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基地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中国共产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主题开展研讨并推出相应理论成果，现遴选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启示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主题主线，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伴随着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党领导人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而且以独有的制度优势编撰了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导向的发展图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表明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发展的唯一选择，并为破解当今世界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优势

　　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寻求变革自强之路，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道路有了领路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经历了“一化三改”“四个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阶段，并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引下，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支撑，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现实，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初心使命，而且彰显了党领导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源自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的理性抉择。这一抉择首先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先从近代本土封建残余与西方殖民压迫的夹缝中争取民族独立，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前进道路。革命与发展共存的特殊国情意味着必须由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鲜明革命属性且最先进、最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政党来开辟道路。从矢志不渝的革命情怀中淬炼而出的发展理念注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现代化，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发展进程注重从群众实践中汲取智慧、凝聚人心，最终在物质和制度现代化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将在党的领导下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空前的群众参与度。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因为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时刻关注并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真实获得感问题。

　　后发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契机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奇迹，改变了西方现代化主导的世界发展格局。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道路的伟大成就是在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代差”中取得的。欧美发达国家早于中国开始工业化，在科学理性和技术更迭上具备先发优势。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殖民化将中国裹挟进其全球扩张进程中，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刻意束缚中国发展。先发可能制人，但后发不一定制于人，关键在于如何辩证地转化这种优劣关系。先发者及其模式选择可为后发者提供经验和教训，使后发者在学习和创新过程中降低知识和试错成本，进而在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后发者在追赶过程中既可能因简单仿效而陷入后劲不足的发展困境，也可能因合理扬弃而形成自主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后发者而言，沉迷于仿效而困于原创不足则难以改变先发者主导的发展格局，只有善于学习且坚持自主创新，才能在独特的制度和路径选择中真正扭转不平等的发展格局。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规模空前的“弯道超车”，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技术封锁和中苏关系破裂的困境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将客观不利因素转化为主观能动性，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发展契机。从困境中创造历史成就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清晰表明，其保持勃勃生机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善于审时度势而创造历史契机的战略能力。中国共产党总是能依据现实博弈境况，扬长避短，找到适合长远发展的最佳路径，从而化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

　　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开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现代化国家，并实现民族复兴，其挑战和风险之大是任何既有现代化模式不能比拟的。当前我国发展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改革中面临的矛盾、困难和风险仍然十分复杂。中国现代化进程要在机遇和挑战面前保持后发优势并实现赶超，就必须在借鉴有益经验的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坚持自主创新。改革与创新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改革在于突破体制瓶颈，为赢得战略优势、开启新的发展空间提供制度支撑；创新则在知识和技术层面挖掘增长潜能，将改革之势转化为具体的发展动力。

　　对于当前改革创新而言，其关键在于辨析历史方位，诊断发展瓶颈，明确解决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全面部署，侧重于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以巩固和深化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党的十九大则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及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科学判断，清晰认识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在需求满足同质化和产能过剩情况下，日益凸显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在对美好生活向往中多样且个性化的需求。解决方案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发展质量及效率变革。

　　发展体制和发展效能双重层面的深化改革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已形成了制度驱动创新的机制保障。创新以制度革新为引领，再反作用于制度改革，二者相互协调、持续发力，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活力，激荡起强劲的发展新动能。中国现代化通过改革创新展现出来的强大后劲正在促成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经济结构更优、动力更足，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引擎。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是维系中国现代化之全球竞争力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发展道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并存的复杂局面中，摆脱增长困境，不断创造奇迹的动力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世界意义。

　　形成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定义的新注解。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使得社会、文化制度和个体的形态和质态都发生了广泛而深远、持续而不稳定的转变，呈现为现代现象。从现代现象的形态结构来说，现代化一般指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回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何谓现代化是由西方国家来定义的。即使西方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危机——资本当道、低效民主、否决政治、多元文化冲突、种族矛盾、贫富悬殊等问题日渐凸显，也依然不改其对现代价值体系的信仰。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经历了早期的曲折探索，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它摆脱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窠臼，以“社会主义”为底色、以“中国特色”为标志。经济上，中国在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又保证了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和成果分配的普惠性。政治上，中国在从传统君主集权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渐次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又开放政治渠道，充分肯定和尊重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以体现社会公平和良好治理的代表制民主、实质性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迈于西方式现代化所标榜的多党竞争、票决与制衡的代议制“民主”、形式化“民主”、自由“民主”。正如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萨利茨基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概念才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树立了超大型国家探索现代化的新样板。与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社会复杂程度、历史文化传统影响等方面要大得多，把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带入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传统中国被动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曾走过一条寻求“器物—制度—文化”变革从而对西方式现代化亦步亦趋的道路。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彼时的中国在列国竞争中处于弱势，直面生死存亡的困境，现代主权—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第一要务。在民族危亡之际，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在1949年3月于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现代化”这一概念。他说，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是年10月，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各革命阶级通过革命的政治行动达成主权—民族国家的建构，由此走上了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西方式“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意味着，在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如坚持一个强大政党的领导，依据国情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把改革开放作为推进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现代化建设等。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新选择。无论是较早赢得独立，还是二战期间或战后通过解殖运动获得解放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一个“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中开启现代化的进程。这一非均衡结构本身是扩张性的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果，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寻求现代化摆脱不了的现实背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过程，而任何工业化又都绕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早发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后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赤裸裸的殖民掠夺和扩张完成了工业化初期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是后发植入式的，不得不面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难题。对于已经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统治—依附”结构中的他们来说，不可能再有通过掠夺其他民族、地域或国家来积累原始资本的空间，因而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仰赖外资，或者进行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历史表明，除少数从二战后两极格局下地缘战略重构的政治因素中获益进而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外，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走上了一条经济主权让渡（仰赖外资）—政治制度移植仿效（主权依附或羸弱）—深陷“发展陷阱”的坎坷道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基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发展意志，选择主要依靠内向型资本积累来推进工业化，走中国工业化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不断推进民生建设。尽管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发展的阵痛，但步入了持续发展的快车道，助推中国的和平崛起。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新选择。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已经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景可期。到那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多的支持者，一个更加成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闪耀全球。

应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外部挑战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叶丽萍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战胜了各种外部挑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实现长期生存、后发赶超和持续发展的典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发生共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如何把握和创造机遇，有效应对挑战，为中国国家治理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是党在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重大课题。

　　宏观视野：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党领导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重大考验，将深刻影响大变局的未来走向。

　　在政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转移治理能力不足引发的国内矛盾，纷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疫情政治化，其结果是各种假新闻和缺乏科学依据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在全球互联网传播，极大阻碍了国际抗疫合作，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风险。

　　在经济上，疫情使原本遭遇逆全球化浪潮冲击而低迷不振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各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各国自顾不暇，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为了提振经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疯狂印钞、大水漫灌，导致全球通胀压力激增。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中国抗疫绩效良好，国内秩序保持稳定，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这与我们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视野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要在把握世界变迁大势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矢志奋斗，主动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创造新奇迹。

　　基本遵循：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持续生存和非西方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典范，中国国家治理经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为了解释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东亚奇迹”而提出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也承认，执政党利用自身的组织结构将国家权力充分“嵌入”经济社会，以维持社会稳定、凝聚发展共识和统筹经济发展，是东亚国家从非西方国家中脱颖而出的关键经验。许多非西方国家虽然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地位，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难以有效控制领土人口和发展经济社会，很容易深陷不断复发的内乱内战，或者反复遭受外部干涉和入侵，从而使国家主权名存实亡。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中国能够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顽强生存下来，并保持社会主义本色、化危为机，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最终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对世界秩序变迁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中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的基本遵循，更是中国能够持续和平发展并惠及整个世界的根本保障。

　　根本路径：“发展自己，造福世界”

　　中国的近现代史和百年党史，就是在应对外部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的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家实力、人民自信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产生的国际示范效应，以及中国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处理国际事务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紧密相连。当今世界没有哪一国家能脱离国际合作而独善其身，无法有效治理自身经济社会的国家也不可能为构建与维持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贡献积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一个国家的世界秩序观植根于其国家治理经验。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资本积累和对外扩张的国家治理驱动力长期牵引的必然结果。中国主张建立的世界秩序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世界秩序观上的延伸，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必然要求。党和人民深信，“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只有通过不断发展自身，提高“兼济天下”的能力，确保发展始终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的外部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外部威胁，并持续创造中国发展所需的有利外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作为历经磨难和考验的百年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必将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有益的国家治理经验和智慧，并且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