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自2005年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两个文件以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一直都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在全国各地全面推进，有序展开。经过多年的保护实践，如今已探索总结出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科学有效的非遗保护方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更是明确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非遗保护基本原则①。

　　就整体性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从2007年至今，全国已设立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含17个实验区），197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②；2019年3月1日，文化和旅游部制定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已正式施行。可以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各级，在通过设立各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对一定区域内的各类非遗项目进行整体性保护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然而，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并非整体性保护非遗的唯一方式。实际上，单个非遗项目的保护仍然是日常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要完整保护好单个非遗项目，也需要将整体性保护原则贯彻于单个项目保护的全过程之中。

　　那么，如何对单个非遗项目实施整体性保护呢？笔者以为：囫囵吞枣式的保护方法着实简单粗放，盲人摸象式的保护方法难免一知半解，只有首先弄清每个单一非遗项目整体包含的各个方面与具体内容，然后有针对性地结合实际，分步骤、分层次地制订保护计划，再有序开展各项保护工作，才是全方位、多层次对单个非遗项目实施整体性保护的正确方式。下面将围绕单个非遗项目“滩头木版年画”，从七个方面展开关于整体性保护的探讨。

　　一、单个非遗项目本身构造与特征的完整性

　　每一个传统手工艺类的非遗项目其实都包含着多种具体的工艺，都有完整的工序或流程。例如，滩头木版年画，从造纸到成品所有工序都在滩头镇当地完成，形成一个完善的生产体系，这在全国年画制作中较为少见。滩头木版年画以自产土纸印刷，故印制年画前先要造纸。滩头木版年画的主要工艺流程包括选纸、蒸纸、托胶、刷粉、刻版（图1）、配色（图2）、印刷（图3）、开脸等20多道工序，其中，蒸纸、托胶、刷粉、开脸等都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年画。印制年画的方式为套色彩印，分线版和色版印刷，每幅年画一般要经印1道线版、6道色版，色版套印的顺序大致是嫩黄、品绿、品蓝、朱红、玫瑰红、黑。若没有保护好这些完整的工艺流程，就生产不出原汁原味的传统年画。

　▲图1 滩头木版年画的刻版工艺（作者供图）

　　▲图2 滩头木版年画的配色工艺（作者供图）

　　▲图3 滩头木版年画的印刷工艺（作者供图）

　　又如，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滩头木版年画可分为门画、墙画、神像画、窗格画四大类型；按照年画的画幅规格大小又可分为托全（即全开张纸，95厘米×60厘米）、托半（70厘米×50厘米）、托二（60厘米×40厘米）、托四（50厘米×40厘米）等。如果不再生产或不再印制这些种类、规格的年画，相应纸张生产供应就会停止，有关的刻版工艺也会慢慢流失，最终会导致滩头木版年画得不到全面、完整的保护。

　　二、单个非遗项目相关的条件与形式

　　尽管是单个非遗项目，但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保护单个非遗项目需要将与该非遗项目相关的条件与形式一起保护起来。具体到一出传统戏剧的演出，需要化妆、服装、道具、舞台美术、伴奏等的参与，缺乏其中任何一项内容，都将影响演出效果。同样地，滩头木版年画需要借助原材料和工具才能生产，由此，就牵涉到一些其他工艺。而滩头木版年画的生产工艺，除了该项目本身含括的印制、绘制工艺之外，相关工艺还有：造纸（含竹纸制作工艺、抄纸帘编织工艺等）、蒸纸、托胶（制胶工艺）、刷粉（矿粉制作工艺）、配色（年画色料制作工艺）、刻版（年画雕版工艺）等。这些相关工艺非常重要，缺少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滩头木版年画无法正常生产或失去特色。

　　举例来说，如供给纸张的造纸环节中，手工抄纸的帘子必须十分细密，因而其编织工艺要求很高，若是在这个环节无法达到要求或缺少这件关键工具，那么，年画所用土纸的生产和供给就无从谈起。如今，在滩头镇，由于抄纸帘的编织工艺面临失传，所以影响到土纸的正常生产和及时供给，进而使得年画生产面临缺纸的困境。

　　再如，滩头木版年画以往是与当地一种名叫“喜钱”（或称“门笺”）的“凿花”配套销售、张贴的。“凿花”的花样也很丰富，主要有龙凤、桂花、梅花、金花、四季发财、福字等，能够增强装饰性，烘托喜庆气氛。这种组合形式曾是滩头木版年画贴法与众不同的典型特色。但是，随着凿花的失传，这种搭配组合的特色已经消失。此外，当地民间口传文化中还流传有《金口玉牙》《香粉纸的来历》等关于滩头木版年画的传说故事，亦是当地年画文化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应得到关联性的保护和传承，才会使项目的整体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使文化传承更加可持续。

　　三、单个非遗项目相关的人

　　非遗由人创造，更依靠人传承。它广泛存在于各社群、族群和团体的日常生活中。广大民众既是非遗的传承人，也是非遗的享有者，大家彼此互动、相互影响，或为师傅与徒弟，或为表演者与观众，或为主导与从属，或为个人与集体，大家都在非遗项目生发、文化保护和承续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构成鲜活的文化生态样态。保护非遗项目必须重视与之相关的人，包括创造者、持有者、继承者、参与者和享用者等。其中的创造者、持有者、继承者可视为传承人，是项目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人群，理所应当是整个保护环节中不可或缺的。然而，如果缺少了参与者和享用者，不但会减少传承人与人分享文化的愉悦感和经济收入，还会影响项目的生存，降低项目的社会价值。可以说，缺少了任何一类人，或者任何一类人持有（或承继、支持）项目的能力不足，该非遗项目就无法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有专家指出：“在民众土壤上呈现旺盛的生命状态，是非遗保护的最高境界。”③比如滩头木版年画，其参与者是与年画生产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造纸行业、颜料生产行业、木刻行业、美术行业，等等；其享用者，就是购买和使用年画的普通民众。如果民众购买年画越来越少，传承人生产年画的数量就会减少，从而购买纸张、颜料等的数量也会相应减少，这就会导致造纸、颜料生产等行业的萎缩；反过来，如果造纸行业的生产力不足，会造成生产年画数量的下降或年画的价格上涨，也会影响民众购买年画的感受。

　　目前，在滩头镇，木版年画生产作坊仅有高腊梅年画作坊、福美祥年画作坊两家。其中，高腊梅作坊的前身叫“成人美”年画作坊，由钟登弟（出生于1896年，卒年不详）于1926年开办。其子钟海仙（1928年11月—2008年10月）自1934年至1943年随父亲学徒，出师后与父亲共同经营年画作坊，1946年娶高腊梅（1933年12月—2014年12月）为妻，随后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年画作坊，1956年将作坊更名为高腊梅作坊。钟海仙和高腊梅先后于2007年、2012年被认定为滩头木版年画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其子钟建桐（出生于1965年4月），于2007年6月正式向父母拜师学艺，2018年被认定为滩头木版年画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6月，钟建桐的女儿钟星琳正式向父亲行拜师礼，成为滩头木版年画的第四代传承人。另一家福美祥年画作坊的主人是出生于1975年10月的尹冬香，16岁开始在高腊梅年画作坊帮工，2015年在隆回县文化部门的支持下独立门户，建立福美祥年画作坊，2018年被认定为滩头木版年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尹冬香的女儿肖扬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家随母学习滩头木版年画。除两家年画生产作坊之外，与年画生产相关的还有从事刻版的刘国利（出生于1974年2月，2018年被认定为滩头木版年画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造纸的李志军（出生于1960年6月，滩头手工抄纸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等。可以说，整个滩头木版年画生产链的从业人员屈指可数，单个项目的传承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四、单个非遗项目赖以生存的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④，表明是“环境”孕育和滋养着非遗项目。保护非遗项目必须保护其生存环境，对此也有形象比喻：“非遗项目如果是鱼，它的生存空间就是水。单纯保护鱼，鱼慢慢就变成了干鱼、咸鱼。水保护得不好，就会死水一潭，鱼也活不长了。”⑤

　　一般意义上，人类的生存环境由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非遗依附于人而存在，因此，人类的生存环境就是非遗赖以生存的环境。

　　（一）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通常指包括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及与动植物相联系的生态系统在内的生存空间。中国传统手工艺往往就地取材，得益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滩头镇具有丰富的溶洞溪水、楠竹资源等天然地理环境，且与东汉造纸发明者蔡伦的家乡湖南耒阳相距甚近，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滩头在隋代末年开始生产手工抄纸，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元代，滩头已是土纸、色纸、粉纸的著名产地。清代，滩头香粉纸曾被列为贡品，并远销港、澳，以及日本、欧美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滩头木版年画采用当地特有的矿粉纸印制。矿粉纸上的粉是当地峡山口特有的一种瓷白又细腻的天然矿物质，经人工像挖煤一样从洞内岩石夹层中挖出后，晒干、打碎、漂洗、沉淀，再加胶后刷在纸上，生产出土纸。这种粉白色的土纸特别受色，用它印出的年画色彩润泽、鲜艳、厚重，有浮雕般的效果，且经久不褪色，由此形成滩头木版年画独有的一种特色。当然，气候环境也影响滩头木版年画的生产。例如，土纸要选用“小满”节气前的嫩竹制作，年画要待到每年中秋节后的气候条件下才适宜印制。

　　（二）人工环境因素

　　人工环境主要指人为加工形成的生活环境，包括住宅的设计和配套以及供水、供电、公共服务设施等。人工环境同样会影响传统手工艺类非遗项目的产品生产、销售与使用。传统社会时期，湖南及相邻省的汉族民居多为天井式的建筑，一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则多见吊脚楼式的民居建筑。滩头木版年画的色彩美艳、对比强烈、构图夸张，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等艺术特点，可能与适应和装饰楚南地域民居昏暗的居住环境有关，也可能与湖南人喜食辣椒的饮食习惯及湖湘文化密切相关。传统社会时期，民居张贴滩头木版年画都有一定的讲究，例如：门神《秦叔宝·尉迟恭》呈对称性张贴，正像一般贴在两扇大门上，偏像贴侧门；《麒麟送子》贴卧房门；《赵公元帅》贴厨房门等。当时的大户人家高墙大门，通常选贴全开张的“托全”年画；相比而言，平民百姓的居住条件有限，只能选择四开到八开张的“托二”“托四”尺寸的年画。如今，人们多住在楼房里，住房通常只有一扇大门，门神等年画的形制与规格就需要相应调整，才能适宜现代民居张贴。

　　（三）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指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公共秩序、道德规范、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民间习俗等。社会环境对滩头木版年画的影响整体上包括民间习俗、政治环境、文化变迁三个方面。

　　1.民间习俗对非遗项目的影响

　　关于民间习俗对非遗项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滩头木版年画的产生与当地的民间祭祀活动有关。滩头镇旧称“楚南滩镇”，当地居民以汉族为主，宗教信仰涉及道教、佛教等，旧俗祭祀时民间用纸马以祈福消灾。纸马又称“甲马”，系民间祭祀财神、灶神、寿星等神祇时所使用的神像纸品，形式上属于民间木刻黑白版画。传统滩头纸马的内容丰富、品类繁多，制作技艺水平较高。后来出现的滩头木版年画，形式上属于民间木刻彩色套印版画，无论题材内容还是制作方法，都与纸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其表现手法及内容与湘楚地区的民间印染、刺绣、挑花、剪纸等民间艺术形式亦相融会贯通。可以说，滩头木版年画集湘楚民间艺术与民俗之大成，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

　　第二，滩头木版年画作为民间年俗活动用品。在中国农历春节时，人们张贴年画是祈求平安吉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和求财纳福。例如，滩头木版年画中表现驱邪纳福的有《秦叔宝·尉迟恭》《苗族英雄像》《钟馗》，表现祈福、祈财的有《灶神》《赵公元帅》《年年发财》《招财进宝》《堆金如玉》《一本万利》，表现吉祥如意的有《佛祖》《南海观音》《吉祥如意·万福崇来》《和气致祥》《子孙万代》，诸如此类，满足了百姓的心灵需求。滩头镇当地完整的过年年俗主要包括：祭灶、扫尘、贴春联、贴年画、年三十守岁、吃年夜饭、拜年、接财神、唱大戏等。相应地，贴《灶神》以祭拜是当地年俗中最先进行的活动，灶神也是最先祭拜的神灵。大年初一时，当地有送财神的习俗。这天从早到晚，人们互送印有财神像的“纸片儿”上门，当面要说“老板发财”。主人家一般来者不拒，高高兴兴地接过财神像，并回送面额不等的零钞真钱以示答谢。这些民间年俗文化都与滩头木版年画息息相关。

　　2.政治环境对非遗项目的影响

　　政治环境对一时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影响，自然也影响到传统手工艺的生产和经营活动。1949至1958年，滩头木版年画曾被当作与封建迷信有关的产品而禁止生产和出售，年画生产就此近乎停顿。1958年后，邵阳地区在滩头召开工业生产现场会重新批准其生产，当年的销量达到二十多万张。1963年，有关部门以滩头木版年画宣传封建迷信为由又命销毁老版，而致年画印制停止。1969至1978年，滩头木版年画因被列为“四旧”，大量印版付之一炬，有些版本就此失传。1979年，滩头木版年画又重新恢复生产。

　　3.文化变迁对非遗项目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21世纪以来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反映在对传统手工艺的喜好与需求方面，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过年使用年画的民间习俗普遍式微，市场对年画的需求越来越少，从事木版年画制作的年轻人也由于这一行无法维持生计而谋就他业，致使传统年画的生产和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五、单个非遗项目完整的传承发展历史

　　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非遗，在人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随着环境变化、时代变迁而相应地发展、变化，因此，它永远都处于不断地更新与创造之中。承认非遗在每个时代的发展和流变，而不是人为地将其“化石化”，是非遗整体性保护的应有之义。历史上有很多对滩头木版年画传承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比如：明末清初，秀才王东元开始在纸马的基础上调配各种颜色生产滩头木版年画，当时制作了《秦叔宝·尉迟恭》《和气致祥》《麒麟送子》《龙凤呈祥》《老鼠娶亲》等数十种年画产品；道光年间，滩头和顺昌老板胡奇甫绘制了《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花园赠珠》《西湖借伞》等十几种戏文故事新品种；20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了一批专家，刻版创作出五套包括“八个样板戏”“学雷锋”“工农联盟”“拥军优属”等时代特色的新年画样式，当时印制生产了四万余张；1989年，二十余件新作品还参加了在江西宜春召开的“首届全国版画群体研讨会”，受到与会专家和同行的高度赞赏，当时有五件作品被《版画世界》杂志选用并推荐赴日本展出。近年来，在各位代表性传承人的努力下，滩头木版年画研创了一些新式样、新题材，比如新生肖年画十二生肖之鸡（谐音“吉”）的《吉娃送福》（图4）、反腐倡廉类型的年画《一钱太守》（图5）等，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图4 新创生肖年画《吉娃送福》（作者供图）

　　▲图5 新创廉政类年画《一钱太守》（作者供图）

　　因此，在思考和研究滩头木版年画的保护方法时，要整体地纵观其发展历史，找出各个社会历史条件下，滩头木版年画传承和创新发展的良好经验，以及分析认识当时遇到困阻和形成创新的原因和办法，以借今鉴和日后规避。当然，对单个项目进行宣传和传播时，也要依照它的整体发展脉络，将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与生存状态真实地展示、客观地反映出来。

　　六、单个非遗项目的内涵与文化价值

　　对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不仅要重视其静态的成果，更要关注与之相关的各种事象及其存在方式和存在过程。而且，既要注重外在形式，还要关注每一种形式反映出的思想、理念、价值观等。传统社会时期，由于技术水平受限，农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饱受着来自自然和人为的各种磨难。因此，很多文化创造真实反映出老百姓祈求过上平安、顺畅、富足生活的内心需求。

　　滩头木版年画根据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用奇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被老百姓视为保护神的人物形象。例如，门神正像《秦叔宝·尉迟恭》，秦叔宝和尉迟恭的周围五个童子形态各异，这种组合式样既用以表达避邪禳灾，又寄寓人丁兴旺、五子登科的愿望。又如《关羽》和《马超》，他们的令旗上各写一个“福”字，战袍上分别写有“爱”字和“喜”字，表达了祈福求喜的心愿。再如《苗族英雄》，白脸门神一手举着镇邪的铁锏，一手握着“玉如意”，祈求万事如意；红脸门神则一手举鞭，一手执着“梅花枝”，寓意梅开五福，洪福齐天。

　　这些门神年画一方面保留了传统门神“驱鬼镇邪”的原始意义，一方面又顺应老百姓的心理需求进行巧妙的改造，丰富了原有门神的文化内涵。像滩头木版年画《招财进宝》，题材取自民间传说，但是将赵公元帅（即财神爷“赵公明”）的坐骑由虎改为麒麟，因麒麟天马行空，可以更好地满足百姓“日进千乡宝，时招万里财”的心愿。还有《老鼠娶亲》，也是源自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但不去强调传统的猫吃老鼠，而是突出把老鼠嫁出去以求居室安宁的意思。其实，每一幅滩头木版年画都有生动的故事或典故，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巧妙地构思和再创造，重新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活力。

　　基于项目和人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应该将每种非遗的文化形态、思想精神和价值内涵充分发掘出来，否则就会流于浅薄、徒有其表，导致表面化、空壳化，既不能打动人，也无法可持续地传承下去。

　　七、同类或相似的非遗项目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不可抗因素和人为因素等导致的迁徙，使得一些传统文化事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广泛分布。年画作为中国传统新年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其分布地区更广、种类更多。在众多年画类型之中，木版年画就以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江苏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和四川绵竹木版年画最为著名。此外，还有河北武强木版年画、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陕西凤翔木版年画、广东佛山木版年画、山西平阳木版年画以及湖南滩头木版年画等。近年来，由于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各地对年画的保护都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为单个非遗项目的滩头木版年画可以从中借鉴成功经验。同时，与年画相似，分布广泛、生存空间类似、文化内涵相融的民间剪纸之类的非遗项目，在保护经验方面也能给滩头木版年画以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此，参照同类或相似的非遗项目，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认知上的偏差，从而既能关注到非遗项目之间存在广泛的、共性的联系，又不忽视各地同类或相似非遗项目的独特性与魅力。比如，虽然全国各地的木版年画制作程序基本一致，但是图案、造型、用色等却各有差异。滩头木版年画从造纸到年画成品，都在一个地方生产，在其他木版年画的生产中并不多见，尤其是使用原生土粉纸印制年画的做法，是独特性的典型。另外，在印制工序中，滩头木版年画的刻版、颜料配制也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年画，像“开脸”就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这些独特性都是滩头木版年画区别于其他年画的根本，是保护的重点。由此可见，在实施项目保护的过程中，从共性联系方面借鉴经验可以系统地考虑统筹，从独特性方面则可以进行针对性的保护，从而扬长避短，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结 语

　　综上所述，虽然单个非遗项目在具体形式、内涵、功能上有所不同，但笔者认为，以上七个方面可作为单个非遗项目的整体性考量的重要内容。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是不同地域人民智慧与情感的文化产物，都会与当地丰富多彩的非遗资源构成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也正是因此，才能形成鲜明的地方风格和民族文化特色，才能让整个人类世界因多元的文化而变得绚丽多彩。单个非遗项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每个微观组成部分，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将这些单个的项目简单分割后碎片化地保护，而应在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前提下，科学地实施保护，从而让我们的后代了解、认识和继承完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永恒。

　　▼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整体性保护论坛文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③创造“非遗”整体性保护的社会环境

　　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 作者简介：

　　(作者系湖南省文化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