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讨论现代化热潮时，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就总结说：“什么是现代化，无经典定义。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就新中国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它的本质和特点，即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五个特点：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代化有丰富的内涵，有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人的现代化。笔者拟从经济史视角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做一分析。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部冲击下开始的，在此之前，既没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市场革命的制度准备。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以发展近代工业和市场为特征的现代化，那么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大约180多年的时间，可谓艰辛备尝，终成正果。从现代化中的工业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来看，这180多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84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第一个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为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一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第二个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为第三个时期。这里仅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推进做一初步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化阻碍重重、进展缓慢的局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探索。众所周知，早在1947年下半年中国革命战争发生了历史性转折的战略反攻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思考和谋划成立新中国和未来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但是目前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利用各种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等基本具备了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后，再采取和平方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思想和政策都充分地反映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在此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有大量的说明。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建立的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行的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均衡发展经济政策。当1953年中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参照苏联的经验，设想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时间，在大力推进和实现工业化的同时，生产关系也相应地、逐步地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变。以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目标的和平方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大提前，在1956年底就基本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没有发生苏联当年出现的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情况，反而保障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能够做成？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一）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从政治上看，新中国政府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具有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农村，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将政权下沉到最基层。在城市，代表现代经济的民族资产阶级，到解放时已经衰落，又经过新中国政府整顿市场、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以及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底，不仅在政治上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上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前途，在经济上也远不能与国营经济相抗衡，处于从属的地位。此外，抗美援朝战争和此后的台海危机，也使得全国人民对加快建设国防工业重要性形成共识，支持政府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从经济上看，新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金融、重工业、现代交通通讯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控制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和对外贸易。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比重的小农经济（约有一亿多户），不仅因为规模小、经营分散，无力与市场和国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实行的由政府领导的无偿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虽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颁发了土地证，但是实际上却动摇了土地私有制的彻底性。此外，在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随着经济“紧运行”和“短缺”的出现，私营工商业在原料、资金等方面都遇到困难，加上党和政府采取了比较合理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政策，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止损”和生存发展。

（二）西方威胁和苏联援助的国际环境

一个国家在进行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时，都是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要解决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只考虑经济和短期经济效益这个单一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保证国家安全、能够成功抵御外敌入侵，就成为第一要务。毛泽东在1953年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美国并派军舰进驻台湾，阻碍中国国家统一。中国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场战争对中国有着深远影响。

第一，它使得保障国家安全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1952年，美国的钢、煤、原油、电力产量分别为中国的62.6倍、7.0倍、703.3倍和63.4倍。中国与美国在工业和军事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导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做出了巨大牺牲，也使得中国不仅没有制空权和解放台湾的能力，甚至受到美国核武器的威胁。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先进的国防工业，这就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因此，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哪怕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代价很高，直接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

第二，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建设先进的国防工业和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据统计，“一五”计划期间基础工业部门（煤炭工业和化学工业除外)和国防军事工业新增的生产中，有70%—80%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其中1/3以上是现代国防工业，可以制造火炮、坦克、飞机，及现代的电子工业）提供的，如炼铁、炼钢、轧钢；有的行业甚至是100%，如炼铝、汽车、飞机制造等。同时，随着这批项目的建成，中国改变了钢铁工业生产品种单一、有色金属只采不炼、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制造能力极低的局面。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从1950年至1959年，苏联无偿（只收取复印费）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有：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在中国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了中国。由于中国经济建设人才严重短缺，为了帮助中国建设，苏联还派遣了大批专家和顾问到中国工作。从1949年8月第一批苏联专家到中国解放区工作到1960年8月苏联撤退全部专家，12年中苏联在中国各方面工作过的专家和顾问总计超18000人。

（三）突破“贫困陷阱”的需要

在党和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国家安全需要和苏联答应援助的三个条件下，当时优先发展投资大、周期长的重工业，资金和人才缺乏就成为最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正处于“贫困陷阱”之中。所谓“贫困陷阱”，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个概念，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建立现代产业的资本，处于“低收入—低储蓄—低投入—低生产率—低收入”的“贫困循环”中。

1952年底，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得到恢复。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此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1952年中国才有了比较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当年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1%、20.8%和28.2%；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83.5%、7.4%和9.1%。在农业领域，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独立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在工业领域，主要工业品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均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2年，中国人均的钢、煤炭、原油、电力产量分别为2公斤、115公斤、0.8公斤和13度；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82公斤、724公斤、242公斤和448度。生产力落后导致中国的资本严重短缺。1952年，中国的GDP仅为人民币679亿元，人均119元；全国财政收入173.9亿元；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仅有1.39亿美元。与同期美、苏、英、法四个大国相比，中国的差距是非常大的：195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分别相当于上述四国的2.3%、10.3%、5.2%、4.7%；发电量只分别相当于上述四国的1.6%、6.1%、9.7%、18%。在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要实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依靠市场经济是做不到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形成高潮并且胜利在望的1956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大会决议，都反映出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向科技进军”，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此前后毛泽东提出的《论十大关系》，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提出的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营和个体经济存在和发挥市场作用，以及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设想，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推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经济领域的探索。可惜受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上述探索的方向和实践都中断了。1961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以后，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又进了一步。在微观经济方面，农业提出了“包产到户”，工业提出了试办“托拉斯”；在宏观经济方面，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解决好吃穿用、综合平衡发展的方针。可惜上述探索又被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升级、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冲掉了。但是这些探索成果都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

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实现，虽然保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短期内解决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但是从直接经济效益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脱离了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国情，因此预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并没有出现。单一公有制和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计划赶不上变化”“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些弊病，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不要重复苏联走过的弯路。他认为苏联的经济建设冷冷清清、活力不足，没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希望通过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和提高公有制程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替代资本的不足，加快生产力发展。然而，在“急于求成”气氛和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条件下，出现了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以及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大办公共食堂等错误做法，使得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农业大幅减产，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在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完成后，又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党的工作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纠正。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干部非常清廉，人民群众劳动投入大，但是由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曾两度遭遇严重挫折，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尽管如此，生产力水平仍然取得了较大提高。在保障了国家安全的同时，也为工业化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

第一，中国实现了“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尖端技术突破，巩固了国防安全，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破了被封锁、被孤立的局面。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时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第二，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27.7%、47.7%和24.6%，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电子器材的制造等部门从无到有，“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的发展，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1952—197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25万马力增至15975万马力；机械耕种面积由13.6万公顷增至4067万公顷；灌溉面积由1995.9万公顷增至4496.5万公顷，其中机电灌溉面积由31.7万公顷增至2489.5万公顷；化肥施用量由7.8万吨增至884万吨；农村小型水电站由98个增至82387个，发电能力由0.8万千瓦增至228.4万千瓦；农业用电量由0.5亿度增至253.1亿度。

第三，人力资本有了明显提高。1978年，中国基本普及小学教育，人均预期寿命比1949年提高近一倍，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积蓄了人口红利。这些成就，使中国有能力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融入世界，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之路。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我国选择了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在极度贫困条件下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政策保证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同时也导致了经济效益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倒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纠正是由于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四是整个世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

一是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就在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

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改革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和反战运动，以及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也使得武力对抗越来越为和平竞争所取代，加上中国国防能力的加强，7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战争爆发和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武装入侵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因此，充分利用和平环境，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和平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共存和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或者说市场化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随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确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中国怎样继续进行改革，怎样发展非公经济，怎样继续对外开放，都成为1989—1991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没有真正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又集中在如何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而其中分歧最大并与实际关系密切的又是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这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瓶颈，不解决这个认识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出发，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将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标准，既简明扼要，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针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焦点问题，邓小平再次重申了他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论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邓小平的以上论述，被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接受。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中国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逐渐成熟。中国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模式，中国由此跳出了思想和理论教条，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1992年以后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步伐，出现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的壮丽景观。到1997年，就消除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缺”“卖方市场”和供给型约束。

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梯度发展、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入协调发展、开发西部的阶段。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提出了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的“两个利用”战略。到2001年底，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而使得中国的发展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外部空间和更强的动力，这标志着中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并在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6.39%，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2年中国在联合国正常预算中的会费比例提高到5.15%，比1999年的0.97%提高了4倍多。这些都显示出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已经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总量也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12%左右。从1992年到2011年，尽管其间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但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却从1655亿美元增加到36421亿美元。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更是达到30%以上。

20世纪90年代的深化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基础，也使中央政府有能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刺激中国经济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萧条，并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基础产业瓶颈问题；加上城市化加速、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房地产和汽车成为支柱产业，以及加入WTO后世界市场的扩大，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阶段，城乡差距扩大，城乡之间及其内部都存在矛盾与冲突，“三农”问题更加突出和严峻。党的十六大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中国也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历史阶段。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在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下，“十一五”期间中国粮食生产连续5年增产，总产连续4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2002—2012年，还是我国城镇化最快的时期，城镇化率由2002年的39.1%提高到2012年的52.6%，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经济发展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在抓住战略机遇期以加快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2002年我国GDP总量为10.2万亿元人民币，到2012年则达到51.9万亿元，增长4倍多；同期财政收入则由18914亿元增加到11.7万亿元，增长5倍多。这是新中国60多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也创造了世界大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奇迹。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匮乏、环境压力大、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经济转型（工业化）、体制转型（市场化）、社会转型（城市化）三重叠加的急剧变动，也使得一些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集中凸显出来。

1992年以后，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本参与分配的比重不断提高并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另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也越来越显示出它在工薪收入中的决定性作用，高素质劳动力和管理层的供不应求,也导致了雇佣劳动者之间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原来由国家统一制定和管理的各个行业的工资标准，也在深化国企改革中被打破，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工资与普通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差距也在拉大。此外，1997年以后买方市场出现以后，农民的收入增速大大放缓，而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减员增效”改革，又使得部分城市居民收入下降，因此，1997年以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88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7，2008年达到0.491，此后逐渐回落，到2012年为0.474。这也导致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始终难以真正形成，经济增长还是不得不主要靠投资拉动，其中“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对外贸易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实行着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因此经济运行长期属于“供给约束性”的发展。1997年首次出现“买方市场”后，虽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化基础设施的要求，以及人民消费由“衣食”温饱型向“住行”富裕型升级，导致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经济增长仍然过度倚重投资和出口，消费比重长期偏低。这种外延型、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可持续，随着工业化即将完成和资源、环境、劳动力的约束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转向依靠创新和提高效益为主的内涵型发展。这种转型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时就应该开始，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至，出口骤降，而消费在短期内又难以提升，严峻的就业压力迫使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更加倚重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标示了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开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呈现新的特征，最主要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即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种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2012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转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内需不足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准确地判断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在上述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015年10月召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中国也越来越融入国际经济，开始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特别是“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和实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变革进程最重要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带一路”是中国基于迅速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冲破国内资源、市场限制和旧国际经济秩序约束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旨在实现沿线各国互联互通、合作共赢。该战略的实施将把中国的优势产能和丰富的外汇资源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迫切需求对接起来，既缓解了国内资源短缺、产能过剩、出口下滑的压力，使中国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又惠及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带一路”是在部分发达国家采取逆全球化政策背景下，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规律并实现合作共赢的重大举措。

新时代在收入分配方面，也在“共同富裕”方面迈了一大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是工薪收入比重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局，党的十八大在设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时，要求在收入分配方面“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2016年11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规划提出要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同步进入全面小康。为确保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色，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求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贡献。2021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吸收采纳上述建议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到2035年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21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科学论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联系起来，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贡献和深远意义。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特征做了全面阐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还重申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中国可以通过社会革命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却不能依靠社会革命跨过工业化、市场化这个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始终面临着两个重大历史命题：一是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二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历史命题背后的逻辑则是：按照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应该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应该比资本主义经济更有效率。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中国之所以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与这个逻辑和目标分不开的。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终于在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终于明白了工业化和市场化对现代化来说，就像车子的两轮一样，缺一不可，并在此后的30年里建立并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消除整体性贫困，只是新时代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需要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完善市场化，把蛋糕做大，更难的是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好市场初次分配、政府二次分配和社会三次分配的作用，把“蛋糕”分好，这是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