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阐释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中国社会科学网联合开设【社科青年说·二十大精神笔谈】栏目，邀请青年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理论和学术优势，聚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聚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化、学理化阐释。

　　王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西方文论、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山东社会科学》《中国读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3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这项要求其实同样适用于外国文学研究。只有坚持正确的问题导向，外国文学研究才能更好地用好他山之石，学科创新才能更加务实，才能更有利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对外国文学研究来说，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与预先决定要用某种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有着本质差别。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理论热”对世界曾有过深刻的影响，但这些理论话语的产生都是有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不是可以随时挪用过来的绝对真理。近年来，一些理论话语逐渐丧失了真正的问题导向，和具体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实践严重脱节，很难再对文学创作产生真正的影响。反观我国，距离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深刻影响作家创作的时代也已愈来愈远，但不少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仍习惯于理念先行，预先决定使用福柯、德里达、阿甘本等理论家的理论，或是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生命政治、空间理论、女性主义等视域来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却忘记了文学研究是要解决为什么写和为什么这样写，什么样的文化和生存环境导致了这样的创作（风格）等问题，也没有思考研究对象是否适合这些预先决定要使用的理论。其结果就是不少青年学者闭关自守、自说自话，用一篇又一篇模式化的产物印证某种理论，却没有解决任何与我们有关，或我们真正需要了解的问题。

　　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学界日益推崇新文科建设、数字人文、科幻文学和生态文学研究。即使是在这些与我国软硬实力发展休戚相关的选题中，如果解决具体问题的导向被替换成为要创建某种新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结果便是不少研究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做解释、建立合法性，却较少落实到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进行实践，甚至有时还会偏离以文学为主的基本准则，忽视了文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比如，有的青年学者将所有虚拟世界都当作元宇宙，便随便选取一篇科幻新作大谈元宇宙。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在选择了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契合的生态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时，也常常因为缺少具体的问题意识，忽视了因地制宜的原则，没有去深挖具体文学作品所牵涉的不同地域、民族、社会阶层所处的具体困境，只会用千篇一律的“正确口号”来批判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这种研究又如何为我们一边努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边倡导绿水青山提供参考呢？

　　原本大有可为的选题，如果因为缺少问题导向变成制造误导读者的学术泡沫，岂不可惜？

　　需要指出，当前不少外国文学研究者对当代外国文学动态的了解，仍然还是聚焦于了解国外各种文学奖项，尤其是聚焦于了解和研究在欧美文坛获知名大奖的文学家们。这本无可厚非，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也应当意识到国外文学奖项并不能代表研究对象国的文学全貌，而且每一个国外奖项的设置，以及每次颁发背后都是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与我们应当践行的价值观往往并不一致。近二三十年来，欧美国家设立的文学奖项越来越多地关注那些曾经被殖民国家中接受过欧美式精英教育的作家，尤其是已经离开母国，旅居或入籍欧美国家的流散作家，以此来表现对曾经殖民行为的某种赎罪，并彰显自己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观。比尔·阿希克洛夫特等后殖民理论家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为“逆写帝国”，认为这是曾经的“边缘”逆写帝国“中心”的表现，是一种曾经身处边缘的他者的胜利。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却在证明，这些流散作家往往并不能充当曾经的殖民地和曾经的帝国之间最好的文化桥梁，因为除去在写作的语言上，为获得全世界更多读者的关注，他们常常会选择帝国的语言写作外，往往也会选择趋同于欧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其中一部分甚至会决绝地选择批判母国的传统文化、宗教习俗，以一种“弃暗投明”的姿态拥抱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另一些则更委婉高明一些，会以批判欧美现代化、倡导文学的世界主义等方式彰显自身文化他者的身份标签，实则并不想回归母国，而是以特殊的方式融入欧美文坛。对于这些情况，作为中国学者，应有自己清醒的判断，对具体的历史文化有起码的了解，不能盲目地肯定和赞扬所有获奖作家的所有言行、主张。

　　另外，随着社交网络的不断发展，世界上的极化思想也越来越容易地活跃在国际舆论场上，并发生各种碰撞。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学者，应当在外国文学研究中避免两种极端立场。

　　一种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即对少数、边缘群体无条件地支持，以彰显自己的包容与关爱，但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在舆论场或文艺界坚持“政治正确”的表现实际上是朱迪斯·巴特勒“操演”理论的现实升级版，亦即通过对边缘、弱势群体的精神支持来操弄自己的身份标签，显示优越性，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真心要为弱势群体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身份政治在文学、文化领域中的操弄，也会不断分化、割裂反抗的力量，让人们忽视发达国家和资本力量对发展中国家和下层民众的剥削、压榨，将精力耗费到小群体无尽的喊口号之中。受此影响，已经有一些青年学者将科研写作当成了不断叠加“政治正确”要素。另一种虽然相较第一种属于少数情况，但也不容忽视，因为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竟也不乏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部分研究者盲从这些极化思想，究其原因，还是在价值观上有所偏差，更多想的是如何站队、表态，而非解答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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