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用品上使用布老虎的习俗流布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山西，布老虎几乎出现在人生的各个重要阶段。特别是从出生到十二岁之间的这段时间，孩子们衣帽、饰物上的装饰元素和玩具最常见的就是布老虎。本文选择山西的布老虎作为个案研究，主要基于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地域风格与区域人文差异鲜明且布老虎相关习俗流布广泛、悠久。
布老虎虽名为“虎”，但图像来源却并不限于虎，而是指一类具有兽面特征、采用“裂分式”造型的符号化、风格化的瑞兽形象。有的布老虎面部形象与新石器时期尤其是商代礼器上出现的神秘兽头纹样极为相似，这种纹样不能明确是虎，有“神面纹”“兽面纹”“饕餮纹”“虎面纹”等多种说法，这个形象无法完全对应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生物。但在民间，老百姓都喜欢把这一类形象叫作“虎”。究其原因，老虎造型是运用最普遍且沿用时间最长久的装饰性动物母题之一。尽管商、周礼器上的动物纹样原型未必局限为虎，但是从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和动物崇拜观念的角度分析，虎、豹等猛兽应是重要原型，这源于中国人对“虎”的神力存在着相似的想象，都喜欢借用虎的文化意象。在历史的绵延中，布老虎在以“虎”为中心构架起驱邪避凶、祈福纳祥的文化身份。除此之外其展现的生动、夸张以及相关习俗所牵连的人情和风物，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
一、布老虎面部的“整体裂分式表现法”
布老虎的造型虽然丰富，但基本都采用以面部或身体的中心为轴、对称分布的表现法。这种造型方法被马承源称为“整体展开法”[1]，被列维·斯特劳斯总结为“裂分表现法”[2]。这种造型和构图方式，几乎在世界范围内所有早期文化中均有显现，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原始艺术形式中通用的造型原则。顾理雅（H·G·Greel）谈到商代艺术中的表现手法时认为，“商代装饰艺术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把动物表现为平面或圆形层面。这就好像是拿起动物，从尾巴尖开始将其纵构图方式也见于美洲地区的艺术。如弗朗茨·博厄斯在描绘北美沿海地区艺术的绘制方法时指出：“动物在想象中被从头至尾分割成两半……动物要么被表现为一分为二，两个侧面形象在中间衔接，要么就展现一个头部的正面形象，连带两个相连的侧面形象。”[4]原始初民在视觉形式方面的探索，从再现逐渐发展到更注重追求精神表现，由表现什么转向怎么表现，艺术形式上常常通过错位和裂分的手法，联络现实与超现实的人与兽的关系，穿越“装饰”与“再现”的边界，使艺术形象保持着“半人半兽”“似与不似”间的神秘，而这种正面对称性的裂分造型，眼部突出、嘴巴宽大的面部造型特点几乎都可以在布老虎中循迹。尽管很难考据布老虎与原始社会及商、周时期兽面纹之间的明确关联，但表面上的相似显示了两种图像在深层次上具有某种相近的特质。
晋中地区虎型凉帽（20世纪中后期）
容庚、张维持将所有纹样分为动物形纹样（奇异的动物纹样、写实的动物纹样）、几何形纹样和叙事画纹样[5]，这些纹样也会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布老虎上。由于布老虎的制作者大多是家庭妇女，制作时虽然大都没有突破裂分的基本造型方式，五官包含了兽面纹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羽冠、嘴、眉等部位更自由随机地进行组合。比如，在考古遗存的虎造型艺术品中，虎眼的典型形态呈现为良渚型[6]和商周型[7]，而在布老虎的制作中则变化极多，主要归纳为三种造型：凤眼含珠型、圆珠型（包括层叠式圆形眼）和图案型。
布老虎的眼睛造型（上行 ：凤眼含珠型 ；中行 ：圆珠型 ；下行 ：图案型）
鼻子是布老虎对称裂分的核心部位。在山西中南部地区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布老虎的鼻子代表阳性，是最能表现虎威力的部位，所以虎鼻子的造型多较突出，主要呈现为两类。第一类是瘦长型的，笔者称之为“通顶垂胆型”。这一类里面又有两种造型：一种是从顶部一直通到下颏；另一种是从顶部到口以上。这种样式中有的装饰很多，但根据主体部分的主要特点，依然归入此类，可分为简洁型和繁复型。第二类笔者称之为“开阔如意头型”。这一类鼻子造型立体，向左右延展，其中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重叠式垂珠型，由两三个垂胆型造型的布雕组合而成；其二似鼻翼如花朵绽开；其三采用蝴蝶、五毒等吉祥纹样表示鼻子。布老虎中耳朵的造型和纹样最丰富的多数用于表现狮子。在山西的民间习俗中，有的地方给男孩送布老虎，给女孩送布狮。而区分狮和虎的依据是虎额上有“王”字，“狮”耳上的纹饰一般加卷草纹、如意云纹或漩涡纹等。表现“虎”的耳朵也有很多样式，比如枫叶形、童子布雕、五毒图案等。
二、布老虎的形体
以考古遗存中的虎题材艺术品和纹饰为考察样本进行分析，大约有立体造型的单体虎和群兽、半立体的浮雕和平面的纹饰三种。虎的基本形态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匍匐状虎；第二种是奔跑或行走状虎；第三种是卧睡状虎；第四种是觅食状虎。最后一种虎的姿态往往很少独立出现，多数是多只虎撕咬其他动物或群兽咬斗形，如表现虎噬鹿、虎噬羊或虎与龙等凶猛动物缠斗的场面，很多呈现为写实性与图案化有机结合，主体为写实性的虎、被猎食的动物和装饰植物图案化排列于周围。这些虎的造型在布老虎中都可见，就布老虎的主体造型大致可归纳为独立和合体两类（见表4）。
在布老虎中除了虎型玩具，另一大类型是给孩子戴的虎头帽，孩子戴上之后组合成人在虎口之中的形态，与出土于湖南安化的商代“虎食人青铜卣”的虎口噬人造型相似。该造型因其具有神秘感而引来多种解读，多数专家认为商、周时期的巴蜀地区有将人献祭于虎，以人为牺牲的习俗，所以这种“虎食人”造型、纹样不是表现虎食人的现实场景，而是一种如符咒般弥漫着神秘的巫术气息的祭祀场面。老虎帽极为常见，孩子戴上后都呈现为将头放在虎口中的形态，或许正表现了以人献祭于虎后获得庇护的原始意向（见图11）。
这些奇异的造型不仅表达了某种观念，还是一个基于“美感”的艺术创作行为，二者靠一种既对立又具功能性的双重关系彼此联系，通过超现实的形象，表现人们赋予的超现实力量。通过对中国早期社会艺术形态的观察，并将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与之文明程度相当的地区或部落相比较，发现几乎所有的早期艺术都和人的生存要求保持着对应关系，所有的表现主题都袒露着人们热切的生命欲望。
三、布老虎的制作工艺
布老虎所用的工艺手法主要有平面刺绣和立体布雕两种，平面刺绣中一般最常见的主题纹样有连珠纹、盘长纹、勾连纹、钱纹、云雷纹、回纹、莲纹、忍冬纹、云头纹、祥禽瑞兽纹、光焰纹、鳞甲纹、散点花草纹等。立体布雕造型有龙、虎、猴、孔雀、长尾鸟、宝相花等。单位纹样组合的形式大致可分为圆形适合纹、带状连续纹和四方连续纹三类。实际制作中，一般不会使用单一纹饰，往往是将几种或多种纹饰组合在一起。在山西民间，纹样使用的类型一般和赠送对象的性别有关，送男孩子多用虎，送女孩子所使用的就要自由和丰富得多。以女帽为例，多花草和鸡、凤、鸟、鱼等纹样，或喜鹊登梅、鱼戏莲、凤戏牡丹等传统吉祥图案（见图12）。
布老虎制作中往往会糅入多种刺绣手法。比如用擞和针结合戗针的刺绣针法，绣制面积较大、色彩层次要求丰富的部分，如虎帽或虎鞋的侧、顶部的纹饰；用齐针可绣虎的眼、口、唇等面积较小、色泽变化较少的部位；用松针可绣虎眉、须；用网绣、接针、滚针可绣虎鼻、眉；环绣可用在细部，如花鸟的花蕊等。还有双套针、单套针、正反戗针、刻鳞等各种针法，在绣制过程中往往自由搭配混用。
布老虎上还会使用很多金银、玉石、琉璃牌饰。虽说布艺都是实用、装饰和祈祥功能合一的，但是不同用品和身体的接触程度不同，功能侧重也有所不同，使用配饰的情况也不同。因为一般布老虎的使用者多是孩子，制作者考虑到安全问题，会根据不同用处施以材料和工艺，如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摆弄、摩擦的玩具、贴身的被褥、肚兜上和衣帽上一般不会使用坚硬材质的牌饰。使用牌饰最多的是虎帽，一般的使用位置是帽檐正面和帽檐围圈、帽顶和拖尾上。牌饰上的纹样题材主要有三类：吉祥动物和花草类、长乐未央和福禄寿等吉祥文字、仙佛和童子等人物。
尽管布老虎一般都是个体手工制作完成的，每个作品都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但是制作者仍会不自觉地受到地域和时代影响，体现出相应的共性特征。
四、文化生态和布老虎样式
虽然布老虎没有固定的样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会根据区域内的普遍样式和自己的喜好去造型，但是各地理单元内的自然环境和物产、历史积淀、风俗民情、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女红艺术产生和生长的观念和物质基础，所以自然条件与区域经济环境相同的地区，布老虎呈现出样式及制作工艺的趋同，聚落文化相近的地区，关于布老虎的民俗功能认知也相似，人们在制作和使用布老虎时共享了一种情感体验。
聚落文化区域的形成有时并不受限于行政区划，而是受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积淀的影响。古代沿袭或约定俗成的地域，随着历史的演变，最初精确的地理学意义逐渐转化为文化界分的标志。以下从山西的四个文化区分析区域文化生态和布老虎样式的关系。
（一）西南部和东部地区
在农业经济时代，山西的西南部和东部是主要的优质小麦产区，也适宜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所以农业经济发展较平稳，商业也很兴盛[8]。“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为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富足，有条件和环境安排自己的文化生活，所以晋南亦是山西民间文化艺术积淀最为丰厚的地区，民间礼俗活动也较完备，尤其是女红技艺整体工艺水平较高。
晋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差异小，所以当地父母一般会将女儿尽量嫁得离自己近些。这样一来，就使女红技艺和样式处于稳定的传承状态。以山西的老虎帽为例，晋南布老虎造型饱满，眉、眼、鼻在虎面上所占比例较大，身体比例小（见图13）。纹样多使用传统、经典的吉祥纹样，传统的晋南布老虎的眼睛都比较大，圆眼较多，老虎的鼻子和眼睛多用棉布包裹棉花，形成有厚度的立体形，眼眶和耳朵上的刺绣一般采用的也是传统吉祥纹样；颜色喜用饱和度高的对比色，布局善于利用简洁与繁密的对比关系，使作品整体色彩艳丽但不喧闹，绣工精巧但不繁琐（见图14）。针法以最常见的平针绣、松针绣、盘金绣、打籽绣、锁绣为主。
（二）中部地区
山西中部地区包括太原市、晋中市和忻州市的定襄、繁峙、五台等县，再加上吕梁市东南部的几个县，东依太行、西临汾河，农耕条件虽不如晋南，但这一区域自古就是山西政治、经济中心，名震明清两代的晋商主要出于此地。15世纪，全国出现了33个工商业都市，其中山西就有3个（太原、平阳、蒲州）[9]。到清代，处于晋中一带的商贾云集，钱庄票号的汇兑业务利润可观[10]，其业务甚至还发展到了国外[11]。
崛起的晋商创造了沟通中西、南北文化的晋商文化，在民间手工技艺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农作物出产状况。从许多流传下来的旧虎帽、虎鞋中观察，晋中的风格样式与其他区域的布老虎主要有以下三个差异。
第一，不同于晋南布老虎突出五官，晋中布老虎制作注重整体形式感，而且特别强化细节的刻画。每一个细部都有精细的刺绣，有的作品在眼睛处、鼻子上不用布贴或布雕，而是绣一对童男、童女，或鱼、莲蓬、花等吉祥图案代替眼睛、鼻子。主体造型之外的装饰性图案非常多，尤其是女孩的帽子和鞋，虎头形象多采用虎的变体，如猪头、凤头等，但眼、眉等部分在虎图像的基础上变化。五官和底色用色较柔和，纯色往往以补色中和，不似晋南布老虎喜欢用强烈的对比色。
第二，针法上吸收了南方的湘绣、粤绣、蜀绣的针法。山西其他地区的刺绣多使用平针绣、贴布绣，晋中布老虎在原有的基础上，融合了虚实针、戳纱、鸡毛针、刻鳞针等苏绣针法，以及粤绣中的洒插针（即擞和针）、套针、施毛针。表现为针脚整齐、施针严谨，用劈开的细丝线，绣面很平顺、光洁，而且如同工笔画一般色彩层次变化丰富、细腻，针法复杂多变，色彩柔和、典雅；加上当地经济条件较好，在面料使用方面，多用细致柔软的丝织品。相对于山西其他地区的布艺作品更显富贵、精致。晋中的虎帽或围嘴中所见很多的就是钉金绣法，常用织锦缎或钉金绣法衬地。
第三，笔者在整理考察资料时还发现，在祁县、太谷、平遥一带收购的旧布虎帽，普遍喜欢使用玉石或金银制作的配饰，相较于其他地方的布老虎配饰更多，而且材质较珍贵，如将吉祥符号造型的玉片、银片、琉璃等材质的饰物缀在帽子前部，或者在帽顶。
（三）东南部地区
山西东南部是古时的上党地区，被太行山、太岳山环绕，可耕种土地面积不大，优质农田更少。但当地人总能从有限的资源中找到生存的途径，可耕种土地少，相应的农闲时间就多，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
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处于山西东南部的晋城地区传统手工业已很发达，比如大阳钢针、晋城皮金、泰山义剪刀、晋城玻璃器皿、阳城乔氏琉璃等传统手工艺产品已经行销全国，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品牌。当时，晋城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晋城流传下来一句话：“三义公的皮金、泰山义的剪”，指的就是明清时期晋城最有名，也最有钱的两家老字号的手工业作坊。那么，“皮金”又是何物呢？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秦中造皮金者，硝扩羊皮使最薄，贴金其上，以便剪裁服饰用，皆煌煌至色存焉。”[12]可见所谓的皮金就是把羊皮加工到尽可能薄，再在其上贴金箔，使用时按需裁剪，再贴或绣到服饰上（见图15），是古代制作华服必不可少的材料，这些信息都反映了晋东南地区曾是一个女红制品的重要原材料产地，这也为妇女从事手工艺品的制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手工业在明清时期成为晋东南地区的支柱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当地民众对这种劳动模式的认同感。由于商业活动发达，改变了当地原有以土地为根本的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制作者接受了各方的信息，使地域文化特色逐渐模糊。反映到女
针法及材料的搭配上，而晋东南的精表现在每个细节都深入刻画，纹样更繁复。如处理不好往往造成主体形象不突出，使图案显得繁杂和累赘；使用的针法多为北方民间刺绣常用的打籽绣、盘金绣、戗针绣和平针绣等。其二，在色彩方面，晋东南布老虎不似晋中的用色雅致，色彩更热烈，乡土气息更浓。
（四）西北部地区
山西的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地理位置靠近，有很多相近的习俗，历史上两地都处于民族混居区，草原文化对这里的风俗民情及民间艺术影响很大。
此地的女红制品相对其他地方艺术风格较为粗犷。以虎头帽为例，有一种凉帽的前脸位置装饰一个虎面，帽子后面有一个宽两寸余做成四条腿形状的带子，呈一个帽圈状，因为没有帽子顶，所以夏天孩子戴着很凉快，因此叫凉帽。这种虎头帽的特别之处是整体结构呈现为一只身体完整的小老虎。当孩子戴上后，像一只小虎趴在头上，脑袋正好在虎身体中间，造型与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虎食人卣”、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巴蜀祖龙尊”、安徽阜阳的商代“青铜龙虎尊”所表现的人虎一体、虎口噬人的形制一致（见图16）。笔者依据现有实物资料分析，虽然全省各地都有类似造型的虎帽，但是山西北部的布老虎较南部布老虎的制作工艺略显粗陋，在外形处理上曲线变化较少，线条硬直，虎面造型简单，颜色变化较少，多以一种颜色为主，配色数量较少，与山西其他地区的布老虎比起来感觉更朴拙、粗犷。有的作品表现的图案过于细碎，有的又过于简略。当然，以上特点只是依据笔者目前对所掌握资料的分析和归纳，在现实生活中，民间艺术交流活动非常活跃，在整体艺术风格之外总有一些特例。享有共同传统、文化机构和生活习俗的社群对应特定的文化形态，其组织内部的人遵循社会的规训，无数次生产并复制出了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标准样式。
结 语
人不仅具有自然性，同时也具有社会性；人的生活环境不仅是一个自然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带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和历史继承性的人文空间。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各种外部条件总和的生态环境，除了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外，还包括涵盖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民间艺术等因素的文化环境。而人要生存发展，不但需要和谐美好的自然生态，也需要良好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即构成“文化”的诸多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是一个比自然生态复杂得多，由社会环境与信仰、知识体系的规范环境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劳动妇女在创作一个小小的布老虎时，审美实践活动源自祖祖辈辈的文化记忆，她们通过对形象性要素的把握，融合个体审美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并将意蕴性要素发展和延宕，反映出自身对于自然、生活最直接的诉求与观照以及所在生活区域的文化特性，而且随着时代和人的观念变化被不断赋予新的认识。
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确认制作布老虎及其习俗流播背后的群体文化心理和共同价值观，解析不同文化生态中造型的独特性，可以进一步理解图像及其文化在稳定的造型原则、习俗和观念结构上的不断生长和变化，发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虽然目前没有历史文献可以提供确切信息，使我们完整演绎出一些常用的民俗图像的历史发展脉络，但通过这些民俗图像展现出来的文化信仰，人对自然和神灵的文化认知，在时代流转与变迁中不断经历着选择、淘汰和更新。以图像对应只鳞片甲存于搜神拾遗中的文字线索，可发现古人对虎的艺术表现总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代审美观、宇宙观紧密相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远古文化形态都改变了模样，但是虎图像却没有被历史的风沙尘封，一代代老百姓使用各种材质为虎塑造形象，使其挣脱物质媒介的束缚而呈现为具有祈福纳祥意义的符号化形象，这一形象延续和传递着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张扬，继而推动其传承，同时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民众审美情感的需求变化而发生着变化。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艺术年鉴》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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