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根植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时间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民众之“精神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西方各国以“宗教纪念日”为核心的节日体系不同，中国节日主要依托“阴阳合历”的夏历，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并被赋予“特定的节律和周期”。这些“具有特殊意义和标志性的日子”经“歌谣传唱”，后以文字录之，在《夏小正》《礼记·月令》《管子·幼官》《汲冢周书》等文献记载中，“历法”逐渐衍生出“礼法”，即所谓“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

　　19、20世纪之交，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流入，加之国内社会政治变革的影响，人们开始关注节日民俗的精神内蕴，并将其当作激发民众“革命性”的路径之一。20世纪30年代，节日民俗与“到民间去”、工人运动、左翼文艺思潮紧密相连，在革命时代发挥了独特的文化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节日民俗在乡村文化建构及协调城乡关系等方面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个体或群体对节日民俗的价值认知不断发展和演变。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内涵的更迭及我国非遗四级名录体系的建构，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标准化”“规范化”及“庆典化”进程后，逐渐转向“遗产化”及“资源化”，成为超越村落、地域乃至国家的共有、共享的公共民俗资源，并在“共享”与“重述”中形成新的“地方性知识”。本文从北京端午节的文化承续与当代发展出发，挖掘节日的民俗内涵，进而探讨遗产化语境下，节日民俗的自我调适及资源转化形式。

　　一、节日民俗的自我调适

　　端午节又称端阳、端五、重五、天中节，自改阳历后，亦有“夏节”之名。先秦时期的民众便以“阴阳争，死生分”描述农历五月，并因此警示君子“处必掩身，毋躁”。《大戴礼记》卷二夏小正第四十七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汉代衍生出“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瘟”等习俗。辽金时期，端午节民俗在国家治理和制度文化的互动中进行着自我调适，“行射柳、击球之戏”逐渐与防疫、沐浴等习俗融合。明清时期，端午节民俗在日益“家庭化”“世俗化”的基础上，更因其“天坛”背景的增添，逐渐与历史叙事、地理景观、民间传说等因素结合。《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了“端午用角黍、杏子相遗，挈酒游高梁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清代画家徐扬绘《端阳故事图册》（绢本设色），以“射粉团”“赐枭羹”“采药草”“养鸲鹆”“悬艾人”“系采丝”“裹角黍”“观竞渡”描绘端午节期间的重要民俗活动。

　　随着现代启蒙运动及对“民间”的关注，晚清知识分子为了“唤起国魂”“振兴民族”，建构了一套有着特定“框架、声音与叙事策略”的“民族英雄”系谱。与爱国诗人“屈原”有关的端午节民俗逐渐成为凝聚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时有《端午吊屈原》《端阳日拟以角黍吊屈原文》《端阳吊屈原》《蒲节吊屈原》《端午节与屈原》《东湖之滨：屈原纪念日生活纪实》《端午怀屈原》《端午节吊屈原（仿骚体）》《爱国诗人屈原》等诗文纪念屈原。端午节亦被作为举办“运动会”“提倡国货讲演竞赛会”“劳军运动”“诗人节”等活动的特殊时间节点。如1941年老舍、郭沫若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尝试以诗歌、社论、歌舞等形式，围绕“纪念大诗人屈原”设立中国诗人节，“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效法屈原”“为中华的解放而奋斗”的意涵被推广至全国，原本具有显著地方性的端午节民俗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在叙事中短暂脱离原初的时空场域，但其所蕴含的革命性在新的时代中被激活。

　　以“竞渡”为例，《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抱朴子》《世说新语》《续齐谐记》等均有端午节竞渡为纪念屈原死于汨罗的相关表述。但据闻堂《端午节考》载：越地传说端午节“竞渡”民俗“起于越王勾践”，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亦以勾践习水报吴，托于嬉戏，然“谓纪念屈原之说占优势也”。此外，“糉”作为端午节应时之食，据《续齐谐记》所载，“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杜台卿《玉蜀宝典》云：“五月五日以菰叶裹黏米者，以象阴阳相包裹未分散也。”陆游诗作“白日餈筒美”之“餈筒”和苏轼诗作“饭筒仍愍楚”之“饭筒”皆为“糉”。

　　这一时期，围绕端午节民俗及屈原故事的通俗创作也起到了针砭时弊、讽喻世人的教化功能。如1916年发表在《余兴》上的《端午节通俗三字经》，讲述在端午节防五毒、挂钟馗画像、饮蒲觞、吃火腿粽的习俗，紧接着笔锋一转，以“富家翁”与“贫家儿”的生活境遇进行对比，凸显普通民众“厨下无，隔宿粮，诸债逼，无钱偿，寻短见，实可伤”之困窘，讽刺了借国难大发横财的官员及他们“一席酒，十只洋，救国金，勿问账”的奢侈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社会“以‘劳动人民的’名义象征性地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建构原理和建构力量”。“端午节的来源”“龙舟竞渡”“长命缕”“吃粽子”等习俗被归属在屈原名下，这既源于古老的节日记忆和文化真实，同时也是后世传承中通过再解释、再创造不断进行文化叠加的结果。如1958年傅文琳编写的《端午节的故事》中提到，“端午节是我国人民群众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的节日”，认为端午节原先的“工商”属性，是“地主恶霸，封建把头”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剥削的借口，“喝雄黄菖蒲酒”响应了党中央提出的“讲卫生，除四害”的号召，是一个“人民的”“快乐的”“伟大的”节日。

　　节日民俗“意涵”的流变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新时期以来，围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所展开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收录大量端午节习俗及民间传说的故事集、连环画、资料汇编等陆续出版，这些经过整理的节日民俗及传说又反向流入民间，民众将其与地域文化交融，在涵化与合成中完成了节日民俗的自我调适。节日记忆、地方景观与民间叙事三者相互呼应，在特有的文化想象中形塑了人们对节日习俗的感知机制，亦获得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文化符码。

　　二、节日民俗与遗产资源的利用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于2004年8月28日成为第六个履约国，并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2006年，端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中提到：“每一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的价值或意义评判。”在多元参与主体的共谋与协力下，满足不同参与者诉求以使节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文化资源价值得以实现和表达。

　　以北京陶然亭公园端午节民俗活动为例，节日活动时间表的制定与“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的提炼使端午节民俗以“与历史以某种方式关联的当下实践”的形式进入社会“公共”领域。陶然亭公园始建于1952年，融古典建筑和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园内“陶然亭”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内建造，亭名取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2021年6月初，陶然亭公园的端午节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京华陶然”“北京非遗中心”“北京市陶然亭公园”“走读北京”等线上平台广泛传播，主要有“一步一景逛公园”“端午文创产品展示”“端午民俗技艺演绎”“五毒饼DIY体验”“端午综艺演出”等活动。经由陶然亭公园粽子形状的结绳技艺装饰、介绍“端午节文化”的宣传栏、园内的非遗展示区及“陶花园文创店”售卖的“安康花束”，建构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感知端午节民俗的路径。人们在端午节的文化想象及景观的感受中回溯“传统”，唤醒了共同的文化记忆。

　　“遗产通过传递支撑身份认同的永恒价值观及完整血脉而为人类提供存在意义”。以“端午综艺演出”为例，表演于2021年6月14日上午9点正式开始，以“和满京城奋进九州”为主题，由北京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与陶然亭公园管理处主办，北京朗诵艺术团和北京馨艺传奇文化传媒公司参与演出。在政府引导及资本推动之下，表演充分利用了“新型民俗节庆生长点”，促进了端午节民俗的资源转化，赋予了端午节超越自身文化空间内部意义的可能性。如《橘颂》《涉江》《岳阳楼记》《满江红》等古诗朗诵不仅讲述了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精神，还展现了如范仲淹、岳飞、欧阳修等人诗作中的“浩然之气”。此外，为了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演出还特别安排了朗诵《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英雄》《青春中国》，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男声独唱《众人划桨开大船》等节目，表演兼顾了端午节民俗作为一种“遗产”的政治、文化及社会效益，彰显了节日民俗内在的社会文化价值。

　　除此之外，陶然亭公园还在文化广场展出了一组“端午民俗小景”。其中，“农家院落”景观的墙面、门头、窗户的设计汲取了地方风土建筑的元素，其整体风格与文化广场其他展区互相呼应，相得益彰；紧邻院落的《端午漫忆》民俗风情图介绍了20余种中国民间流传的端午民俗，一旁的宣传栏详细介绍了民俗的种类及别称：如包粽子，缠粽子（缯子），戴红绒花，喝雄黄酒，吃“红、黄”菜，兰汤沐浴，斗白草，抹指甲草，端午诗会，端午听戏《白蛇传》，给小男孩额头写“王”字，归宁（嫁出去的闺女回娘家），端午要账，卖黑白桑葚、大樱桃，卖草编，舞龙，踩高跷，熙游避灾（外出游玩），（在天坛）采益母草，跑旱船，赛龙舟，药王生日，挂艾蒿、菖蒲，挂钟馗像等。宣传语的末尾还特别提到：“欢迎有兴趣的游客朋友们对照图画找找看，一同参与陶然亭公园第十六届陶然端午系列活动”。在这种融合参观、参与、诠释的“多层次的文化展演”中，人们感受到了鲜活且充满“邻里”感的民俗文化。

　　在“端午民俗小景”不远处的“端午民俗技艺”展示区，“传统香制作技艺”“端午节时令文化”“木版年画”“剪纸技艺”“空竹技艺”“曹氏风筝”“花丝镶嵌制作”“鸽哨”等展台主要以制作、介绍及售卖文创产品为主，人们在观看民间技艺制作、与传承人的交流及消费行为中作为“历史情境”的参与者与以“端午民俗小景”为核心的景观叙事融为一体。如“剪纸技艺”展台上的艺人剪出了“鸡除五毒”“虎娃”等与端午相关的剪纸作品用作展示，并在现场教授观众自行设计“粽子娃娃”图案。憨态可掬的“粽子娃娃”吸引了很多孩童前来体验，在这种教授过程中，艺人将端午节民俗的价值与意义传承给年轻一代，让孩童体验到“遗产”的“鲜活”。此外，人们的消费行为也由“物的消费”逐渐转向“符号消费”，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参与活动的人们手上都拿着一束“安康花束”，取“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叶斩千邪”之意。花束中的艾叶、菖蒲叶、香樟果、玉簪叶和小盼草各有其深意，如艾叶为“驱蚊辟邪”，菖蒲叶、香樟果为“驱魔去疾”“庇护家人”，玉簪叶和小盼草为企盼“纯洁”“健康”之意。端午节民俗活动成为了一种不断传递已有价值观和意义，且同时创造新的价值观及意义的过程。

　　在北京陶然亭端午节活动中，节日民俗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与官方话语形成一种共有、共识、共享的文化资源：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更关注节日民俗的综合性价值，挖掘精神内蕴；民众作为参与者，借助“龙舟”“艾草”“粽子”“五毒”等这些被“提炼”的文化元素，在“接触和体验”中感受节日。节日民俗在“活化”与“整合”中交叠为一个完整的、可生长的文化整体，逐渐成为一种展现社会文化身份认同、价值观与意义的显性方式。

　　三、节日民俗与文化空间的构筑

　　在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转型的过程中，节日民俗不断被重新定义和再生产，呈现为多元主体创造的、超越地方的混杂对象。作为北京地区典型的节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民俗不仅是社会群体内部民众自我创造、自我传承、自我享用的文化样态，还在国家文化体制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约和管理下，通过特定节日的主题设计、行为方式的变革及在特定活动场所经营打造以服务社会为主旨的“新型民俗节庆”，进行公共文化空间的构筑，以期实现信仰核心及文化认同的缔造。

　　如北京天坛公园的端午节民俗活动，其在物质景观属性、活动行为与文化意义层面，凸显了文化空间内部的复杂样态。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场所，人们由此认为此地可起到“避毒”的功效，故每逢端午时节，往往来到此地“熙游避毒”。据《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载：“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帝京岁时纪胜》亦载，“帝京午节”之俗，除“走马”外，“更入坛内神乐所前，摸壁赌墅，陈蔬肴，酴余酒”，兴尽方归。此外，人们还会到金鱼池、高梁桥等地“饮醵熙游”。天坛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首为俄兵所占”，后“又为英兵印兵掳去”，直到1901年，印兵撤回本国时，天坛才由“京畿善后营务大臣胡芸楣侍郎前往接受”。1931年，时任北平工务局长汪申提倡森林事业，拟设森林公园四处，认为“天坛先农坛太庙等处堪当其选”。其后，天坛陆续作为“植树典礼”“风筝竞赛大会”“运动会”“高尔夫球场”的处所被使用。1938年第12期《市政公报》曾记载：据管理坛庙事务所呈报，恢复天坛，开放售票，“四月十五日下午开始售票并与驻坛友军接洽暂规定每日自上午八时起售票至下午五时停止，所有游人一律于六时前全行出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坛的文化功能被凸显，运动场、儿童乐园等文化设施陆续建成，供市民使用。1998年，天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天坛逐步恢复了古建筑群落的完整，并将祭天仪仗和乐舞纳入“地方政府文化记忆展示的新秩序”，有意识地将民俗仪式的表演与社会、政治结构相契合，节日亦在这样的阐释框架中不断被重新组织。

　　以天坛公园雅乐中心在端午节假期进行的中和韶乐演出为例，中和韶乐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礼乐文化的代表，主要用于郊庙祭祀和朝会典礼。演奏乐器为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建鼓、篪、排箫、埙、箫、笛、琴、瑟、笙、搏拊、柷、敔、麾等，材料包括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讲求“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展现了儒家“大乐与天地同和”的礼乐思想。2006年，“中和韶乐”被列入北京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的“中和韶乐”逐渐拂去历史的尘埃，恢复其作为“国家或民族文化符号”的重要地位。虽然神乐署的演出有特定的时刻表，且时间较短，但其“玉振金声”的演奏萦绕于神乐署凝禧殿之上，与天坛公园内部的风声、鸟声、人声相互调和，形成一种混合式的声音图景，与园内的历史遗迹与景点存在着一种“依存与共生关系”。

　　除聆听“神乐”外，天坛公园在端午节假期中还安排了“端午传非遗”“粽情享端午”“五彩忆端午”“艾香知端午”“龙舟闹端午”系列活动。活动地点为天坛南门至丹陛桥沿途、天坛科普园、神乐署等，人们在参与“听天坛文化”“知古树知识”“观泥人彩塑”“听节间习俗”“叠纸质粽子”“知习俗演变”“编五彩丝绳”“知药用宿根”“做驱蚊香囊”“礼乐遇端午”等活动中，途经“祈年殿”“皇乾殿”“圜丘”“无梁殿”“神乐署”“金鱼池”“回音壁”“三音石”等历史遗迹与景点。活动场所本身的历史即与象征相互联结，天坛公园内部“关联性的文化景观”（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空间序列，在凸显重要景观的基础上，重视形塑端午节整体文化氛围，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化表达形式。

　　天坛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民间的与传统的文化活动”以一种“集聚”（concentration）的方式在这里发生；“走马墙下”“摸壁赌墅”“饮醵熙游”等北京端午节旧俗以一种新的形式在这里“存续”。在新旧景观的交叠中，经过提炼的节日民俗“素材”（fabula）随着时间的更迭进行着组合、叠加及演变，在大众化、景观化及符号化的过程中生成与呈现新的意义与逻辑。

　　结语

　　相较于北京陶然亭公园、天坛公园的端午节民俗活动，2021年端午节期间，北京南锣鼓巷并未安排任何端午节民俗活动，唯一与端午节民俗相关的，也仅是街角售卖香包的店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公园与文化街区空间条件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与当下旅游业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直接相关，难以一概而论。南锣鼓巷作为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借助旅游开发和文化创意产品得以迅速发展，在“生活空间”“创意空间”到“旅游空间”的转变中，逐渐发展成北京标志性的商业街区。

　　本文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我们的节日”专题项目“京津冀地区端午节的传承与变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史、民俗学。）

　　（张歆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传播。）

　　（杨赫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间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