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保留显著的艺术特征外，还深深地植入传统风俗和生活文化中，其中的大多数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正因如此，区别于一般艺术形态的民俗艺术才得以延续传承千百年。集体性、实践性与口头性是民俗艺术在“创作”上的鲜明标签。当然，这里的创作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融合了生产劳动、生活方式、知识技能、节庆仪式等日常与非日常活动。广义上，民俗艺术既包括手工技艺（含美术），也包括演述艺术（含口头传统），参与的主体不仅有生产者（演述者）也有使用者（受众），人们在不同民俗艺术制作（展演）过程中的角色有时会发生互换。在民俗艺术的世界里，集体的自主与参与感显得十分突出。因而，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民俗艺术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众的生活文化——也包括在民俗文化滋养下生成的精英艺术。

　　虽然民俗艺术呈现多样化形态，但不管是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还是节庆仪式中的活动，它们在实践中都带有较强的功能性、实用性，即便将其归为从众心理的驱使，我们也不能武断地将其笼统称作盲目行为。实际上，民俗艺术之所以能获得持久传承的动力，原因在于其核心指向群体或社区的认同表达。尽管认同的意涵十分复杂多元，但作为统摄的文化认同处于其最深层次位置。于是，我们有必要从认同表达的层面对民俗艺术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寻找民俗艺术在生活世界中的基本定位，并在整体观视域下勾连民俗艺术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代表性实践者”与“一般实践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

　　一、民俗艺术的生活属性

　　20世纪40年代岑家梧曾指出：“中国民俗艺术，种类之多，内容之富，可以概见，民俗艺术，均经长期间之传授，而渗入民众生活之深处，今日固已不辨其渊源来历，然传统之力量，已使此种艺术生命，以不期然而然之方式，继续滋长。”可见，民俗艺术的生活属性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渗入民众生活之深处”点明了民俗艺术的根本属性，作为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俗艺术不能完全独立于生活本身而存在，伴随着生活的发展变迁，民俗艺术也会产生相应的改变，其总是带有一定的功能性，通常借由本土文化逻辑的象征语言来呈现。

　　我们可以从民俗艺术的“生产－消费”过程来分析其与生活的紧密关系——尽管“生产－消费”这一界定并不够恰当。人们印象中的民俗艺术始终嵌入生活中，与个人和群体的成长相伴随，不断调适和维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他者与自我的相互关系，同时又成为族群建构的重要基础和手段之一。从民俗与生活的关系看，“首先，民俗是生活文化的结晶。其次，民俗是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成功的模式、被要求的模式）。最后，民俗是生活的武库，是生命活力循序奔流的既定渠道”。这样看来，民俗艺术虽表现为艺术活动，但在根本上却属于民俗现象。所以，民俗传统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根深蒂固才确保了民俗艺术的生生不息，而民俗艺术作为表达认同的方式也让民俗传统的深层内涵得以巩固。

　　民俗艺术的生产主体几乎等同于一个社会的全部民众，其原因在于有些民俗艺术项目具有普适性特征，而不是仅局限于占人口少数的专职艺术家群体中。当然，也有些民俗艺术项目主要由个别群体，甚至个别家庭和个人所承担，比如当下命名的具有完整传承谱系的代表性传承人所掌握的一些技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分工的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也是群体中个体创造力的体现。当我们强调民俗艺术集体性的时候，并没有湮没个人的创新精神，但再突出的个体仍然需要明确其作为集体一员的身份，因为我们必须注意民俗艺术中任何创新行为都是在对传统的认同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只有被集体所接受的创造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也才会有传承的可能性。这就是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关系。

　　生产主体找寻灵感的地方是他出生成长的社区。耳濡目染的本土文化和重复性的日常实践都会被带入主体的构思中，这种创作理念往往把延续传统放在第一位，而生活本身与民俗传统在这里是同义的。“没有高高在上的位置，而在于平易近人，这种‘亲切感’就是工艺之美的感情所在。”许多传统手工器物的制作被专家视为生活美学的典型反映，如果背离了生活属性，自然就脱离了民俗艺术的范畴。演述艺术也是如此。特定年节和仪式中展演的节目反映的是民众集体的文化理解、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这些表达从样式到风格甚至细节都是世代传承且相对稳定的。反传统的民俗艺术不易为民众所接受。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同属于一个文化社区，才会使民俗艺术的“生产－消费”过程都需要遵循某些既定的规律和法则。由于这些规律和法则不完全从审美视角出发，所以它们迥异于当代艺术家追求的个性和独立。

　　即便从民俗艺术接受方的角度看，他们的审美视域也依然限定了表达的生活属性与程式化特征。民俗艺术具有在特定民俗生活中加以应用的功能，这决定了生产者要考虑其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生产者自己也需要在特定的场合消费（使用或享受）这类事物或表演。例如年画的受众包含了制作年画的画师和工匠本身，作为局内人，他们深谙民俗生活中年画使用者的文化心理和具体需求，知道纵使创新也应限定在一定尺度内。消费者的认可也是刺激生产者沿袭传统的重要支撑，民俗艺术两端主体的连接恰恰成为文化认同的一次有效表达。虽然这看上去或许是个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抑或消费行为，但实际上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选择是由文化传统所做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解释文化认同的深层心理结构为何如此稳固。

　　在传统社会中，共同体的实在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见的；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主义框架下共同体的想象空间也不能没有文化根源作为基石。民俗艺术以具象的和抽象的象征性表达作为生活中建构认同的关键符号。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Erickson）定义了所谓的“同一性”（selfsameness），“意识到个体认同的感觉基于两种同时发生的观察：对自身在时空中存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与对他人意识到自己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的确，感知自我与感知他者同时发生又相互区别，在这一判断的前提下，群体中的个体出现了不同维度的划分，产生身份差异，进而形成认同。作为凝结在日常生活中，又已然被确认为具有某种特殊属性的文化表征，民俗艺术自然成为众多感知渠道中比较重要的那种。一段传说、一首民歌、一出小戏、一张剪纸、一件瓷器都凸显了“生产－消费”两个主体的地域与民族属性，对获得视听感知的受众来说，这种认同表达相当明确。双方达成的共识看似受到了生活传统的约束，实则双方借助民俗艺术的载体完成了对文化认同的确证。

　　由此可见，认同对于群体的意义不言而喻。依靠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的表达策略，以民俗艺术为基础的社区自然变得更有凝聚力。不仅如此，生活中的民俗艺术在审美层面上也拥有不可忽视的独特属性。“因为民艺与民众生活最为亲近的这种关系，民艺的审美也不同于其他艺术，是物质的实用性与精神的审美性相统一的审美创造。”引文中提到的“生活”是集体的、大众的生活，个人的好恶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认同。“一个群体成员可能不认识所有其他成员，但他可能知道属于该群体传统的共同核心，这些传统有助于该群体形成一种群体认同感。当然，那些熟知的共同核心包罗万象，不仅包含民俗艺术，还有其他内容，而且它们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个体对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理解呈现同质化与差异化的分野，民俗艺术及类似的表达方式也会随之而得以调整。

　　二、表达文化认同的媒介与方式

　　民俗艺术在晚近受到人们关注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现代性大背景下个体转向传统文化以寻求归属感；另一方面与现代艺术发展规律有关，即现代艺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试图突破自身局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强调，“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不断再创造的活力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这种文化表达以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为旨归。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这一理论与实践框架下获得了重要意义。

　　如果把媒介看作人类传递信息的渠道，那么人类表达认同的媒介无外乎为语言与非语言两类。尽管共享同一种语言被视为人类群体建构认同的基础和身份识别的主要标志，但认同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缺乏共同母语的人或群体未必不存在群体认同。民俗艺术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口头艺术主要借助语言来传承、传播，因此而具有交流功能。除此之外，非语言的表达系统也十分常见，除与语言相对的文字外，还有众多视觉、听觉媒介等表达认同的渠道。那些依赖固定的、诉诸感官的体验常常成为认同表达的最主要方式——比如春节期间，到处是喜庆的红色标志（春联、窗花、服装、饰物），周围充斥着鞭炮的声音。能够辨识出带有文化意味的图案、声音也是个体获得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民俗艺术的认同表达往往在表层呈现直接的民俗符号，这些符号表现为静态的图案或动态的行为。主动识别这些民俗艺术符号的个人或群体，既是认同的主体，也是认同的对象，且彼此间会借助同一场域内的符号作出反应、进行互动。“所有这些超越了几个朝代而传承下来的物象符号，无论其典故原本是多么地深奥和难解，它们已经牢牢地扎根于中国民众的民俗知识和理念之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和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了。”在民俗符号的作用下，表演者（制作者）和受众（使用者）两个主体之间原有的界限变得模糊，趋向融合。这些行为与文化心理都是考察民俗艺术时所不能忽视的。

　　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曾试图阐明传统、文化与认同三者间的分工及转化过程。他认为传统作为一个总体形式，在实际生活中被选择性地使用，而被挑选的内容将纳入文化，构成系统。“随着早期的历史事实变为文化，它们融入了一个世界秩序，并获得了一种堪比神话的神圣性。它们可能发展成为认同的标记，并承载着超过其字面意义的符号附加值。”当文化经过意义的赋予过程而被聚集起来后，认同便得以建构，而每一件能够表达认同的事象都属于象征文化的范畴。

　　在民俗艺术的呈现中，所有的表演与工艺品都被赋予文化象征意义，成为指涉特定主题和内容的文化符号。这部分符号是由认同所规定的。“民俗艺术的功能是潜隐的心理机制的反映，它借助物态造型、图像图画、动作行为、语言文字以及各种符号系统而显现，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变量，它受自然力、生产力、道德力和创造力的制约，或微或著，或消或长，始终处于运动发展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民俗艺术，也没有始终如一的文化功用。”同理，这里的认同也是处于一个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当群体被划分为不同的身份亚群体时，认同也就有了自己的演进路线，也自然会通过适应而选择契合表达的方式，即民俗艺术的具体样式。这就是民俗艺术与所属群体间的互动。

　　民俗艺术传承人是在民俗生活实践中，在技艺知识、思维观念、行为范式的“承”与“传”过程中，体现出展演观念的现实性取向、技艺知识的地方性色彩、艺术行为的生活性操演三项特性，有能力和资格主持、参与民俗艺术的实践活动，肩负着确保其恒久延续之职能的俗民个体或群体。在一个传统当中，如果它需要被这个传统的受众所理解，那么它就必须要用所在传统中的程式化的表达方式来呈现，而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丰富，数量也不多，仅有有限的几类，诸如“人寿年丰”“多子多福”“加官晋爵”“富贵喜庆”等。

　　人类的美好寓意在民俗艺术中的表达经常很直白，比如中文里存在的大量谐音、联想等表达方式。正如我们在剪纸中看到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每种图案及相应的变化都可以连缀成一句或几句吉祥话，将人造的图案与人群的思想相贯通。这些吉祥图案可以应用于各处适用的地方和场景中，其意义却是不变的。除了图案和器物造型的表达外，演述艺术的表达亦是如此。祝寿等喜庆场合的堂会通常上演的是《天官赐福》《蟠桃会》《龙凤呈祥》等剧目，各地方剧种都有相应的演出习俗。“艺术历史的发展正是在不同的认同模式，即不断塑造和再塑造的个体或群体身份的区隔、对立和冲突中不断前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艺术参与者，除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之外，还不断试图消解相互之间的差异，谋求合作和创造新文化的可能。”这种认同模式的转变与适应离不开对传统的深度理解，民俗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同样也离不开民俗生活的规定和限制。

　　此外，民俗艺术的表达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特定的时空中不断重复出现，以此起到强化效果，从而达到传承的目的。“生活在当下的民众，在反复与被神圣化和艺术化的历史建立对接和对话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如果社区或传统中突然出现一件违背传统的、奇怪的艺术品，那么它不仅不会被社区群众接受，甚至还可能会被他们排斥。民俗艺术长久的生命力来自传统文化中的认同内容，凭借最基本的沟通媒介，民俗艺术衍生出形态虽千变万化但内涵却集中统一的表达方式。

　　三、认同表达与族群边界的流动

　　认同问题的核心是寻找主体一致性或者在我（我们）与他（他们）之间作出划分。因为认同的背后是厚重的传统积淀，所以在不同的表达中增强认同对于群体凝聚力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以往学界多将民俗艺术中的认同表达看作无意识的、相沿成习的活动。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受到重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得到进一步加深，文化自信得以增强，这对民众的群体认同的巩固起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作用。同时，在不断的文化交融和田野调查中，局内人和局外人、调查者和报导人双方共享了一些原本不属于本土文化的政策性和学术性概念。“认同”就是其中之一，从自觉性到自主性，民俗艺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价值，连带表达认同的功能，逐渐被内部和外部所共同意识到，其提炼的文化符号在当代社会的应用空间也得以扩展。

　　由此，如果认同边界的流动性很明显，那么民俗艺术所表达的文化传统也就有了原生和再造的现代性特征，这与民俗艺术内容所属的族群的边界紧密相关。王明珂总结了当代族群理论的不同争议，他指出：“无论是客观论与主观论，或根基论与工具论，都不是完全对立而无法兼容的，事实上它们各有其便利之处。客观论指出族群可被观察的内涵，主观论描绘族群边界；根基论说明族群内部分子间的联系与传承，工具论强调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各种说法的视角虽有差异，但都无法否认族群建构中内部与外部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界定两种文化标准过程中所存在的多元化倾向。海外华人在有些场合使用传统民俗艺术以表达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另一些场合则使用外语以求融入当地文化，两者并不矛盾。“归属于某个群体（无论它的规模和分布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与个体茕茕孑立时的心理状态截然不同。归属于一个群体就会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或者说是一种共享的／集体的表征，它关乎的是‘你是谁’，‘你应该怎样行事才是恰当的’。”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在认同表达的过程中，个体和群体究竟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在使用民俗艺术的媒介过程中，群体是以个体的复数形式表达，还是以有机地组成一个大写的个体的方式表达？

　　如果我们要尝试对此作出回答，那么我们就必须再次回到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网之中。个体因共有传统的存续而得以维系群体。“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俗可以说是一个群体得以存续的关键因素。民俗与该群体秉持的世界观、与群体成员间共享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紧密相关。”认同的多样性存在是由民俗艺术本身的丰富性所决定的。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个体被群体分置于差异化的认同集合中，这些集合由被特定标识的要素汇聚而成，不过不同认同集合之间也有可能存在交集。

　　因而我们也需要关注社区与外部的交流过程。民俗艺术既是社区内部的共享表达方式，也是社区与外界交流时有选择性地展示或进行文化输出的模式。在这两种表达中，认同是有所区别的。“当我们从群体内的场景转移到各种群体外的场景时，一个认同的整体呈现和形象也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外部对于社会认同的本质和理想化的概念，都需要经由特定的民俗艺术展示。当我们将族群视为一个文化概念时，它与认同是相互塑造的。认同的流动是内部与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外部的影响有助于内部提炼增强文化认同的代表性事象。这一点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显得尤为突出。

　　在特殊语境中，民众会选择恰当的民俗艺术展现情感与心理状态。这种与认同秩序的形成与改造有关的手段是民众在日常民俗生活中所使用的一整套表达惯习，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刻板印象或因循守旧使然。在日常生活世界变迁过程中，民众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对此进行灵活的变通处理，这并不妨碍传统意义的有效传达。因而我们在探究民俗艺术的信息传递时，更要留意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意义与符号关联间所呈现的稳定特征，符号与其意义在这里并不遵循对等原则，一个符号或意象可以具有多重或多维向度。换句话说，个体在表达同一个意义的过程中有多样表达方式可供选择。民俗艺术之所以能成为认同表达的主要方式，就在于其符号与手段的丰富性。

　　基于不同的认同原则和标准而建构的共同体，比如民族、性别、年龄、职业等，实质性或象征性地给予隶属其中的不同个体以共同的（但可能存在巨大内部分歧的）身份标签，从而定义了该个体在不同面向上、不同维度中的多元身份属性。“文化认同往往被描述为古老的、纯洁的、持久的并与特定环境相联系。在现实中，可能没有一个认同的显著特征是完全不可或缺的。今天，人们调整符号以适应他们的个人情况，并给予一个相关的解释。储存于文化中的所有要素，只有强有效的一小部分能应用于任何特定时间，即使是一个小群体的努力也足以构建一种认同并引导其发展。”这样看来，族群认同的内在动力在某些时候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甚至可以影响族群边界的稳定性。一旦某些文化要素被群体视为标志性特征，那么它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能量，从而在重新建构认同的过程中发挥效力。

　　当我们在考察民俗艺术所呈现的认同表达时，可以体察到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一些艺术随着生活方式变迁而被摘掉了构建认同感这一核心要素的标签。实际上，认同的解体往往来自象征符号的意义解构，当指符与意符间的关联断裂，那么维系群体认同的实质也就不复存在了。包括交融与隔绝在内的族群边界的流动会造成认同表达的功能失效，与之相对应，民俗艺术的传承也将会遭遇不小的危机。这也是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四、结语

　　民俗艺术与民俗生活水乳交融，虽然民俗艺术的功能不只有表达认同，还有教育、规范、娱乐等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功能，但表达认同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功能，也是民俗艺术得以传承的根本所在。“民俗艺术作为艺术体系中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概念，存续于特定地域环境和时空之中，以其类型的丰富性、艺术样态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而推动了民俗艺术研究视域的转变。”尽管民俗艺术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但是其素材皆来源于地方的生活和历史，我们从民俗艺术中可以读出群体或社区的文化史。作为局内人，从小到大的民俗展演使艺术化的生活模式得以串联，那些艺术现象是去精英化的，其中蕴藏着素朴的生活哲理和智慧表达。作为局外人，当我们以调查、旅游或其他方式介入其中时，那里的民俗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对“地方性”与“传承人”有了较为完整和相对深刻的印记。在民俗艺术中，认同表达是清晰的也是有边界的，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它的文化意味并认同其价值所在。这既是民俗艺术总体意义的传递路径，也是活态文化的生存法则。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