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几千年来，历代先辈始终注重创新，主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革弊创新”“创新改旧”和“革故鼎新”等。创新与古代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壮大，都是创新精神驱动的结果。正是因为不断创新和变革，古代中华文明才能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成为世界古文明中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的文明。

　　关键词：创新；古代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

　　作者：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国务院参事。

　　“创新性”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重视“创新”问题，在公开讲话和相关报道中，“创新”也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至2023年6月已出现数千次，并把“创新”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为关键的要素。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排在了第一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创新”一词出现52次，并指出“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创新是第一动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等等。可见“创新”在习近平心目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不断创新和变革的历史。换句话说，五千多年以来，创新和变革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创新精神活跃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体现在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中华文明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中不断变革。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壮大，都是创新精神驱动的结果。正是因为不断创新和变革，中华文明才能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成为世界古文明中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的文明。

　　本文拟就“创新”及其相关词语的来源、“创新”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一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一、历史文献中的“创新”“日新”和“革故鼎新”

　　关于“创新”的含义有不同解释。《辞海》的定义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定义为：“现实生活中一切有创造性意义的研究和发明、理论和方法、见解和活动。包括创造、创见、创业、创举等义。”

　　古代中国人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一是体现在“创新”一词在古代文献中的使用频繁，且与“创新”意义相近的“日新”“革故鼎新”等，早在先秦文献中便存在；二是体现在古代中国统治阶层和精英阶层把“创新”“日新”“革故鼎新”等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

　　“创新”一词出现较早，但与现代所谓“创新”在概念上有差异，主要是指制度方面的改革、变革、革新或改造，不包括科学技术上的创新。

　　据目前所见资料，“创新”一词6世纪便已出现，如554年成书的《魏书》卷62云：“观乎人文者，先皇之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

　　唐人撰写的《周书》中多次出现“创新”一词，如卷26云：“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征（斛斯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卷30云：“大象初，征拜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鄣。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云。”

　　唐人撰写的《南史》《北史》也多次出现“创新”一词，如《南史》卷11云：“‘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乃立别庙于都下。”《北史》卷40云：“观乎人文者，先皇之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北史》卷23云：“大象初，征拜大司徒。诏翼巡长城，立亭鄣。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北史》卷49云：“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

　　“日新”是“创新”的近义词，意为日日更新。语出《周易》，《周易·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周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又《礼记·大学》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意为：商汤王刻在洗澡用具上的箴言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成语“日新月异”就是在“日新”的基础上形成的，形容发展变化快，每天每月都有新的变化，不断出现新事物、新气象。宋代文献中便可见“日新月异”一词，如宋人林景熙《霁山集》称：“金碧嵯峨，日新月异，则亦不独师能之也”；宋元时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及卷36称：“铨选之法，日新月异。”

　　“革故鼎新”一词，语出《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辞海》的解释是：“破除旧的，建立新的。”唐宋以降的史籍中，“革故鼎新”一词出现频繁。如唐人吕岩《吕子易说》卷下：“必有信下之志而后改上之命，则命无不行，而革故鼎新之治成矣。”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3：“陛下革故鼎新，为人除害。”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睹五代弊政，以其习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宋人石介《上郭殿院书》：“今年四月一日，皇帝始亲决万机，革故鼎新。”宋人李光《读易详说》卷3：“能革故鼎新，而天下治矣。”宋人易祓《周易总义》卷14：“君臣以中道相孚而成，革故鼎新之功，至是而后。”宋人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3：“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祗事上帝，宠绥下民，革故鼎新”；卷110：“革故鼎新，宜覃于霈泽。”

　　“革故鼎新”又作“鼎新革故”。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君臣御政章第五》：“御政之首，鼎新革故。”宋人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97：“握纪乘干，鼎新革故”；宋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序》：“配造物而相妩媚，争妍竞巧于鼎新革故之际。”

　　由上可见，“创新”与“日新”“革故鼎新”等，是古代史籍中出现频繁的词汇，说明中华民族很早便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并把“创新”“革弊创新”“革故鼎新”看作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众多的变法图强运动，无疑受到了这种创新精神的驱动。

　　二、“创新”与古代物质和科技文明的发展

　　物质文明与科技文明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文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人类对自然界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获取能力、支配能力和使用能力的不断提高，决定了物质文明的发展。

　　古代中国物质和科技文明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各种创新是典型的“原始创新”。一般认为，“中国科学技术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奠定了科学的理性基础。在君主专制的体制和儒道互补的思想背景下发展的中国科学技术，在秦汉时期形成自己的范式，其后经历南北朝、北宋和晚明三次高峰期。每一高峰期，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且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条。］。

　　秦汉时期，中国“完成了诸如纸、指南车、记里鼓车、手摇纺车、织布机、水碓、龙骨水车、风扇车、独轮车、钻井机、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并“形成了算学、天学、舆地学、农学和医学五大学科范式”。

　　南北朝是我国“第一次科学高峰时期，刘宋数学家祖冲之计算圆周率所得π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一精度的纪录保持近千年之久，直到1427年才由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得到比之更精确的数值。北朝后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标志着中国农学体系的成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条］。

　　北宋是我国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11世纪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例如，技术发明家毕昇在雕版印刷全盛的时代发明胶泥活字，开启了活字印刷的先河；曾公亮等人编著的《武经总要》（1044年），记载了火药配方和包括火箭在内的各种火器，以及用于航海的水罗盘也即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数学家贾宪在其《黄帝九章算经细草》中所创造的开方作法本原和增乘开方法，600年后才由法国数学家B.帕斯卡达到同一水平”；沈括“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和工程技术诸多领域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作为达·芬奇式的全才科学家享誉世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条］。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期是中国“第三次科学高峰时期”。医药学和博物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提出了接近现代的本草学自然分类法；科技著作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简要而系统地记述了明代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成就，“其中包括许多世界首创的技术发明”。

　　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认为：“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中国的“造纸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对于彻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信念、任何占星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当代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人历史上的众多发明，在“公元1世纪到18世纪先后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英国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当代美国学者坦普尔也说：“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来是中国和西方成分的极好结合，‘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中国古代物质和科技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创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三、“创新”与古代制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制度文明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文明，是满足人们社会生活需求、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文明。

　　中国的制度建设源远流长。“制度”一词出自《周易·节》：“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意为“天地（阴阳之气互相）节制，而四时的变化才形成。（圣人）以制度节制，不损伤财物，不妨害民众”。孔颖达疏：“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6］

　　古代中国人不仅创造了世界一流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而且也创造了世界领先的制度文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郡县制度、职官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改革创新的，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制度文明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从制度文明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

　　秦汉建立起早期的封建国家政治制度，隋唐到元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中期，明清两代进入封建政治制度的晚期。历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了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政权，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治权的因素和缓解政治危机，曾经对政治制度进行不断的修订改造。连续进行的‘更法’和‘改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发展的特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条］。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2000多年，其主要原因就是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法改革。

　　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制度历经多次变革，可分为多种性质不同的制度。一是分封制。典型的分封制出现于周朝。其主要特点是周天子把全国的土地、人口除保留一部分直接控制外，其余则分给王室亲族及少数功臣为世袭封国，让他们担任直接统治这些封国的国君。二是郡县制。秦统一六国后，除秦国都城咸阳设内史管辖外，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后增为40个），郡下设县。汉承秦制，早期实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制度，武帝以后直到东汉末期基本上实行的仍是郡县制。三是州郡制。自东汉末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郡县两级之上设州一级地方政权建制。四是行省制。元代设行省，成为府州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区，地方政治制度开始了划省而治的阶段。明代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掌民政和财政，另设都指挥使司掌兵政，按察使司主刑狱，三司各不统属，直属于朝廷，遇重大事件则共同商议。清承明制，内地设18行省，各省置巡抚为最高军事与行政长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条］。

　　中央官制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变革。夏代设有辅佐夏王的六卿：司空为六卿之首，后稷掌农业、司徒主教化、大理主刑狱、共工管营建百工、虞人掌山泽畜牧。商代辅佐商王的主要大臣为尹，其下有主管力役的司徒、主管工程的司空和主管刑狱的司寇。西周中央官制有较大发展。辅弼周王的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下则有三事大夫。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化进程的推进，各诸侯国政府机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各国的官制也有所不同。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封建帝国。自此至清末，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官制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秦汉中央官制。　秦汉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九卿为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行政长官。二是唐宋元中央官制。隋唐时期专制集权的中央政体趋于完善，建立起以皇帝为中心的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均相当于宰相，从而形成三省分工明确、又相互牵制的机制。宋朝曾多次进行中央官制改革，神宗元丰五年（1082）后又基本恢复到唐代三省六部的格局。元朝改唐宋的三省制为一省制——中书省，以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为其所属。三是明清中央官制。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发展到了极端。明初废秦汉以来的宰相制，代之以备咨询顾问并办理日常公务的内阁制；监察方面改汉以来的御史台为都察院；军事上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提高六部地位，使其直接向皇帝负责。清王朝初期，由八旗旗主和议政王大臣共同议政。雍正年间设军机处，后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中枢辅政部门。清代六部职权缩小，已不是行政管理中枢部门，不能对下直接发布政令［《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古代中央官制”条］。

　　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制度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可分为三个阶段和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和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世袭制又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先秦时期，职官选用的标准主要是贵族的血缘亲疏。

　　荐举制即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从而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樊篱。荐举制有三类，一是察举制，西汉开始实施，即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二是征辟制，皇帝特征、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三是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设大小中正官，负责按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分九等品评地方士人，以供朝廷按品级授官的制度。

　　科举制始于隋朝。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废九品中正制，设秀才科。隋炀帝时又建进士科，以“试第”取士，并创立了以公开考试、择优选才为特征的科举制度。科举制绵延130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主要铨选制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古代人事制度”条］。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也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革创新。先秦时期的法律是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着神权思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隋唐宋时期是中国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唐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宋刑统》则是宋代的基本法典。明清时期的法律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条］。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明对周边国家和西方各国影响很大，尤其是科举制度被许多国家所采用。“中国文化对世界有一很大的贡献，就是这种文官考试制度。没有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其考试制度会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近代以来，英国人首先在殖民地“印度和缅甸试行这种制度，到十九世纪以后，又在国内施行”。后来，“德国也采用考试制度，不久复传到美国。这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的影响的。”

　　四、“创新”与古代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精神文明是关于人与自我或人与心灵关系的文明，也就是满足人们心理或精神需求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精神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人脑产生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精神”条］笔者认为，精神文明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观念形态文明”，包括意识、思想、精神、理念、信念、价值、道德、思维方式和性格等；二是“艺术形态文明”，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文学及体育竞技活动等；三是“知识形态文明”，包括自然知识、生态知识、社会知识、科技知识、医疗知识、卫生知识和各种学说等。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也是通过不断创新而形成和发展的。例如“五常”这一概念的形成。据学者研究，夏商西周时期“五常”开始萌芽，老子、孔子进一步充实了其内涵，孟子则首次将“仁、义、礼、智”相提并论。《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最终，董仲舒提出“仁、义、礼、智、信”，并称之为“五常之道”。《汉书》卷56《董仲舒传》：“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仁义礼智信’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董仲舒却是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提出的第一人。”此后，“五常之道”一语频频出现在史籍检索《四库全书》电子版中，共出现258次。“五常”也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

　　再如“八德”。关于“八德”这一概念，学术界研究不多。一般认为，“八德”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在宋代形成的。但从有关历史文献来看，“八德”有两种：一是“孝悌忠信仁义礼智”，二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检索《四库全书》可知，“八德”之一“孝悌忠信仁义礼智”说主要流行于宋代，是综合先秦儒家价值和道德理念形成的。《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孝悌忠信”，《孟子·告子上》提出“仁义礼智”，宋代儒家把两者合一，称之为“孝悌忠信仁义礼智”。如《朱子语类》卷4《性理一》：“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黄伦《尚书精义》卷34：“葢人性本善，故见孝悌忠信仁义礼智之人，人皆爱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2：“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杨简《慈湖遗书》卷14：“孝悌忠信仁义礼智，万善毕备”；阳枋《字溪集》卷7：“天地亦不知其所以为天地矣，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看在事上便可知可行，而其所以如此……。”

　　“八德”之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说也形成于宋朝，系宋代儒家综合《孟子·梁惠王上》所言“孝悌忠信”和《管子·牧民》所言“礼义廉耻”而成。如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21：“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5：“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朱熹《晦庵集》卷100：“本州岛节次印给榜文劝谕人户，莫非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意”；《晦庵集》卷79：“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修其身”“使吾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日笃而身无不修也”。

　　元代的“八德”主要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说。如王结《文忠集》卷4：“隋唐以来，科举之业，约周汉养士取士之制，教之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道”；吴澄《吴文正集》卷66：“条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训，以谕愚顽之民”；王礼《麟原后集》卷12：“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发于言、笔于纸，非不粲然可观也。”

　　明代“八德”也主要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说。如商辂《商文毅疏稿》：“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教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以正其心术”；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26：“学者不惟读书作文，必先遵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使见诸践履以端本原”；《御选明臣奏议》卷4载《扶植纲常疏》：“古者人生八岁入小学，教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以正其心术”；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24：“学者读书，贵乎知而能行，先将圣贤经书熟读背诵，牢记不忘却，从师友讲解明白，裨将圣贤言语体而行之，敦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不许徒务口耳之学”；《礼部志稿》卷70：“学者不惟读书作文，必先导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使见诸践履以端本原”；吴伯宗《荣进集》卷1：“学校之教人也，先之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而又继之以讲明经史焉”；李贤等《明一统志》卷49：“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先务。”

　　近代以来，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传统“八德”进行了创新和改造，主要代表是孙中山。孙中山抛弃了反映封建等级制及歧视压迫妇女观念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糟粕元素，挑选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作为新“八德”。

　　中国古代的思想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先秦哲学、秦汉哲学、魏晋南北朝哲学、隋唐哲学、宋元明清哲学和近代哲学六个阶段，而每一阶段的主要哲学思想均有所不同。先秦哲学思想主要围绕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问题展开，从而形成天道观、人道观、古今观、知识论、名实观等。秦汉哲学思想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古今变迁、形神关系以及人性等问题展开。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十分复杂也极为活跃，受民族大融合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形成了以富于思辨性、抽象性为特征的魏晋玄学思潮，较深入地探讨了宇宙本原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如有无、体用、本末、名教与自然之辩、言意之辩等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隋唐哲学为适应全国政治大统一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以儒学为正统，并提倡佛道二教。这一时期的哲学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心性、理事问题，二是道统与法统问题，三是天人关系问题。宋元明清时期科学和艺术都有高度发展，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当时的哲学以理学为代表。理学思潮兴起于北宋中期，南宋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清代中叶后逐渐衰落。该时期的哲学主要是围绕理与气、心性、知行、两一、古今等问题展开的。近代哲学则主要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展开，提出了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发展观和实践观等概念。总的来说，中国哲学对于人类文化史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对日本、朝鲜、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甚至欧美一些国家产生了比较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国哲学史”条］。

　　中国古代舞蹈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九个阶段：一是原始社会时期反映生存繁衍、图腾崇拜的实用性舞蹈，二是夏商宫廷中反映享乐文化的女乐，三是西周时期反映治国治民宗旨的礼乐舞蹈，四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乐舞，五是两汉时期娱乐和典礼场合的各种乐舞，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商乐舞、胡乐胡舞，七是唐代的燕乐，八是宋元时期的队舞，九是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古代舞蹈”条］。

　　中国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可谓品种繁多、技艺精湛，其起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作。此后，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青铜器、陶瓷、丝绸、刺绣、漆器、玉器、珐琅及金银制品和各种雕塑工艺品的制作，相继取得了辉煌成就。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充分反映中国工艺美术的高度发展和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工艺美术”条］。

　　17世纪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把古代中国的主要经典翻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在欧洲部分国家的思想界引起震动，从而形成中国文化热：“中国成了他们理想的国家，孔子成了欧洲思想的偶像。”而且，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思想成为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指出：“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被欧洲人视为“教育平等”思想的发端，“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一些欧洲思想家以中国的职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为武器，反对中世纪贵族世袭制度，主张借鉴中国的制度，所有人应通过平等竞争走上仕途。

　　清末民初思想家辜鸿铭曾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在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历史中，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导致欧洲中世纪制度全面解体或彻底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受到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和思想的强烈影响，而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和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又是受古代中国思想和典章制度的影响而形成的。他说：“正是中国文明的思想，那些传教士花费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思想，曾经成为打碎其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既然中国文明在过去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曾经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它当然也可以成为人类未来新的文明的根基。

　　结 语

　　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动力来源，创新求变、变法图强也是中华民族一贯的精神追求。传统文明是创新的基础，同时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功的保障。在新时代，“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我们一定能够在建国一百周年之际书写中华文明新的辉煌篇章。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创新与古代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壮大，都是创新精神驱动的结果。正是因为不断创新和变革，古代中华文明才能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成为世界古文明中绵延5000年而不中断的文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继承和弘扬先辈的创新精神。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应该“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源远流长、世代延续、博大精深、影响世界的文明，在当代和未来，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成一体、光耀全球、造福人类、永续发展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