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目前，在建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基本上都位于我国北方地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于2022年1月正式启动，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13个省区市。而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流域尚没有设立国家文化公园，这一现状与珠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不匹配。

　　珠江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珠江文化”既是一个地理上的流域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生成的文明与文化概念。从地质学角度讲，珠江的形成，是由于青藏高原东南部隆升和中国东部地形倒转。珠江流域形成于约3000万年前，是由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组成的复合流域，是我国第三大河流，水量仅次于长江，居全国第二。

　　珠江水系具有复合水系特征，与由单一干流构成的黄河水系、长江水系明显不同。此外，珠江流域所涉海岸线绵长，海港众多，海上贸易频繁，对外交往活动覆盖面广且历史悠久。正因此，珠江三角洲的自然环境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沟通了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呈现出通江达海的鲜明特色。

　　珠江文明同样源远流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西百色境内先后发现了23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石器散布点。2000年3月3日出版的美国Science杂志公布了其同位素年代为80.3万年，认为百色旧石器的发现为人类起源再添新证。2013年发现的广东云浮市郁南县磨刀山遗址，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年代距今约70万—50万年。1958年在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马坝人”遗址，距今约10万年。在珠江三角洲附近，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达700余处。距今约7000年的环珠江口咸头岭文化，表明岭南地区明显受到长江中游地区史前遗存等西北方向文明的影响。而距今约6000—5000年前高明古椰贝丘遗址时期，明显可见来自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因素。距今约5000年的石峡文化，则受到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上述人类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历史图景，也说明南岭并非难以逾越的天险，而是南北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

　　进入西周之后，岭南文化在发展中不断融合中原文明。粤东地区浮滨文化遗址、潮州和梅州大埔等地，均发现了夏商之际的原始瓷，让后世见证了岭南史前高温印纹陶和先秦时期原始瓷烧造技术的高超之处。春秋战国时期，百越和中原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这可以从在今饶平、大埔、普宁、潮阳、揭阳等地出土的仿中原青铜器花纹的陶器以及在今始兴、曲江发现的与中原及楚国出土物相似的铁斧、铁锸等得到证明。而在东江流域内的缚娄古国遗址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龙窑窑址，其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陶器和水晶等文物，实证了岭南在秦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明。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8年派屠睢率领40万秦军兵分五路进攻百越，经过3年多的战争将岭南正式划入中央王朝版图。秦末，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际，封关绝道，兼并岭南的桂林郡、象郡，于公元前204年正式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南越国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福建（小部分地区）、海南、香港、澳门地区及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南越国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王朝政权，奠定了今日岭南的基本范围。南越国建立伊始，赵佗实施“和辑百越”政策，引入中原农耕技术与先进文化，使岭南地区迅速从百越征战、刀耕火种的氏族社会平稳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同时，南越国时期的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引入岭南以至中原地区。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南越再度被纳入了中央王朝版图，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汉魏六朝时期的岭南，是越人及其后代乌浒人、骆越人、俚人、僚人等土著民族活动的地区，而北方人士则通过戍守、谪宦、迁移等途径来到岭南，民族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的发展。

　　广东粤西地区的越人首领冼夫人，经历过梁、陈、隋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唐宋时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对岭南商贸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岭南商业蓬勃兴起，岭南商业文化与海内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宋岭南封建经济的兴盛，也拓宽了岭南文化与海内外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岭南文化固有的重商、开放等特点，文化因此得以进一步提升。曲江张九龄开唐诗“清淡”一派，六祖惠能创禅宗南派，推动佛教中国化，是这一时期岭南文化对于中华文化作出的独特贡献。明清时期，岭南文化进一步吸收由中原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诞生了陈白沙、湛若水等心学大家，开创了明代心学先河。由南园五先生开创的岭南诗派，绵延六百年不绝，且与吴中、越中和江西诗派并驾齐驱，成为明清诗坛的独特风景。近代以来，岭南人因地利之便而最早睁眼看世界，孕育出以梁廷枏、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岭南因而成为中国维新改良和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珠江”在近代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实验精神与改革活力的高度象征性文化符号。

　　伴随珠江流域的进一步开发和岭南文化的发展，“珠江文化”概念逐渐形成。“珠江”的称法最早见载于明代嘉靖年间，但明清时期的珠江仅指广州白鹅潭至虎门的一段约70公里的河道。清代道光二年（1822），阮元所作《广东通志》写道：“珠江，源于三江，合流于城南，中有海珠石，是谓珠江，一名沉珠浦。”由于这一河段靠近广州市区，所以相关的文献记载和文学书写层出不穷，以地域特色为标志的“珠江文化”概念逐渐形成。1926年3月，郭沫若到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任教时发表《我来广东志望》一文称：“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郭沫若不仅明确提出了“珠江文化”的概念，而且赋予了其成为“改造中国”的动力的期望。随着近代水利事业的发展，珠江发展为流域概念。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水政，设立珠江水利局，在全国水利系统内明确了珠江流域的含义。到20世纪80年代，广东经济文化地位因改革开放而崛起，珠江文化的概念得到了高度重视。80年代中末叶，一批致力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了“珠江文化”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中华海洋文化的代表。世纪之交，以黄伟宗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成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并且集结学者们10年学术成果，出版了300万字的巨著《中国珠江文化史》，填补了中国珠江流域文化史空白。

　　将珠江文化融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鉴于珠江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功能和现实价值，珠江流域的联动与发展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2003年以来，由广东省倡导并得到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八省（区）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响应和大力推动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即“9+2”），已经引起了相关地区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2014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了《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以珠江—西江干线航道为主通道，构建互通两广、连接东盟、通达港澳、辐射云贵、江海联运的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标志着珠江水系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建立珠江国家文化公园，是对上述规划的进一步落实与提升。站在人类文明和国家文化的宏阔视野，对珠江全流域的文化进行整体保护和建设规划，无疑具有更为重大的战略意义。

　　总而言之，珠江文化的复合性、海洋性、开放性等特征在中国文化中自成一个系统，有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内涵，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元。因此，设立珠江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珠江文化带标志性的自然、历史、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通过推进有效保护、传承与利用，塑造重大文化标识，赓续中华文脉，记录民族复兴进程，展现珠江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从而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形象，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岭南诗歌文献整理与诗派研究”（15ZDB07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院长）

                    ■广州珠江公园           本报记者 李永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