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哲，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到“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概念。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再次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和部署使“新发展格局”越来越清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说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积极应对当前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关联方式的变化，决定着不同的发展格局。“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和内在规律作出的战略选择，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历史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主动选择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根据发展阶段性特征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发展战略，对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导向和保障作用。

　　中国进入的新发展阶段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过渡阶段：从高速度发展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富起来”过渡到“强起来”阶段；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阶段。具体来说，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是12695美元，我们只差144美元，意味着已经触摸到了高收入的门槛。2022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中国定的目标是5.5%，这2.5%的差值刚好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面对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以及我国继续发展具有的优势和不足，我们有必要并且有能力转变在以往条件下形成的发展格局，调整经济循环的比例、结构和重点，构建新的经济循环体系。在新发展格局下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将在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对国际经济循环弱化挑战的同时，创造发展新空间。如果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新发展格局将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起决定性的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充分利用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具有重大意义。

　　主动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理性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发生转化，正在由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优势转向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产业体系和配套能力完整、数据资源海量等优势。与此同时，在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以及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构建新发展格局，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与此同时，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和路径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战略机遇具有明显的外生性，客观上依赖于外部环境有利于我国的变化。随着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技术从跟跑、并排跑，逐渐向领跑转变，中国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也得到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优势不断显现，越来越可以依靠自身努力争取和创造发展机遇，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乘势而上、化危为机。

　　当前全球化从顺风顺水到了逆风逆水时期，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必须从全局高度转换思路，从国内发展的总体态势中找到自身发展的优势和潜能，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充分发挥兼具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优势，提升中国的国际规则话语权和制定权；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培育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外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开辟新的空间，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共享性和普惠性机遇。

　　大国经济的必然选择

　　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小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可能高一些，但大国经济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内需为主导，国内可循环。经济大国的外贸依存度一般都低，例如美国、日本的依存度一般都保持在30%左右。

　　作为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外贸依存度过大，风险也大。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后，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我国的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14万亿元，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巨大体量的内循环了。大国经济应该以内需为主，内循环为主循环就成为必然。所以，必须遵循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伴随经济总量扩大和比较优势转化，我国经济循环要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进行转变。

　　中国制造的明智选择

　　新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于中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与发展任务，要素禀赋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都发生明显变化，需要转换发展动力。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不再丰裕，环境资源约束凸显，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稀缺，外汇紧缺的问题已不复存在，因此，“资源换资本”不再是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获取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更多需要依靠自身的科技力量来解决，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实现“市场换技术”。

　　改革开放使我国融入国际分工，形成了与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共享一条产业链”的外循环路径。以前，我们和西方是经济互补的关系，互相都有需求，做大规模对双方都有好处。我们奉行比较经济优势原则，专注于发展利益最大化的产业和产业链条，先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密集型的也是先易后难，主要集中在中低端。40年过去了，蓦然回首，我们突然发现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以往追求效率最大化，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复杂、脆弱，不少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零部件、关键元器件的自给率仅为1/3，最典型的是95%的高端芯片依赖进口。中国先进制造业是“两车”（汽车、高铁），高端制造业是“两机”（手机、飞机）。“两车”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但汽车的大排量发动机、高铁的核心部件还是依赖进口；“两机”中飞机我们缺乏航空发动机，手机的两个关键部分，芯片和操作系统也受制于人。

　　国际贸易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同外国从互补合作变成竞争合作，对外贸易的立足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家不让搭便车了。更糟糕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交通来往突然隔离，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中断。美国和欧洲国家意识到，一些重要产品过于依赖中国，开始重视自己产业链的稳健性和安全性，原来以服务外包和产品外包为基础形成的垂直分工链和价值链的体系受到重大冲击，价值链变短、变宽，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所以，必须对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工作准备，不能只图省事，不顾风险，而要沉着冷静地应对新矛盾新挑战，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依靠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