒家知识分子有关。以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为例，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的《农桑通诀》《百谷谱》，“基本上是就以前的几部农书改写的”，其中宋代曾安止的《禾谱》即是重要参考农书之一，而《农器图谱》则大部分引自南宋曾之谨的《农器谱》。再以元代初年大司农司主持编写的《农桑辑要》为例，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直接引自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还有比较大的部分引自汉代《氾胜之书》。蒲松龄的《农桑经》，作为一部个人性、地方性的农书，也并非作者基于实地调研写作而成，而是据已有的前人农学著作整理编写。其中的《农经》，主要依据的是韩氏的《农训》，《蚕经》《补蚕经》《种桑法》等，则系采集自前人的有关蚕书及其他资料。

　　再次，在具体的文字表述中，农书也是处处体现出重农、劝农的理念，其中序言体现得最为明显。以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为例，其序言就是典型的重农、劝农之论，首先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然后引经据典，指出勠力劳作对于国家、社会的重要意义：劝诫民众要努力劳作、以时劳作，劝导帝王官员要重视农桑、爱护民众并教化劝民。其后各章有关作物、蔬菜与树木等种植的论述，大量引用以往典籍中的相关文字——事实上引录古文占《齐民要术》全书篇幅的半数以上，而其中许多都是劝诫性的话语。至于“齐民”二字，目前学界有“平民”“齐地之民”等解释，但笔者认为更应将“齐”作为动词来用，有“使之整齐划一”之意，因此“齐民要术”即管理民众的重要技术与手段。由于农书的重要目的在于教化劝民，因此农书行文中经常出现的两个字是“早”与“勤”，劝诫民众要早做安排、勤于劳作，如此才能获得好的收成。

　　最后，我们再来看农书的传播与运用问题。与今天相比，古代没有发达的印刷传播技术，因此一部农书写作完成后，最初主要是以钞本的形式进行流传，阅读范围相对有限。以《齐民要术》为例，其成书时间约在公元 6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间，但一直到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才出现第一个刻本，即崇文院刻本。据史载，由于印刻数量有限，“非朝廷要人不可得”，也就是说传播范围极其有限，而这正是导致今天诸农书存在诸多版本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齐民要术》，有北宋崇文院本、南宋龙舒本、明湖湘本等30多个版本，《农桑经》亦有淄川天山阁抄本、平井雅尾本、路大荒《蒲松龄集》本等至少十几个版本。虽然宋元以后，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农书被刊刻流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实际上仍旧只是在文人士大夫间流传。受中国古代民众极低识字率的影响，普通民众是没有多少机会去阅读并借鉴农书中的相关技术记载的。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大发展以及读书识字需求的提高，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向民众传授日常生活知识、将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结合的教材，即杂字类作品，其所涉内容广泛，如岁时节令、商业经验、百工技艺等，成为当时中下层百姓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其中农业生产即是重要内容之一。以在山东中部地区广泛流行的清代马益著（山东临朐人，乾隆年间岁贡）《庄农日用杂字》为例，其开篇即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所谓“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然后详细介绍了各项农活所应注意的事项，其后才是衣食住行、农闲副业、神灵信仰、新春节庆、男婚女嫁等内容，充分凸显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四、图像系统：重农、劝农传统的隐性表达

　　图像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受中国古代以农为本传统的影响，历史上产生了大量与耕织生产相关的图像作品。这些作品生动描绘了耕织生产的各环节，如耕田、播种、收获、纺织等。表面看，这些图像主要是对“技术”的呈现，但其背后却有深刻的重农、劝农寓意，即通过具象的图像描绘，隐性表达重农、劝农之意。

　　据已有资料可知，历史上与耕织相关的图像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主要是“画像青铜器”上的采桑画像，如河南辉县琉璃阁76号墓战国中期铜壶盖部采桑图像等。到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更是出现了大量与耕织相关的画面表现，在内容上亦变得更为丰富，广泛涉及耕地、耙地、耱田、播种、除草、收获、打场、粮食加工（如舂米）、采桑、纺织等，具体如陕西米脂的画像石牛耕图、山西平陆枣园画像砖牛耕图等。此外，在唐、五代、北宋时期的佛教洞窟壁画中也有部分与农耕相关的图绘形式，具体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耕获图、雨中耕作图、牛耕图、打场图等，宋代榆林窟耕获图以及敦煌莫高窟耕作图等。除上述与耕、织相关的图绘形式外，在唐、北宋时期一些表现隐逸题材的文人画以及风俗绘画中，亦有表现农耕、纺织等活动的图像存在，具体如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宋代王居正的《纺车图》等。

　　整体来看，宋代之前的农耕图像，往往只是对某一工作环节的描绘，还“停留在分散表达的阶段”。而自南宋初年起，开始出现体系化的耕织图像，就是通过系列绘画的形式，将“耕”与“织”的主要操作流程与工作环节，进行具体描绘与呈现。与前述汉画像、墓室壁画、洞窟壁画等农耕图像不同的是，体系化耕织图的最大特点不是对某一个工作环节的描绘，而是对“完整”流程的描绘。目前确切可知的第一套体系化耕织图为南宋初年的楼璹《耕织图》，全图共45幅。其中，耕图21幅，描绘了从水稻“浸种”到“入仓”的相关工作环节；织图24幅，描绘了从“浴蚕”到“剪帛”的养蚕与丝织工作流程。受楼璹《耕织图》的影响，从南宋初年到清代末年，我国至少产生了几十套体系化耕织图，如元代程棨《耕织图》、明代宋宗鲁《耕织图》、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等。对于这些体系化耕织图，传统主流观点主要是将其作为如农书那样的农学著作与技术性文本来看待。如，楼璹《耕织图》就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农学著作”，起到了“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推广农业技术的作用”。但实际上，耕织图技术推广的意义并不大，其创作的目的在于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的重农理念并劝课农桑，深刻体现出传统中国的时空观、地域观以及正统观等思想观念，而蕴藏于其后的根本目的，则在于宣扬并维持一种帝王重农并爱民、民则勤于业以供帝王的道德准则与社会秩序。

　　南宋以后体系化耕织图的绘制，主要是一种官方行为，或由帝王赞助与发起，或由政府官员等主持绘制。与此同时，历史上随着越来越多耕织图册的绘制，其影响力亦越来越大并作为一种重要主题而广泛进入文人绘画、年画、苗蛮图、外销画、农书、日用类书、瓷器、家居设施等领域，表现出多样化的呈现形式与“图像环路”。比如日用类书，从南宋末年的《事林广记》开始，宋元明清时期的日用类书中的“耕织门”都曾收录耕织图。再以传统年画为例，其中的众多题材，即是体系化耕织图的变体与呈现，具体如天津杨柳青的《年年有余》《庄家忙》《五谷丰登》，山东潍坊杨家埠的《男十忙》《女十忙》，苏州桃花坞的《丰收图》《渔樵耕图》等。著名年画专家王树村认为，早在宋代，反映男耕女织的耕织图像就已出现在年画之中，明代以后更是在木版年画中大量出现。北方木版年画中的《庄家忙》《男十忙》等作品，就是受南宋楼璹《耕织图》、金代《稼穑图》等影响的结果。此外，一些非表现农耕的题材，如《大过新年》《合家欢庆》等，亦是以元代《农桑图》为稿本创作而来。通过将康熙《御制耕织图》与杨柳青年画中相关图像的对比分析，詹姆斯·弗拉斯亦确认了耕织图对年画创作的深刻影响。解丹则认为，目前所知最早表现耕织题材的年画为明嘉靖十年（1531年）南萧隐士所收藏的凤翔木版年画《女十忙》，画面内容为根据楼璹《耕织图》“织”图概括、组合而成的纺织劳动环节，只是将楼图的蚕桑生产与纺织换成了棉纺织劳作。正因如此，有学者将年画耕织图像称为民间化与民俗化的耕织图。那年画耕织图像的意义何在呢？装饰美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其背后亦有教化劝农的意义在里面。正如清人李光庭所言：“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家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并配诗曰：“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惧碍，心与卧游归。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年画耕织图像上的文字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天津杨柳青年画《农家自乐》就说：“世间乐，种庄田，农家总算头一行，自古种田尧访舜王，称得起是位大圣贤。不是我庄农夸口，草帽一戴，胜如做官；父母太爷管一县，庄稼老坐荒郊，指手为边。吾说这话如不信，鞭子一拿，荒地为王。调度工人，督办野场，以我独尊，自称皇上。横骑牛背乐安然，五雷阵唱几句二黄，虽无大富大贵，现有几石红高粱，倘若遇上大比年，不如我天天进场，就是落了第，亦可再种晚庄田。”

　　除年画外，耕织图还进入民居建筑，成为建筑装饰，如在浙江义乌一座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民居（名“楼下厅民居”）中，在槅扇门窗上就有仿清代《御制耕织图》木雕装饰。其中耕图12幅，分别为浸种、耕、布秧、插秧、淤荫、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入仓、祭神；织图 12 幅，分别为浴蚕、三眠、分箔、采桑、练丝、蚕蛾、祀神、织、络丝、经、染色、裁衣。只是每幅木雕根据图幅大小对雕刻元素做了不同程度的更改与重新布局，而非完全照搬。耕织图还被应用于瓷器烧制，成为瓷器纹样。清康熙、雍正、乾隆一直到光绪时期，均生产过大量“耕织图”瓷器制品，如乾隆青花耕织图扁壶、胭脂地开光粉彩耕织图瓶、粉彩耕织图瓷挂瓶，道光粉彩耕织图鹿头尊、粉彩人物耕织图碗、粉彩耕织图茶壶，等等。耕织图还进入钱币制造环节，成为钱币图案。比如，1935年中国农民银行委托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的1元、5元、10元法币就使用了清代雍正《耕织图》图像：1元券正面左侧为“二耘”，右侧为“拔秧”；5元券正面左侧为“持穗”，右侧为“簸扬”；10元券左侧为“登场”，右侧为“帘”。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政权发行的纸币也曾使用过耕织图，如晋察冀边区银行1944 年版100元币中的“插秧”、北海银行1946年版100元币中的“耕”、华中银行1945年5角币中的“登场”和“帘”、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1万元中的“灌溉”等。这些不同形式上的耕织图像，也都体现出对农业生产的关注与重视。

　　此外，耕织图还东传日本、朝鲜等国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据日本学者渡部武的考证，中国古代耕织图最早传入日本大约是在 15 世纪末期。《耕织图》传入日本后，初期多被用于家庭装饰，其中的“耕图”多被制成屏风、隔扇等艺术品，作为山水画供人欣赏，并对日本绘画的技法、风格等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梁楷《耕织图》东传日本后，受到狩野画派追捧，形成风行一时的“梁楷样”，成为屏风绘、隔扇绘的“粉本”，并逐渐形成效仿中国耕织图的日本“四季耕作图”，流行时间约400 年。而“织图”则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也就是风俗版画）影响显著，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养蚕浮世绘——“蚕织锦绘”。古代日本与朝鲜同属儒家文化圈，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此外，与古代中国一样，古代日本与朝鲜也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因此耕织图的传入与发生影响，背后的根本支撑因素亦是重农、劝农的认知与传统。

　　结 语

　　以上我们从口头传统、仪式行为、文字书写、图像系统四个层面，对中国古代重农、劝农传统的多样化表达方式做了非常宏观的论述与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重农、劝农理念可谓是渗入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帝王圣贤到升斗小民，从宫廷大内到田家地头，从国家仪典到人生大事，从帝王诏书到农书创作，从文字创作到口头讲述，从高雅艺术到家居日用，从物质世界到思想观念，从现世人生到地下世界，无不体现着农耕活动的深深印记。这充分体现出农业生产对传统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

　　谈及中华文明，我们都会承认并强调其农耕文明的特质，承认农耕活动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对农业生产究竟是如何影响中华传统文明的却并未做深入探讨与分析，而更多将其作为一个似乎无需论证的先验前提与基础。事实上，不论从国家政治运作，还是社会维持与民众生活来说，都与农耕传统有着内在的紧密逻辑联系。以政治运作来说，受以农为本与重农、劝农传统的深刻影响，产生了相应的管理理念与政治实践。正如白馥兰所认为的那样，“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农业社会中，劝农的伦理政治观，与相应的农耕仪式和实践，始终贯穿于国家管理体系中，通过各种政府管理事务体现出来”，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政府的哲学理念和治理技巧的核心所在”。而从本源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成，就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土质疏松易于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又洪涝频发的自然地理条件紧密相关。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为了治水的需要，人们必须建立紧密的社会联系，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便成为人们加强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纽带，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重视血缘亲情的文化传统，而固居一处、安土重迁的农业生产方式则加固了血缘亲情关系的稳定性。对血缘亲情关系的强调，又进一步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国家治理、社会运作与民众生活，比如家庭本位、崇宗敬祖、泛神信仰、血缘宗法制、家国同构、重人伦情义、礼仪为本等。再比如传统中国乡村生活，表面看来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言，但实际有其结构性特征在里面，即对农事节律的遵循，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农事节律特色，而这又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的时间观与总体社会发展。总之，农业生产深刻参与并影响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塑造过程，使国家政治、民众生活等都深深打上了农耕传统的印记。在生产方式与社会文化剧烈变革与转型的今天，要更好地开展国家建设，更好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好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必须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农耕印记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与了解。

  (王加华，博士，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