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近年来，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组织广州地区党史专家以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为重点，开展系列党史研究，推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这一重要研究成果。丛书的出版，是广州社科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具体实践，为广大读者学习党史提供了一部有深度有特色的参考教材。

■《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

　　大革命时期，随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广州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党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璀璨明珠。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组织广州地区党史专家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对中共三大与大革命时期的广州革命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既拓展了广州革命历史研究的空间和视野，也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彰显了广州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欧阳淞

　　以广州为中心的大革命风暴，蔓延全国，声势浩大，有力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极大地推动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持续发展，随着以广州为重要基地的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涵盖广州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组织、重要机构，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与普及性的高度统一，以深入的发掘、深厚的资料、深邃的研究、深刻的阐述，再现广州作为大革命中心的历史画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原副局长 薛庆超

　　20世纪20年代广州大革命运动，规模大，影响广，意义深远，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绚丽多彩、可歌可泣的篇章。《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深入分析广州的政治环境及社会历史条件，客观评析广州这座城市在党史、革命史上的地位作用，特别是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创建革命武装和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先行作用，以期再现广州在百年党史上的辉煌，为广大读者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可信可读的本子，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经验和精神动力。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曾庆榴

中共三大：开启统一战线先河

◇姚金果

■《中共中央在广州：中共三大研究》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这实际上提出了党史研究科学化的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研究与学习教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党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坚持全面看待历史、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历史事件及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近年来，党史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研究重要指示精神，将中共三大置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努力挖掘史料，深入探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力求全面、客观反映中共三大会议的全貌，深刻展示中共三大在中共党史、中国统一战线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中共三大研究的系统性、客观性和创新性的特点，将中共三大历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第一，系统性。以往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统一战线的决策及其影响上，近期的研究成果聚焦国共合作统战决策及其实现的同时，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中共三大对国民革命战略方针的提出，基于中国社会和各阶级状况分析的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发展路径的探索，以及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法规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进一步规范等方面，使关于中共三大的研究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相关成果按照党代会研究的六大要素，即背景、文献、过程、事件、人物、影响（意义）研究，详细地分析了中共三大召开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国共党内合作方案提出的来龙去脉；具体阐述了中共三大酝酿、筹备和召开的过程；通过对中共三大制定的党章、党纲和相关决议，包括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和对中共三大的指示等文献梳理和研究，揭示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同时，将中共三大有关的重大事件研究和重要人物研究，如广州会议、西湖会议，马林、达林、孙中山、陈独秀等，融入中共三大会议的背景、筹备和举行过程的阐述之中，较好地实现了中共三大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第二，客观性。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精神，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共三大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对中共三大的决议、方针、政策、人物、事件等作比较客观的记述和公正的评价，准确把握中共三大取得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揭示大革命高潮的兴起与中共三大的必然联系。同时，对学界有关学术争论也给予积极回应，如对陈独秀是否存在“二次革命论”问题作出了客观评价；对仍有分歧和争议的中共三大代表人数和具体名单进行了考证；对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评价，包括“颠覆论”“失败论”“最佳论”和“唯一论”等不同观点作出客观分析，使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该书既充分肯定中共三大取得的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决策、确定国民革命战略任务、探索民众运动和党的建设发展路径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又正确指出中共三大对党的领导权等问题认识上的不足，使研究的结论更客观更正确；既反映了国共“党内合作”决策的艰难，也反映了党代会的民主氛围，反映了年轻共产党人既遵守组织原则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又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反映了共产党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如有些研究所述：“共产党原本主张党外合作，后来转而同意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固然是充分考虑了孙中山的要求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被迫地、简单地迎合孙中山的要求，也不是盲目顺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基于对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与统战策略的理解，基于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分析，意识到党内合作于中国革命事业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从而使结论更贴近史实。

　　第三，创新性。党史界对中共三大关于国民革命问题认识的深化及其对孙中山相关思想的超越、关于国共合作决策激烈争辩、关于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关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成败得失等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上不乏新意。尤其在充分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归纳和阐明了中共三大实现中共党史上的四个转变，即由“社会革命”向“国民革命”转变；由“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转变；由“秘密状态”向“公开状态”转变；由“党的创建时期”向“国民革命时期”转变等，这些分析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强调全体党员注重学习党史、国史，“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会议，在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制定党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选举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莫岳云教授等著的《中共中央在广州：中共三大研究》一书，正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研究重要讲话精神成果的结晶，上文所述的近年来中共三大研究的系统性、客观性和创新性，集中体现在该书中。该书详尽记述了中共三大的社会背景、酝酿、筹备、召开的整个过程，充分展示了中共三大取得的重要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共三大及其重要成果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通过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的战略决策，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的历史源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担当。该书内容系统、史料翔实、论述严谨，融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为一体，是一部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研究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返聘研究员）

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的生动体现

◇吴原元

■《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对于我们从“人民”的角度去学习、研究党史，进一步巩固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工人群体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各项事业不断胜利的主力军，更是我们党在建党初期的最主要依靠力量。由此，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的早期先进分子不少来自工人阶级，党成立后也把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因此，工人构成了早期“人民”视角的主要部分，研究早期的中共党史与中国工人运动史密不可分。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在我国有着深厚而扎实的基础，从我们党创建之初，便有一批工运领袖投身于工运史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各工会组织、高校、社科院、党校为代表，成立了各级各类“工运史研究室”“工运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工运史资料和工运史研究丛书，如《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国工人运动文献汇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中国工人运动史》等，总字数数以亿计。这些重要的文献汇编与研究成果，不仅反映了中国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而且紧紧围绕党的性质与宗旨，为推进中国工运研究打下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学习、宣传、教育、研究工作，号召广大党员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践行初心使命。学术界理论界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不断组织出版了一大批重要的党史文献和党史论著，重要问题研究不断推进，为正确把握党领导工运事业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拓展党史与工运史研究新领域，开阔了学理视野，呈现出新气象。

　　1922、1925、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党史、工运史上的重要事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前人从工运史、广东地方党史的角度分别对这三次重要大会开展过研究，而将这三次大会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三者的背景、经过、影响，以及与中共党史、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地方史之间的内在关联，尚属第一次。该选题综合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确立领导地位的历史过程，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

　　《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书基于上述工运史研究的既有成果，结合近年来新出版的党史文献、广州地方史文献、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以及各种当时的报刊、档案资料，对于这三次大会召开展开了较为精细的研究。从“人民”的视角而言，该书对于进一步厘清党的早期历史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扎实理解党来自于人民的科学论断，提供了新的学理依据。在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中第一次大会出席代表162人，代表着100多个工会团体约27万多名会员；第二次大会出席代表281人，代表着166个工会团体的54万名会员；第三次大会出席代表502人，代表着699个工会团体的124万名会员。可以说，工人构成了这三次大会的主体，也很好地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主领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气势。而仔细考察在此前后中共党员的数量从建党之初的50多人发展到大革命失败前的57967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工人阶级，进一步说明党的早期发展与工人运动同频共振，以及党与人民的血脉联系。

　　《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书，不仅整体上展现了大革命前后在多种因素交互影响下党史与工运史的密切关系，而且细致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劳动大会中的重要作用。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发起并主导了在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赢得了中国工人的充分信任；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主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工运主张，为中国工运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从确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的总通讯机构，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再到制定全国工人运动的总策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通过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确立了对中国工人的领导地位；从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到大会通过决议加入赤色职工国际，援引赤色职工国际的经验制定中国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层面上已走向国际化。这些具体的事实无疑需要学术界理论界去深入发掘，具体的结论无疑需要建立在细密的史实考证基础上，若没有扎实的文献基础以及对党史、工运史的充分把握，则很难有效得出创新性研究结论。

　　在鲜明的党史关怀之外，《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书还注意展现与中国工运发展史、广东地方史、国际工人运动史之间的关系。从三次大会相关背景的阐释、内容的呈现以及对大会影响的分析，该书都很注重将三次大会放到三次全国工运高潮中，联动式观察大会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的指导意义；放到广东作为国民革命大本营的特定场域中，具体观察三次大会与粤港澳的特殊地域关系，以及与国民党各政治派系的斗争与联合；放到中国工会在党的领导下与以赤色职工国际为代表的国际工人运动的交往中，将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会议史”与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国际网络分析相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工运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这种处理方式，展现出该书作者团队的大视野与大格局。

　　总之，《广州召开的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书的正式出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史、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地方史研究的新进展，体现了学术界理论界党史学习教育的新成果。该书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对于正确认识党对工人运动领导地位是历史必然的结果，对于深刻理解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