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以来余杭纸伞的主要发展阶段

　　余杭区地处浙江省杭州市北部，杭嘉湖平原南端，西倚天目山，南邻钱塘江，水系发达，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茂林修竹，层峦叠嶂，是中国最早出现伞具的地区之一。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余杭纸伞制作技艺”曾在国内久负盛名。梳理近代以来余杭纸伞业及制作技艺的传承发展，大致经历了繁盛期、沉寂期、恢复期三个阶段。

　　（一）制伞业的繁盛期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余杭的董文远九房开设了一家伞店，产品主要包括渔船伞、文明伞、大红伞等十几个品种。由于品质精良，经久耐用，深受人们欢迎。一些外地香客途经余杭时，甚至会半夜叩门购伞，作为礼物送给家乡亲友。清末民初，曾一度掀起“国货运动”，杭州生产的纸伞则作为重要的国货商品用来抵御国外商品倾销，同时，也畅销至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在1951年，浙江省将“余杭纸伞”作为手工业合作化试点，组建了“雨伞生产合作小组”；1952年2月，又成立了“雨伞手工合作社”，曾创年产油纸伞近500万把的辉煌业绩，几乎占据华东市场的半壁江山；1965年，在温州举行的浙江省同类产品评比中，余杭纸伞名列第一。

　　余杭纸伞的伞骨架制作和伞面制作通常是分开进行的，据制伞老匠人戴荣根的口述，做伞骨架的匠人被当地称作“伞骨先生”。伞骨架的制作多在杭州富阳一带，也是因为富阳竹林密布，竹木资源丰富。当地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加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富阳县鸡笼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制作伞骨架。杭州余杭一带的伞厂通常都去村里订好伞骨架型号、数量、交货日期，然后统一收购。在当时，农村的伞骨架可以说是一种硬通货，甚至可以拿去村里小店直接换取同等价值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当时，前来收购伞骨架的工厂也很多，由于农闲时农户都会制作伞骨架以补贴家用，有时它甚至是农户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杭州从事纸伞技艺的匠人众多，同时，由于周边的富阳、於潜等地造纸业发达，而且浙江上虞所产的柿漆（柿涩）又提供了可作糊伞黏合剂的天然原料，这些丰富的制伞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余杭纸伞发展繁盛的物质保障和重要支撑。

　　（二）制伞业的沉寂期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手工业进入了“新常态”。然而，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手工制品，受现代性的冲击，有的则在短短几十年内式微甚至消失，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现代钢质伞架晴雨伞的出现，传统纸伞慢慢淡出了当地人的生活；又因1977年大多数厂坊的彻底停产，此后一段时间，余杭纸伞的传统制作技艺近乎失传。

　　据余杭区刘有泉老人讲述：“油纸伞在以前是整个杭州人的记忆，从小就经常用，那时候遇到下雨天，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撑油纸伞的人。到了80年代初，人们都用钢骨伞了，包括余杭纸伞在内的一些传统油纸伞都消失了，记忆里的杭州印象也随之渐渐淡化了，这是老一辈杭州人挥之不去的遗憾。这么好的纸伞，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消失了非常可惜。”1982年，刘有泉老人从余杭乘车到富阳寻找一位老师傅，从他家里拿回100把伞骨，想重新办一个纸伞厂，但是因村里的其他事务而耽搁了，这一耽搁就是20多年。

　　（三）制伞技艺的恢复发展期

　　2006年12月7日的《城乡导报》曾以“寻找制伞师傅恢复余杭纸伞”为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余杭纸伞的情况，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经过将近30年的沉寂后，在余杭区政府的支持和瓶窑镇塘埠村刘有泉的组织下，雨伞合作社于2006年成立。几位制作纸伞的老匠人被集合到一起，致力于余杭纸伞制作技艺的恢复，同时也开始着力本村新一代余杭纸伞技艺传承人的培养。2007年，余杭纸伞制作技艺正式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余杭纸伞制作技艺恢复之后，刘有泉带领新一代传承人注册了“仁仙牌”商标，开始生产少量余杭纸伞。2009年，“品物流形”设计团队提出了“From余杭”计划，利用传统余杭纸伞制作技艺设计了一批衍生产品，并在2011年意大利米兰国际家具展中首次展出。由此，余杭纸伞制作技艺受到国际设计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本土设计的思考。

　　2015年，余杭纸伞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刘伟学成立了“纸伞之家”设计工作室，发展了这项传统技艺。“纸伞之家”着重余杭纸伞系列产品的私人订制、衍生设计与研发，让这门老行当变得“潮”起来。事实上，确实有许多人是通过“纸伞之家”才了解、认识余杭纸伞的。

　　二、余杭纸伞的制作工艺

　　（一）产品种类和样式

　　民国时期，余杭纸伞大致分为渔船伞、文明伞、大红伞三大类别，细分还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明伞，它在制作上延续了传统纸伞工艺。文明伞的尺寸比例适中，比老头伞更轻便，比小花伞更结实耐用，而且应用范围更广。文明伞曾是余杭纸伞最具代表性的种类，至今，它还是占有显著的分量。大文明伞与小文明伞占全部产品的85%。两者形制沿袭传统尺度比例：大文明长伞骨为一尺八寸（约60厘米）、短伞骨为七寸（约24厘米），小文明伞长伞骨为一尺四寸（约45厘米）、短伞骨为五寸半（约18厘米）。无论大小，文明伞大都由六大部件构成，即伞骨、上下斗、伞面、伞柄、伞把、穿线。

　　传统实用的余杭纸伞以素面为主，在技艺恢复初期，则常见绘有风景花卉、纹饰或题字的款式。2015年之后，传统纸伞的设计有所调整，恢复了实用伞具以单色为主的做法。因为上色使用的是水性染料，所以多刷一层或少刷一层，最终成色都会有所不同。单色伞面更能突出伞本身的肌理层次和结构美学，具有素雅、静谧的美感。

　　（二）制作工序

　　1.材料准备

　　据资料记载，1936年左右，伞的制作全用手工，手艺颇为复杂；伞的优劣系乎原料的配合和手艺的巧拙；计分制柄、捡骨、糊伞、上油等数步骤；柄有铜柄、骨柄、竹柄及木柄之分，均由专业操作厂制就推销；伞骨、伞斗为竹器制品，亦有专业制作；制伞者将各项原料购备后即开始制造。

　　前文提到，余杭周边地区为纸伞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不过，随着经济文化和地域生态的变化，很多原料已不在当地生产了，比如桃花纸、柿漆、桐油等。网络信息和现代物流的发达，改变了原材料供给的空间结构，而且也出现了可替换的材料，比如所使用的桃花纸由安徽手工皮纸替代，柿漆也用环保胶水替代，等等。虽然材料发生了变化，但是制作纸伞的核心工艺依然保留并传承。

　　2.主要制作工序

　　伞骨制作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存在。一般伞骨和伞斗制作分为“上道工”和“下道工”，需要两个人且最好是夫妻配合完成：丈夫劈伞骨，妻子穿斗成型。这样的工序特点和劳作方式很好地适应了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

　　伞骨制作虽然经过钻、穿、排、磨等精细、繁琐的工序，但是对体力要求不高，女性也可以胜任。“上道工”工位转换频繁，而“下道工”则需一直在一个工位工作，可以说，这种一动一静的工作状态很适合家庭作坊内的夫妻搭档。因为夫妻合作很少产生步调不统一，操作起来比较稳定、默契且工作效率高。伞骨半成品曾与桃花纸、桐油、柿漆等原料一样，伞铺可以到伞骨作坊直接订购伞骨半成品，再在买回的伞骨上进行裱糊。

　　第二道大工序是湿纸裱糊、装配上油与加固装饰。

　　明代《天工开物》中有纸伞湿纸裱糊的记述，即“凡雨伞与油扇，皆用小皮纸”。可见，纸材料在整个纸伞工艺中的重要性。《浙江商务》中有关于民国时期余杭纸伞的制作情况：“伞之制造，全用手工。手续颇为复杂。伞之优劣，系乎原料之配合，与夫手艺之巧拙。其制造步骤，则大致相同。计分制柄、拣骨、糊伞、上油等数步骤。柄有铜柄、骨柄、竹柄及木柄之分，均有专业作厂，制就推销。伞骨伞斗为竹器制品，亦有专业制成。制伞者将各项原料购备后，即开始制造。首将伞骨缘端缚以棉纱，然后用柿漆糊伞面纸于骨上。浆糊时宜厚薄适宜，过厚则伞面硬而不柔，过薄则易于脱落。待其干后，于纸缘加纸一层，伞顶加纸两层，再行上油。油为桐油与青油掺和而成之隔油。桐油可使纸牢固，青油则有减去桐油之臭味之功。油干之后，加以整理工作，文明伞制造至此即告完成。”

　　另外，从这项报告中也可以看出余杭纸伞湿纸裱糊的突出地位。民国时期记述的湿纸裱糊过程与当今的工艺工序基本相同，如图7、图8所示和表3、表4所列述。余杭纸伞以湿纸裱糊为特点，因多层纸张可以增加伞面的弹性，而且在折叠紧实的上斗位置，加厚伞面纸张层数，可以保障在经常开合使用的过程中不会开裂。不过，伞面边缘相较而言应薄，以便于收拢。由于伞面的厚度不同，所以，当撑开伞时，伞下会形成不同的层次效果，展现出纸伞质朴、古雅的特点。

　　（三）制作工具

　　余杭纸伞的制作离不开专用的工具。在调研中发现，第二代匠人对传统老工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些工具多是一代代老匠人流传下来的，已使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例如：文明伞伞骨间距尺寸定位线的确定，其数据是记录在耙尺上的；切湿糊纸伞的切纸刀，刀头凸起的圆弧是双手用力的卡手；牵钻、砧板等，都产生于实际操作中的工匠智慧。

　　工具凝结着生产的经验，也是余杭纸伞制作技艺得以实施的组成部分，记录着留传至今的制作数据。以木质轴承为例，如今很少有木工知晓它的制作了。轴承在车、钻等工序中十分重要，相比电动车床和电钻，传统的木质轴承已难见到。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观察并记录了木质轴承的大致制作流程，其加工原理与今天常见的膨胀螺丝相仿，需将内轴中间锯开一道缝隙，挤压进轴承内。

　　三、余杭纸伞的传承方式和谱系

　　由于余杭纸伞的制作工艺主要分为：伞骨和伞头的制作，以及糊伞和装饰工艺，因而，匠人分别对应于伞骨制作和糊伞工艺两大体系。

　　如前所述，伞骨架制作的工序十分庞杂，分为“上道工”和“下道工”。“上道工”包括有较耗费体力的刮青和劈伞骨等工序，当地从事“上道工”的工匠被称作“伞骨先生”。“下道工”则含括了制作更需细心的排伞骨、钻孔、穿斗、组装伞骨架，以及后期的绷花线等工序。

　　伞骨架制作多以家庭作坊形式生产，主要集中在杭州富阳一带（富阳与余杭相邻），少数分散在余杭，是杭州富阳、余杭等地农户的重要生计之一。其传承以父子传承和母女（婆媳）传承、夫妻合作的形式为主。在富阳鸡笼山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伞骨匠人家庭之间的通婚情况非常普遍，这些专业技艺会通过姻亲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巩固和交流。

　　第一代恢复余杭纸伞制作技艺的五位伞骨老匠人中就有两对属于夫妻关系，即戴鹤年和朱月仙夫妇，戴荣根和朱玉凤夫妇。这五人中的房金泉老匠人师从其父房柏林学习技艺，不过，年轻时他曾在雨伞厂工作过，其妻子并未从事伞骨制作。据房金泉讲述，他是当年这个行业为数不多的特例。通常情况下，纸伞骨的学习至少需要三年才能完整制作出伞骨架。除了纸伞伞骨之外，西湖绸伞也会用到伞骨。制作好的伞骨会供应给纸伞铺或绸伞铺，伞铺再进行湿糊伞面或绷绸伞面等后续工作。戴荣根和朱玉凤两位老人就是以西湖绸伞骨架的制作为主，兼做纸伞骨架。

　　相较伞骨架的制作，湿糊伞面和后期装配绷花线容易得多，一般学习半年就能完全掌握所有流程。1949年以前，湿糊伞面多为伞铺自行制作，伞铺以前店后坊的形式为主，在后坊制作好后拿到前店售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是由雨伞合作社的工人完成湿糊伞面。湿糊伞面以师徒传承为主，沈水根老人早年在杭州卖鱼桥大幅坊“金恒和”雨伞店工作，当时，他学习的湿纸裱糊和后期装配纸伞的工序都是以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

　　恢复余杭纸伞制作技艺的过程中，通过师徒相传的方式，老一代匠人教授给第二代传承人。其中，吴志泉师承房金泉、戴鹤年两位伞骨老匠人，学习伞骨制作；张庆元师承戴荣根，学习伞骨制作，学成后以西湖绸伞骨架制作为主；林秀花、高彩莲师承朱月仙老匠人，学习伞骨架“下道工”；金彩仙师承沈水根，学习湿纸裱糊工艺。

　　此后，第二代传承人也以师徒制的形式传授技艺给本村第三代传承人。据第三代传承人刘伟学讲述，村民对从事余杭纸伞制作技艺的学习热情很高，因为学它赚得的贴补和去外地打工的收入等同，而且还不用背井离乡。新的以村为系统的师徒制传承，避免了手艺人的流失，手艺也就能继续传下去。刘伟学师承爷爷刘有泉和第二代非血亲的传承人前辈，他成立了“纸伞之家”设计工作室，研发出余杭纸伞的系列产品和衍生设计，在新时代继承并发展着余杭纸伞工艺。

　　综合以上梳理，余杭纸伞制作技艺主要的传承人谱系按时期可以分为：第一代，恢复生产时期的传承人；第二代，探索发展时期的传承人；第三代，开拓时期的传承人。

　　四、余杭纸伞的功能与文化

　　（一）余杭纸伞的设计溯源

　　余杭纸伞称得上经典的中国本土好设计。从伞的发明追溯其设计文脉，相关伞的起源说法有：“荷叶的启示”“会移动的亭子”“带长柄的斗笠”“庄严的华盖”“古老的车伞”，等等。虽然所说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开合的伞，但是其中的一些传说，比如“会移动的亭子”一说，颇具浪漫色彩：相传鲁班经常外出做木工活儿，妻子云氏每天往返送饭，遇上雨季，常常挨雨淋。鲁班为了妻子能免于雨淋，在路沿途建造了一些亭子，遇到雨天便能躲在其中暂避。然而，夏天的雨就像喜怒不定的孩子，固定的亭子不能解决问题。云氏突发奇想，如果随身有个小亭子就好了，于是，她设计了伞。

　　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中出现了具体的伞具图像：它有伞斗，但是伞柄顶端与伞顶并不相连。究竟是顾恺之观察的失误，还是确实有如此造型，有待进一步考证。清代的《格物镜原》中有关于北魏时期油纸伞起源的记载：“元魏之时，魏人以竹碎分，并油纸成伞，便于步行、骑马，伞自此始。”但是，从出土文物和图像考据方面来看，是否为纸伞尚不确定。南北朝文学家庾信有一封答友人赠伞的信，其中谈及“紫油伞一张”。与庾信同时期的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可见能够折叠的伞的样貌。

　　由此推断，为了方便携带而出现可折叠的伞，就像受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影响而适宜携带的胡床（马扎）那样，而可折叠的伞大致出现在魏晋之后，不过，从壁画所见伞面的图像特征来看，伞面可能是由布或皮制成的。

　　宋代纸伞制作技艺发展成熟，纸和竹的使用让伞更加精致与轻便。从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的热闹市集景象中就能管窥当时纸伞的使用比较广泛。透过宋画中频繁出现的纸伞形象，不难推想宋代制伞业的发达。宋人设制的标准构件与开合联动机构一直是制伞业的通行方法。承其特征，元代萨都剌对纸伞开合使用的方式在《雨伞》中有所描绘：“开如轮，合如束，剪纸调膏护秋竹。日中荷叶影亭亭，雨里芭蕉声簌簌。晴天却阴雨却晴，二天之说诚分明。但操大柄常在手，复尽东西南北行。”

　　另外，纸伞在使用的过程中还解锁出很多新的功能和故事。从明代吕文英所绘《货郎图·春景》中可见，精致的油纸伞下还可挂上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其实，纸伞开合结构的定型历经了结构、材料的不断改良，最终才使纸伞达到使用方式、材料、结构与制作技艺的“天人合一”。纸伞的一开一合诠释了中国古人对空间运用的智慧，对材料特性和结构特性的认知与探索，还有对精湛技艺的不懈追求。

　　现今，很多人提到纸伞，自然就想到苏州和杭州，但事实上，古老的纸伞制作普遍分布在大江南北，伞铺就像裁缝铺、铁匠铺一样曾经遍地开花。在不同的地方，纸伞样式、材料和制作技艺会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余杭纸伞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

　　（二）日用与福佑的伞文化

　　传统纸伞以竹为骨，以纸为面，取材天然。

　　余杭纸伞首要的是实用性。虽然其材料是竹和纸，但是经过湿纸裱糊工艺添加柿漆黏合和涂抹熟桐油等制作工序后，纸伞表面变得柔韧、坚实、耐用，而且防水效果要好于如今的尼龙伞。

　　在防风方面，余杭纸伞也更胜一筹。现代常用的伞具遇到狂风很容易吹翻伞面，而余杭纸伞的伞面和伞骨能够形成很好的组合效用，柔韧的伞面平衡骨受力，伞骨为伞面提供均衡的支撑，加上伞面纸张夹层间线的牵引均衡，能有效分散风力，而且纸伞主要以竹为材，就更不用担心雷雨了。

　　纸伞使用寿命是很长的，一般能用几十年，即使破损了经过修复后也不影响使用。在20世纪纸伞盛行的时期，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农村，经常能看到修伞匠的身影。经过匠人之手，破损的油纸伞又能恢复得完好如初。

　　20世纪70年代以前，杭州的伞铺经常以前店后坊的形式开设在人口稠密的城镇。这些作坊式店铺会悬挂数顶成片的红色油纸伞，亦是当时一道独特的街市风景。从当地流传的民间谚语“晴带伞，饱带饭”可以想见，百姓外出时纸伞是必备品，当下雨天时大街小巷人人都撑起油纸伞，也成为一种杭州印象。

　　如今，人们将具有装饰性的余杭纸伞买回家，长久不打开使用，原本体现其实用性的纸伞之美已不再现。另外，在干燥环境下存放久了，纸伞上的桐油就会慢慢挥发，使得伞容易发生粘连，反而大大地降低了伞的寿命。

　　一直以来，纸伞不但庇护杭州百姓免受风雨骄阳，还演绎出与纸伞相关的民俗文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与爱情和婚姻有关的主题。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梁山伯与祝英台、许仙与白娘子等爱情故事。例如，明末《警世通言》收录的宋代民间故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西湖借伞”的桥段。由“借伞”拉开了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故事序幕，白娘子对人间美好爱情的追求与向往，对反对势力的不屈抗争，历经生离死别，最终结下千古奇缘。无论是以伞为媒，还是同伞共度风和雨，都寓意情侣之间彼此呵护、同舟共济、不离不弃的情义，而有时作为定情信物的纸伞也就成了忠贞爱情的纽带和见证。

　　在杭州民间，纸伞具有百年恩爱、子孙繁衍的象征意义。繁体汉字“傘”字当中由五个“人”字构成，也被称为“五子登科”，象征多子多孙、开枝散叶、子孙荣耀。油纸伞谐音“有子”，所以油纸伞在中国传统婚俗中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物品。传统民俗中，红色和桐油均有辟邪、保平安的意义。在杭州，喜娘出嫁下轿时，会找自己的闺蜜为自己撑红色油纸伞，伞面为圆、伞架同“心”，寓意婚后同甘共苦、幸福美满。

　　因为纸伞的伞骨为竹，而竹子有节节高升、竹报平安的传统寓意，所以纸伞也具有了同样的寓意。民间传说，南宋理学家朱熹年轻时在科举赶考的路上，把四书五经抄在伞面之上，时常对伞背书，最后高中进士，故认为“此乃油纸伞庇护也”。这一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渐渐就形成了赶考或走马上任除了携带行李之外还必须带一把红色油纸伞的习俗，而且送红纸伞也表达了对远行者一路平安和顺利的祝福。

　　使用伞的过程有时甚至上升到神秘的宗教层面。因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穹形的伞面让人们联想到天。伞具被赋予神圣性，人们对之产生了敬畏、感激、依赖的情感。在古代，伞和佛教就存有密切的联系：四大天王中的多闻天王，手持宝伞遮蔽魔障，天王守护佛法，持伞有着“张弛有度、曲覆众生”之意，即用伞来压制魔众，护持众生财物。另外，在中国传统民俗中，红色纸伞还被视为消灾、辟邪、驱鬼之物，特别是在南方，许多百姓家里会存放红纸伞以镇宅辟邪。

　　结 语

　　虽然有关余杭纸伞制作技艺的文献记载见之清代乾隆三十四年（1769），但是杭州及周边地区的纸伞使用至少自宋代就已普及。

　　余杭纸伞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中国人的传统宇宙观和空间认知，无论是材料利用、造型结构，还是工具创新、制作流程，乃至有关的民间故事和信俗，都凝结着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智慧。它为这项技艺和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着丰富的设计灵感和经验智慧。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