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料寿将不永，作《子刘子自传》自述家世及生平遭际。该文谋篇布局存在头重脚轻之嫌：以永贞革新失败为界，刘禹锡此前数年政治生涯被详细叙述，占篇过半；而被贬后近四十年的任职经历却以寥寥数句略陈梗概。刘禹锡如此安排，概因后一段仕宦历程，即使载入史册，亦不会存有争议，可简笔记之；而关于他参与永贞革新的前因后果，其时未明情由的指责甚多，为免身后谬种流传，便寄望以此自传来为己作此生最后的辩白，足见他对永贞革新前后的遭遇始终未能释怀。

　　事实上，在自传之前，刘禹锡就每每为己辩白：

　　臣性本愚拙，谬学文词，幸遇休明，累登科第。出身入仕，并不因人。……亦缘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竞生口语，广肆加诬。（《连州刺史谢上表》）

　　臣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德宗皇帝记其姓名，知无党援，擢为御史。（《夔州谢上表》）

　　臣本书生，素无党援。谬以薄伎，三登文科。……实无朋附。竟坐飞语，贬在遐藩。（《苏州谢上表》）

　　臣起自书生，业文入仕……臣素乏亲党，家本孤贫。……曾经诬毁，每事防虞。唯托神明，更无媒援。（《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

　　类似表述不一而足。刘禹锡一再强调自己入仕全赖文才出众，素来无亲党援引助力，入仕后亦孤直无党，全因才华出众而受他人嫉妒诬毁。对于刘氏的自我辩白，时人及后世常鄙夷之，认为此乃刘氏在罹祸后的推诿责任之托词。然于刘禹锡而言，此恐非推诿塞责，而确是其本心之论。

　　假如说，上引谢表文书是呈现于公共视野的文章，难免言辞冠冕、夹杂虚言，那么，刘禹锡排遣愤懑的诗作所述，当比较能看出其真实想法：

　　纷吾本孤贱，世叶在逢掖。……功名希自取，簪组俟扬历。……巧言忽成锦，苦志徒食蘖。（《游桃源一百韵》）

　　叫阍道非远，赐环期自赊。孤臣本危涕，乔木在天涯。（《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

　　清白家传远，诗书志所敦。……一失贵人意，徒闻太学论。（《武陵书怀五十韵》）

　　以上皆为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的抒怀之作。诗人强调自己出身孤贱，如弱植无乔木可依，只凭诗书自振，获取功名。在“徒闻太学论”一句中，刘禹锡以东汉党锢之祸典故来喻己冤坐党累，这说明他完全不认同时人对他“朋邪近利”的指责。可见，刘禹锡“素无党援”的辩白，当非掩罪虚言，而是他的自我体认。

　　尽管刘禹锡辩“素无党援”，但在时人舆论中却无甚作用。而且，此辩白还有可能给刘禹锡招致更严重的指责。毕竟，刘禹锡向来认为，他受朝廷重用全赖自身才华及能力，而未仰仗权贵之力。然以杜佑、权德舆为代表的重臣曾为之延誉，事实上也是一种援引。“素无党援”“业文入仕”之语一发，无疑抹杀了前辈文人的奖掖之功，由此也折射出刘氏早年孤高自恃、未善解恩义的性格缺陷。刘禹锡仕途得意时锋芒显露而忘提携之恩，一旦失势，昔日延誉者难施援手，这一点从刘氏与权德舆、杜佑的交往中可以看出。

　　第一，与权德舆的交际。刘氏因父辈之故，年少见赏于权德舆。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一试而第，次年登宏词科而授官，科场顺畅。权德舆对其才华甚是推许，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曾盛赞“彭城刘禹锡实首是科”，又追忆刘禹锡总角时“已习诗书”。

　　关于权德舆等人的推许，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中也曾提道：及冠，举秀才，一幸而中说。有司惧不厌于众，亟以口誉之。长安中多循空言，以为诚，果有名字，益与曹辈畋渔于书林，宵语途话，琴酒调谑，一出于文章。

　　刘禹锡入京科考，有司“亟以口誉之”，为其造势，刚开始刘氏尚对此举存疑，登科后欢欣鼓舞，以文章与朋辈调谑往来，字里行间却未显见酬谢“有司”延誉之意。刘禹锡登科后，因得权德舆推许，曾被时人目为权之“门客”。然而，观刘氏存世诗文，除却登科后所作《献权舍人书》，竟不存其他投献权德舆之作。

　　反观权德舆，尽管他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盛赞刘禹锡文才，但其文集中竟不存与刘禹锡往来之作。后刘禹锡远贬，元和初官至宰相的权德舆选择袖手旁观。由此可推知权、刘二人初相得而后疏远。究其缘由，概因刘禹锡在登科之后过于自负，既未酬谢前辈推誉之恩，又未能与之保持沟通和交流。

　　第二，与杜佑的交际。刘禹锡年甫及冠即为杜佑草奏，在《上杜司徒书》中，刘禹锡言：“小人自居门下，仅逾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无遁逃。言行之间，足见真态。”可知刘禹锡早入杜佑门下，进士及第丁父忧后正式成为杜氏僚属，至永贞革新失败为止，二人过从逾十年，但后因流言谗毁而彼此疏离。刘禹锡落难且以《上杜司徒书》求助，而杜佑不发一声，孤高的刘禹锡在此后七年间都愤而不复与之书信往来，直至元和七年接到杜佑主动来信，方才复以《上杜司徒启》述说衷情。

　　二人因何流言而生嫌隙，据《子刘子自传》或可推测，刘禹锡于永贞革新炙手可热之际，或有流言中伤其心高气傲，鄙薄旧主，为求荣耀而入京攀附新贵。此外，刘、杜十年宾主，关系亲密，概刘禹锡知晓不少杜佑私密事。脱离杜佑幕府后，刘禹锡若于不经意间泄露一二，杜佑衔恨之，也不无可能。试以韦绚《刘宾客嘉话录》“杜佑自污”一则来看：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着一粗布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司徒深旨不在傀儡，盖自污耳。”杜佑与幕僚闲聊而口无遮拦，言谈内容当属私密，不足外传，然刘禹锡却外道之，诚是不该。瞿蜕园在解读此段材料时指出的“禹锡言外之意，颇鄙佑之为人”，不无道理。

　　昔年刘禹锡初登政坛，目标远大、个性孤高，在诗作《白鹭儿》中，刘禹锡以白鹭自喻，自命品格清高，傲视凡俗，鄙薄“众禽喧呼”般无所作为的俗吏。其《华山歌》中亦有“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钥”“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等句，气颢辞宏而暗讽庸碌高官。刘氏孤高如斯，外加偶然泄露杜佑私密事，若经有心人挑拨，足以使杜佑衔怒于心。

　　由刘禹锡与杜佑、权德舆的交往来看，早年刘禹锡个性强烈，自命不凡，认为科场顺畅、仕途通坦乃是依靠一己文才，并未深晓前辈延誉之力，自然也未能很好地酬恩报义，因此凉了前辈扶持之心。当政治灾难来临之际，无人援助也应在意料之中。而这种无人援助的绝望，反过来也强化了刘禹锡“素无党援”的自我体认。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