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西游文化少不了对《西游记》文本的研究。《西游记》文本中的花果山地望书写告诉读者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三点：

　　一是“单表东胜神洲”，说明花果山在东胜神洲。东土大唐为南赡部洲，东胜神洲在南赡部洲以东，方位明确。

　　二是“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表明，花果山在“祖洲”。汉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写道：“祖洲在东海，瀛洲在东海”，可以说位置具体。

　　三是“海外有一国土”“傲来国，国近大海”，说明“花果山”在东胜神洲之东海外，也就是说在大海中，与大陆并不相连，是为海岛。

　　连云港云台山原为海中孤岛，因为沂、沭水挟带泥沙的堆积和黄河南徙夺淮入海后带来大量泥沙，黄淮三角洲范围才日益扩大。这在历史上有明确记载，比如《云台新志》中称：“康熙四十年，云台山与海州大陆渡口渐塞……至五十年，忽成陆地。” 由此可知，康熙四十年的时候,云台山与大陆之间的渡口的范围就逐渐缩小了,康熙五十年（1711）的时候，云台山就变成了陆地。1855年前后，中云台山、后云台山也相继与大陆连成一体，现鹰游山（连岛）依然孤悬于海上。就是说，在《西游记》诞生的年代以及以后几百年，云台山一直是海中孤岛，符合《西游记》的地望描述。

　　《西游记》第一回还有一段海边场景描写：孙猴子乘木筏离开尚在海中的花果山，外出访佛问仙，寻求不老长生之术，被风吹到岸边，见到海边有人在捕鱼、打雁、挖蛤、淘盐。这与历史上海州地区的环境也相符，尤其是“淘盐”，可以说在所有提出花果山原型的地点中，连云港花果山是唯一一个完全符合这四个特征的地方。

　　此外，“水帘洞”是《西游记》中“花果山”上的重要“据点”和《西游记》故事的重要背景地，是孙悟空成为“猴王”的发迹之地，更是他齐天大圣的府第。明代中叶海州人张朝瑞“博学力行”，在其《东海云台山三元庙碑记》中最早记载了花果山水帘洞之名。

　　水帘洞前石壁上的“高山流水”四个大字为明嘉靖年间海州知州王同所书，在“高山流水”右上方刻“己酉年重阳日”。这就意味着，云台山“水帘洞”早在《西游记》成书之前不仅有其名而且已经闻名。据此也基本可以排除《西游记》成书之后“附会”之名，确立了它是《西游记》中水帘洞的原型。另外，历代碑刻、志乘中关于连云港云台山中西游记故事的及其传说也比比皆是，比如《云台三十六景》《云台山二十四景图说》，海州唱本《陈子春遇害龙宫招亲》，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等，史料石刻。

　　20世纪20年代，董作宾最先考订认为云台山是《西游记》背景地，其文章被胡适先生作为“附录”收录于《胡适文存》。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江苏》记载，在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多次说过“孙猴子的老家在新海连市”。这不仅因为他是共和国主席，更因为毛泽东作为有过北大图书馆工作经历，又饱读史书的大学问家，他的认可当然必有其学理依据和学术价值。

　　20世纪70年代，李洪甫《云台山、吴承恩与<西游记>》（《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三期）引《江南通志》《海州志》《云台山图识》等乡邦文献以及大量文人诗文考证云台山确为“仙山”证据证实云台山是西游记背景地。

　　20世纪80年代，全国首届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专家认可了李洪甫的观点。后来有竺洪波等学者认为：一般说，文本内证并非直接证据，但其作为旁征和证据链，还是具有考证的价值。如果将一系列的内证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具有考证公信力的“证据链”。

　　吴承恩的诗文也表明他到过云台山。在《射阳先生存稿·卷一》中有一首五言古诗《古意》：

　　日出沧海东,精光射天地。

　　俄而忽西掷,似是海神戏。

　　羲和鞭六龙,能躯不能戏。

　　劳劳彼夸父,奔走更何意。

　　余自尘世人,痴心小世尘。

　　朝登众山顶,聊复饮其气。

　　这首诗被泰山志收录，说是登泰山之作，但对诗歌分析就发现不可能是登泰山所写，只有也只能是登云台山所写：全诗海气氤氲，应为海中之山而绝非陆地之山；“日出沧海东”观景为海上日出，日升于海面；“俄而忽西掷,似是海神戏”，诗写日落之处亦为海面，如在泰山观日落，日落在旷野大地，那么何来“海神戏”？由此说明诗作者吴承恩是在海岛之上，四周全是海，纵观当时符合《古意》诗环境的，只能是处于海中的云台山群岛。

　　当然，还有很多的相关的材料和记载，都将《西游记》中所写到的花果山的原型指向了连云港的花果山，在这里就不做更详细引录。截止到目前，连云港与《西游记》之间的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已经为主流学术界所认可。

　　连云港的西游文化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并且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文旅化开发。譬如，在连云港，作为可视的西游文化旅游资源，《西游记》文本中所描写的海州山海、自然风光、灵植比比皆是，花果山、水帘洞、七十二洞、渔湾、灌口二郎文化、东海龙宫,西游记中的海州故事、海州民俗、海州方言等海州元素比比皆是。

　　可视的文化旅游资源已经被开发利用，目前已经建有“花果山景区”“海上云台景区”“渔湾景区”“孔雀沟景区”“二郎神文化公园”等等与“西游文化”相关的旅游景区（文化公园）。

　　当然，这些利用西游文化开发的景区，基本上都是传统游览区，虽然花果山也增加了一些新要素，但基本是遵循传统旅游要素“吃、住、行、游、购、娱”打造的，所以，资源没有用足，有些地方还被“歪用”了。现代旅游，游客更加注重的是:旅游体验、旅游环境、旅游安全、旅游服务、旅游科技，只有游客实现了幸福体验与知识增长双重收获，经营者才能实现“旅游经济”的发展。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西游记》中的海州人物、海州民俗、海州故事传说尚待开发。

　　除了可视的西游文化资源外，连云港还有着丰富的可感知的西游精神文化资源。如仔细研读、认真剖析，不难发现，一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其文化基因就是“淮河文化”，淮河文化从地域上说是一种“南北交融的文化”，其特征是“思变与抗争交融”。

　　《西游记》讲的是师徒四人历经千难万阻取回真经的故事，西游文化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启示就是要想做成一件事，除了做事的决心以外，还要有拼搏进取，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善于因时因势而变，就一定能够成功。这也正是“淮河文化”思変与抗争精神的体现。

　　另外，以发掘自我生命根性去体悟天地玄奥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所写的取经历程，可以看作是对人的信仰、意志和心性的挑战以及应战和升华的历程。它破除了三教教义的神秘性和严密性，升华出超宗教的自由心态。

　　“大圣文化”在连云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海州（今连云港）是道教发源地之一。道家经典《太平青领书》就得于海州曲阳泉水上，云台山系的孔望山就是“三教合一”的名山。史书和方志皆记载，“三官出自东海”，因而海州地区是“三官”崇拜最为浓厚的地区。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经历了从“野猴”到“圣猴”的演变成长历程： 无拘无束、快乐至上的“野猴”——桀骜不驯、狂妄自大的“狂猴”——妖魔为伍、作妖作孽的“妖猴”——火眼金睛、机智勇敢的“神猴”——一往无前、斗战胜佛的“圣猴”。《西游记》流行后对“大圣猴”的崇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因为孙大圣有降妖除魔的本领，人们遇到困难，自然想到孙大圣。就连毛主席也有诗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火眼金睛、降妖除魔的“本领”，机智勇敢、一往无前的“精神”，战天斗地、无往不胜的“气概”——这便是大圣文化的内涵，也是人们信仰和崇拜大圣的缘由。

　　结合国家文旅融合战略来看，连云港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不仅有山海文化、淮盐文化等，还有名人文化、名著文化等，但西游文化绝对是连云港市的核心文化资源，也应该是连云港做好文旅融合的极好抓手。

　　在笔者看来，基于西游文化背景地、孙悟空的老家、《西游记》中花果山原型地等独特性西游文化资源，连云港特别需要合力打造《西游记》文化超级IP，特别是与大圣精神相关的IP。这是连云港市西游文旅发展以及全市文旅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连云港市提升文旅融合水平的必由之路。

　　具体的做法可以包括：

　　其一，做好文旅融合战略规划。包括设置研究机构、做好西游文化大课题，在做好西游文化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开展西游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定位研究，做好发展规划。

　　其二，发挥专家智库作用,凝练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从目前看，连云港市的文旅融合、文旅产品开发存在着文化内涵不够的问题，对地方文化的探索和挖掘不够深入,未得到很好彰显。

　　其三，以创意为黏合剂,对特色文化符号进行产品转化。如今，多元化、碎片化的现代文化孕育出了多元的群体,如果将《西游记》从创意产品开发、旅游景观设计、影视作品和演艺作品创作等方面加以利用，需要在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产业形态,增加文化商品的意义内涵，并借助现代科技增强产品的趣味性。

　　其四，营造氛围，强化城市文化的“西游元素”。

　　其五，做好“三动、三结合”。具体包括：做好政府“推动”、相关部门“联动”、景区与游客“互动”，注重虚拟世界与实体世界的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资源利用与景点开发相结合。

　　（作者系连云港市西游记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